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向鼓吹所謂的“新聞自由”，但與此同時，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美國記者站出來批評美國媒體的“偽自由”。例如，曾協助“斯諾登泄露美國機密”、已逃亡巴西的美國記者格林·沃爾德就曾表示對“美國主流媒體十分失望”。
美國記者查爾斯·路維斯(Charles Lewis)在其近期出版的新書《935個謊言：真理的未來和美國道德的衰敗》(935 Lies:The Future of Truth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Moral Integrity)中對美國政治和媒體謊言進行尖刻披露，連日來一直占據美國暢銷書各大排行榜前列，引發輿論持續爭議。7月28日，備受爭議的“美國廣播理事會改革方案”對旗下媒體進行了“重新定義”，以“服務美國的外交政策”來限定媒體的定位和自由。對美國“新聞自由”的批評再次引發關注，針對該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外學者。
“新聞自由”無法擺脫商業化媒介體制限制
據了解，路維斯在1977—1989年間為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工作，后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節目《60分鐘》工作。豐富的新聞工作背景，使路維斯對美國新聞界有著深入了解。
他在書中列舉案例，抨擊日益“企業化”的美國媒體。他談到，在《60分鐘》工作時，曾遭遇制作人脅迫，被迫辭職的事。在該節目工作期間，有一期調查性報道批評了美國有政府官員為國外利益集團充當說客并以此獲利的事，該報道涉及的當事人包括美國黑石集團董事長，而節目制作人恰為當事人的好友，出于利益考量，制片人希望路維斯在報道時做出“妥協”。然而，在協商未果的情況下，制作人禁播了該片，路維斯憤而辭職。
路維斯表示，這種情況在美國電視界和新聞界屢見不鮮。他認為，在廣告收入持續下降的今天，許多媒體無法保證報道的客觀公正，但從個人角度講，他無法違背自己的新聞理想和原則。
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調查數據，2006年時，美國紙媒、廣播和在線新聞行業的廣告收入在940億—950億美元之間，而到了2012—2013年間這項收入已下滑至630億—650億美元之間。2006—2012年間，約有1.7萬個報社新聞編輯室的全日制崗位被取消。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杰西·霍爾庫姆(Jesse Holcomb)分析稱，“由于廣告收入下滑，造成了一旦有傳統廣告進入，媒體老板就要盡最大可能維護廣告商的利益。”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媒體的新聞原則會頻繁被企業利益綁架。
在路維斯看來，自1968年以來，美國報紙的調查新聞整體處于衰退期，這就是美國媒體因“短視的貪婪和不斷加強的企業化”造成的惡果。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教授張艷秋告訴記者，“毋庸置疑，美國新聞媒介所‘秉持’的‘新聞自由’無法擺脫其商業化媒介體制限制的事實。換言之，其‘新聞自由’是相對的、有限的，甚至可以成為那些缺乏自律的媒體招搖過市的道德幌子。”
張艷秋說，“在美國，媒體機構追逐商業利益與新聞記者追求社會責任之間的矛盾，是動態存在的現實。商業性媒介機構及其新聞記者終究不能擺脫媒介所有權私有化這一無形之手的控制。因此，在美國這個一直強調‘新聞自由’的國度，出現媒體向煙草公司道歉、批評性欄目停播的案例也就不足為奇了。”
書評家理查德·托費爾(Richard Joefair)近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對《935個謊言》一書的評論時稱，“人脈廣泛、有權有勢的個人和企業如果在行為和政策上出現問題，一般不會受到調查。”
多數記者的報道曾讓位于利益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訪問學者、已任“美國之音”記者十余年的麗莎·斯威夫特(Lisa Swift)向本報記者證實了路維斯的遭遇。她說，“并非所有記者都有這樣的勇氣。畢竟，目前各大新聞機構每年都在裁員，能保住工作實屬不易。美國絕大部分記者的報道都曾被干涉并讓位于利益。”
據斯威夫特透露，7月28日，被美國新聞界爭議已久的“美國廣播理事會改革方案”也已由眾議院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該議案如果在參議院獲得通過，經奧巴馬簽署，將成為法律。據稱，該議案的推出是為了加強美國的“對外宣傳”，改革方案規定由新設立的國際通訊署取代現有的美國廣播理事會。根據改革方案，美國廣播理事會下屬的“美國之音”將被定義為“以支持美國政府的外交工作為使命”。對此，斯威夫特與多名同事聯名表示反對，認為“這一定義將有損‘美國之音’作為新聞機構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
“‘新聞自由’是美國一直強調的，但美國政府的這一做法又是在妨礙‘新聞自由’。在政府日益對媒體嚴重干涉下，如路維斯這樣出書揭露美國政治謊言的事可能會越來越多。”斯威夫特表示，“大家承認美國需要在宣傳上‘助力國威’，但宣傳不能等同于新聞，美國政府不應綁架民用媒體。此舉將傷害‘美國之音’的媒體公信力和影響力。”
張艷秋分析稱，“美國的主流新聞媒介雖獨立于政府之外，但并非與政府毫無干系。美國的媒介機構總是有著其或鮮明或隱蔽的政治傾向。具有傾向性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必然也是有所選擇和過濾的，其呈現的新聞也必然帶有價值及意見偏向，新聞的可信性也就打了折扣。此外，市場競爭使美國商業媒體不得不流放其社會責任，為獲得市場，軟新聞愈發大行其道，硬新聞則越來越‘軟’，其媒介監督及闡釋能力不斷受到挑戰。無可置疑，在美國，‘新聞自由’的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是骨感的。”
非營利性新聞機構生存堪憂
美國德納度咨詢集團名譽主席邁克·德納度(Mike DeNardo)評價《935個謊言》時稱，“調查記者都認為，國家的未來取決于發現事情的真相，并報道真相，但政府和企業卻公開‘不誠實’，這讓調查記者面臨艱難處境。”
如同逃往巴西叢林、進行獨立新聞工作的格林·沃爾德一樣，少數堅持新聞理想和新聞原則的記者一般會選擇“獨善其身”的方式，繼續從事新聞寫作和報道工作。路維斯離開廣播電視行業后，于1989年在華盛頓成立了美國首個獨立的非營利性新聞編輯室“公職人員廉潔研究所”。從公眾利益出發，該研究所“使用準新聞、準政治學的方式”從事調查性工作，發布長篇報道，出版書籍。另外，路維斯還創辦了國際調研記者協會和其他旨在促進和從事非營利性報道的機構。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引領美國記者反思當前主流新聞機構的局限性，呼吁記者講真話，而不是生活在謊言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新聞評論網“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作者之一克里斯·摩薩(Chris Mossa)認為，針對政府對新聞界的謊言及新聞界本身受到的來自利益方的“公司欺凌”，路維斯給出的答案是走一條“非營利新聞之路”。但他對此表示質疑，認為路維斯刻意回避了網絡媒體的發展在新聞公開公正性報道方面的進步，并且沒有考慮到新聞機構沒有資金來源倒閉后，報道應如何進行的問題。摩薩說，“關鍵問題是，誰來為非營利性的新聞調查買單?”
正如斯威夫特所言，路維斯的工作不具有很強的可復制性，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美國絕大多數記者的新聞報道可能還會因各種原因被頻繁干涉、騷擾，難逃“新聞原則讓位于機構利益”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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