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馬丁·古茲曼(Martin Guzman)
7月30日，阿根廷債權人沒有收到該國2001年違約后經歷重組的債券的半年利息。幾天前，阿根廷在紐約梅隆銀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存入了5.39億美元。但該銀行無法把這筆錢轉給債權人：美國聯邦法官葛里薩(Thomas Griesa)判決，在連本帶息足額償付拒絕重組的債權人之前，阿根廷不能償付接受重組的債權人。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國家愿意也有能力支付債權人，卻被法官阻撓。媒體稱之為阿根廷違約，但Twitter標簽更加正確——“葛里薩違約”(Griesafault)。阿根廷履行了其對國民和接受重組的債權人的義務。但葛里薩的裁決卻在鼓勵高利貸行為，威脅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也踐踏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資不抵債的債務人需要重新開始。
主權違約是一個常見現象，原因多種多樣。就阿根廷而言，2001年的違約起因是20世紀90年代積累了太多的主權債務，而這又是拜“華盛頓共識”所賜。債權人相信，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經濟改革能讓阿根廷走向富裕。這場實驗以失敗告終，阿根廷也經歷了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衰退從1998年一直持續到2002年。最終，創紀錄的57.5%的阿根廷人陷入貧困，失業率也一飛沖天，達到了20.8%。
阿根廷通過兩輪談判(2005年和2010年)重組了債務。92%的債權人接受了新協議，并獲得了與GDP掛鉤的替換債券。對阿根廷和接受重組的債權人來說，這一新協議相當成功。阿根廷經濟實現了騰飛，GDP掛鉤債券的償付情況也非常不錯。
但所謂的禿鷲投資者看到了攫取更大利潤的機會。這些“禿鷲”既非阿根廷長期投資者，亦非認為華盛頓共識能夠奏效的樂觀派。他們無非是投機客，在2001年違約時猛沖下來，以面值的幾分之一從恐慌的投資者手中收購債券。然后，他們把阿根廷告上法庭，要求獲得100%的債券價值。對沖基金艾略特管理公司(Elliot Management)旗下的NML資本公司在保羅·辛格(Paul Singer)的帶領下于2008年花了4800萬美元購買這些債券;根據葛里薩的裁決，NML資本公司現在應該獲得8.32億美元——回報超過1600%。
如此高的回報部分是因為禿鷲投資者要求獲得過去的利息，而對一些證券來說，其中需要包含國家風險溢價——當違約概率較高時，債券發行就必須提供更高的利率作為補償。葛里薩認為這是合理的。但是，從經濟上講，這毫無意義。當一國為其債務支付風險溢價時，這意味著違約成為可能。但如果法庭裁決一國永遠必須償付債務，就不存在需要補償的違約風險。
根據葛里薩的要求實行償付會毀掉阿根廷經濟。NML資本公司和其他禿鷲投資者只占債權人的1%，但總共可以獲得15億美元。其他堅持抵制的債權人(占債權人數量的6.6%)可以獲得150億美元。而由于債務重組規定所有接受方案的債權人都可以要求與堅持抵制的債權人相同的條件，因此阿根廷可能會多付出1400億美元。
這樣一來，每個阿根廷人都會背上3500多美元的債務——相當于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若是在美國，這相當于強迫每個公民付出約兩萬美元，而這筆錢幾乎全部流入了少數企圖榨干這個國家的億萬富翁的腰包。
不僅如此，信用違約互換(CDS)的存在使得禿鷲投資者還有進一步獲利的可能。CDS相當于違約保險，在債券無法償付時賠償持有人，它可以產生巨大的回報，不管債券是否被償付——從而刺激持有人達成協議。
7月30日，禿鷲投資者發動了一場恐嚇行動。他們說，13年后的第二次違約將是阿根廷的一次重大退步，威脅到脆弱的國家經濟。但他們的論斷有一個前提：金融市場無法區分違約和葛里薩違約。幸運的是，金融市場有這個能力：不同類型的阿根廷公司貸款的利率并未對此事件產生反應。事實上，7月30日的借貸成本低于全年平均水平。
但是，最終葛里薩違約會帶來高昂代價——相對于阿根廷，全球經濟和需要外國融資的國家受影響更大。美國也會蒙受損失。美國法院已經成了嘲弄對象。一位觀察家指出，顯然葛里薩根本不明白此事的復雜性。大肆掠奪美國窮人的美國金融體系要把觸手伸向全球。主權債務人不會——也不應該——相信美國司法的公平和勝任能力了。這些債券的發行市場會轉向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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