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8月15日發表題為《美國仍有“當頭”的意愿嗎?》一文，作者為德國《世界報》報業集團華盛頓分社負責人克萊門斯·韋京。文章稱，華盛頓擁有不少柏林所沒有的東西，很奇怪，雖然德國的全球角色日益提升，但自冷戰結束以來，德國議會中公開宣稱的外國專家人數穩步下降，現在處于歷史最低水平。
文章稱，華盛頓的情況大不相同。雖然有很多人在談論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出現歷史性衰落，但那座城市擁有大量外交政策智庫、國際機構和大學項目。華盛頓感覺像是全球政策討論的中心——至少眼下它自認為是這樣。
在柏林——或是巴黎和東京，評論員和決策者對一場危機作出的第一反應不會是“我們該如何應對?”但在華盛頓，“美國應該做什么?”永遠是第一個爭論點。
一些人批評說該傾向證明了美國的傲慢，證明了一種例外主義意識，它使得華盛頓認為自己永遠處于世界中心。但文章認為那是一種值得稱贊的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感。
的確，在多數歐洲人思考世界問題時，雖然他們憎恨美國力量，但他們通常仍會先指望美國采取行動，而不是懇求他們自己的國家采取行動(也有少數例外，比如法國和英國，這取決于危機爆發在哪個地區)。
當然，美國并不是總會對危機采取行動，它有時會向其他國家尋求幫助，有時僅會使用有限的一套并不足以解決沖突的手段。但重要的是態度，它反映了在全球舞臺的真正力量以及美國所擁有的出色外交和軍事手段。
但那也是精英教育的一個作用，并且不是僅限于政治。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精英們在美國的全球地位方面持有共同的觀點，他們一致認為，美國的力量對于保衛自由世界并維持某種世界秩序必不可少。英國的情況同樣如此，法國稍稍差一些。在統治世界的幾百年中，大英帝國教育其政治、管理和媒體精英將自己視為世界事務的塑造者。雖然法國擁有一個規模更小的帝國，但它培訓本國精英去非洲和亞洲執行“教化使命”。
在那兩個殖民帝國不復存在、英法淪為地區大國后，那種認為自己對全球秩序負有責任的態度盛行了幾十年。這兩個國家最近還一直在國際上“充大頭”，因為它們各自的統治階層相信那是他們的國家應該扮演的角色。因此，在外交政策上施加影響力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實力的作用，而且是政治意愿和世界觀的作用。
文章作者更為擔心的并不是美國暫停參與全球事務，而是有關該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角色可能崩潰的精英共識。作者認為“茶黨”運動對有關美國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精英理解展開的攻擊十分危險——不僅對西方來說是這樣，對整個世界都是如此。
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嗎?美國“公認的帝國”真的在崩塌嗎?現在很難說。
文章稱，今天，人們可以指出兩個方向的趨勢——美國的盟友、尤其是亞洲盟友和一些中東盟友似乎正兩面下注，為一個后美國世界做準備；另一方面，美國最近在伊拉克的干涉是只有美國才有能力做的事情——至少就目前來說是這樣。
但如果往日的帝國能對未來提供一些指示，那么真正決定美國未來角色的將是繼續參與全球事務的意愿與該國精英在這方面的共識。這一共識的很大一部分未來將在華盛頓被決定或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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