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版“積極和平主義”疑云

　　8月15日是日本第69個戰敗日，像去年一樣，安倍首相當天在千代田區武道館舉行的日本戰歿者追悼儀式上，再次未提1994年村山富市以來日本歷代首相必提的“加害責任”，且以“和平誓言”替代“不戰誓言”，令人懷疑這是為明年日本戰敗70周年發表“安倍談話”做鋪墊。《東京新聞》報道指出，鑒于安倍打著“積極和平主義”旗號改變日本安保軍事政策，“和平誓言”與“不戰誓言”有著本質區別。

　　安倍是和平愛好者嗎?2013年9月12日，安倍在日本“國家安全戰略”專家座談會上首次提出其“基于國際協調立場出發的積極和平主義”，此后更多番力推這一理念。安倍宣稱“積極和平主義”是日本“21世紀應當背負的重大使命”、“21世紀應該樹立的招牌”。但綜觀他一年來的所作所為，可疑之處不勝枚舉。

　　“不排除軍事介入的和平”

　　美國歷史學家昆西·萊特1942年在《戰爭研究》一書中提出“積極和平”與“消極和平”的概念。此后，挪威和平研究學者約翰·格爾騰進一步將“消極和平”定義為“非戰爭狀態”，將“積極和平”定義為“不僅沒有戰爭，也意味著消除了貧困、剝削、歧視等結構性暴力的狀態”。

　　而安倍版“積極和平主義”主要指日本基于國際協調主義的基本精神與原則，通過更好地行使集體自衛權，把維護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周邊和平，與爭取和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有機地聯系起來。

　　顯然，安倍的“積極和平”是“不排除軍事介入的和平”，而要達到此目標，日本首先須通過修改憲法解釋或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來實現自衛隊的海外任務常態化和行使集體自衛權。

　　日本和平憲法頒行近70年，迄無一字更改，這主要是因當初美軍將修憲門檻設得很高，比如參眾兩院各2/3多數通過后還得付諸全民公決。而在多年實踐中，日本已逐漸架空憲法的部分條文，比如1954年建立自衛隊突破了“不保持武裝力量”的規定，1992年在聯合國維和旗幟下自衛隊開始走向海外，21世紀初以反恐為名頻頻向沖突地區派遣自衛隊。朝鮮的遠程彈道導彈問題升溫后，當時的安倍、麻生政府又以幫助攔截朝鮮射向美國的導彈為由，攛掇美方同意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2010年釣魚島危機出現至今不退燒，安倍遂以渲染“中國威脅”來兜售其所謂的積極和平主義。

　　2014年7月1日，安倍內閣沒有尋求按正式程序的方法，而是根據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掛帥的“重新構筑安保相關法律基礎懇談會”的建議，通過臨時內閣會議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從而使得日本在3種情況下可以開第一槍。由此，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邁出關鍵一步，日本重新成為“能進行戰爭的國家”。

　　和平的偽飾

　　安倍版“積極和平主義”要成立，須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為前提。正因如此，在安倍政府宣布以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這一決定后，多國媒體均不感意外。

　　坦率說，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從法理上看無疑是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國際文件法律效力的公開質疑，但除了美國，其他國家今天要想徹底阻止日本突破和平憲法、實現軍事崛起，手中的牌并不多。人們更多是擔心：照此發展，安倍內閣的下一個動作是什么?日本“轉正”后，對亞洲的和平是福還是禍?

　　相關擔心并非杞人憂天，中韓等國在并非遙遠的記憶里，經歷過多種包裝亮麗的日本式擴張。比如殖民朝鮮時提出“內鮮一體”，偽滿洲國的“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等等，都是打著“文化認同”旗號進行的資源與利益掠奪;又如日本一度將自身從一個侵略他國的殖民國家，裝扮成受西方殖民主義傷害和奴役的亞洲一員，在“解放與復興亞洲”的口號下使自己的侵略行為正當化，至今這種論述還殘留在靖國神社的游就館里。

　　退一步說，即使“積極和平主義”的提出在學理上亦無不可，現實中安倍內閣所表現出的種種標準右翼姿態也令人警醒。“侵略定義未定論”、“慰安婦必要論”等論調的盛行，對“村山談話”的變相拆臺，都讓東亞諸國有理由擔心：安倍這個所謂“積極和平”的邏輯，是否認為日本在戰后69年里奉行和平憲法的做法，其實是“消極”而不可取的?

　　的確，戰后的日本表現出極為復雜的二重性：一方面奉行專守防衛、無核三原則、武器出口三原則，成為國際社會的“公民典范”(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語);另一方面，除重復1993年河野談話、1995年村山談話的基調外，日本政府不愿對二戰做進一步的反省和道歉，卻極言戰爭給日本帶來的災難，尤其強調自己的“原爆”唯一受害國身份，因而強調要和平，甚至將戰敗模糊成“終戰”。加上安倍兩次作為首相的言行同樣呈現這種“和平的偽飾”，若對安倍版“積極和平主義”持綏靖態度，將促成何種局面的產生?即便是美國和歐洲國家，也當深思這些問題。

　　多方警惕

　　“積極和平主義”甫一出臺，日本在野黨就懷疑其不過是安倍借以修憲的“高尚”理由。民主黨黨首海江田萬里說，“積極的和平主義”是“企圖以和平的名義把軍事力量擺到臺面上來”。共產黨書記局長市田忠義批評道：“這不是和平主義，而是好戰主義。”盡管在野黨的力量遠不足以挑戰安倍內閣，部分日本人也不一定從根本上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但安倍強行解禁的手法卻引起越來越多日本人對“積極和平主義”產生疑慮。8月4日，157名憲法學者聯名抗議，認為“在不經國會審議和國民討論的情況下，僅憑一屆政府的判斷就顛覆60多年來歷屆政府積累和沿襲的憲法解釋，堪稱一種暴行”，要求撤回內閣決定。

　　令日本民眾更為不安的是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會挾持國家走向何方。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后，約54%的核爆受害者在共同社的問卷調查中表示反對解禁，其原因回答最多的是“會出現戰爭的危險性”，占79.9%;其次為“將無法阻止日本向著積極動用軍力的方向發展”，占66.8%;“自衛隊可能會有人員犧牲”，占50.8%。顯然，日本民眾已從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里嗅到了危險的味道。

　　或許更令日本有識之士警覺的是，安倍以修改憲法解釋代替修憲，是因為知道無法在修憲的公眾討論中占據上風，才以臨時內閣會議的決定代替，那么，是否意味著修憲的大事亦可如此暗箱操作?安倍會否以更多的借口渲染日本處于嚴峻的安保環境，來壓縮公眾辯論的空間?

　　在國際上，安倍的“外交化妝術”固然可以討好部分西方國家，卻在中韓這里行不通。有報道稱，中國領導人早前在會晤替安倍“捎話”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時連發四問，要求日方解釋安倍到底想對中國做什么，他用來牽制中國海洋發展的“法律支配”一詞有何含義，日本決定行使集體自衛權究竟有何目的，“積極和平主義”到底何指?足見中方對安倍的言行疑慮重重。

　　不僅如此，安倍幾次三番貌似低姿態表示要努力修補日韓關系，卻在慰安婦問題上矢志推翻日韓政府早年達成的諒解，這也讓韓方看穿了他的把戲。由于原日軍軍人吉田清治關于日本當年曾在濟州島把200名年輕朝鮮婦女強擒帶走的演講是“孤證”，當初報道強征一事的《朝日新聞》今年4~5月再派人前往濟洲島求證，訪問了40個高齡老人，還是找不到與吉田相符的證言，最終該報于8月5日承認當年“誤報”。安倍曾稱“吉田清治是個騙子，《朝日新聞》卻把他寫的關于慰安婦的書像事實一樣進行錯誤報道，使得問題鬧大”，現在日本右翼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試圖以一個真相方面的瑕疵否定東亞數十萬女性曾被迫充當慰安婦的史實。對此，韓國外交通商部計劃新成立日本課，專門處理日本歪曲歷史的相關問題。

　　可見，安倍版“積極和平主義”及其被人為操縱的強推手法，已日漸引起多方警惕。想來安倍也清楚，不管“和平”前面加上什么修飾，真正的和平都不可能繞開歷史來操作，而必須通過有誠意的對話與檢證來建立。至于公然支持早被定論為“自殺性恐怖襲擊”的神風特攻隊申遺，這或許有助于安倍減輕其沉重的家族包袱，卻無助于實現其標榜的“美麗的日本”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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