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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革命以后左翼陣營占據優勢，西方搞冷戰是為了把知識分子再爭取回去。

　　受訪人：劉禾。著名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學理論、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譯理論，著有《跨語際實踐》、《帝國的話語政治》等多部學術著作。

　　我們都沒有拿到幽靈的回執，永不會有歷史彼岸的邀請，只能在黑暗中與自己相約，奔赴永無終點的求知之旅。

　　—韓少功《六個字母的解法》序言

　　寫作緣起

　　青閱讀：《六個字母的解法》的情節線是，探尋納博科夫自傳里提到的Nesbit(奈斯畢特)究竟是誰，為什么解開這個謎題對您有這么大吸引力?寫這本書的緣起是什么?

　　劉禾：我對納博科夫的興趣有幾十年了，在比較文學課上，教納博科夫的小說很多年，在教學的過程中產生很多疑問，覺得這個作家很有意思，比如說他喜歡玩花招，喜歡跟讀者較勁。當然我這本書不是寫他，這本書是關于20世紀的人和事，納博科夫是敘事線索，他特殊的身世，他周圍的人，他的一些怪癖，都是特別好的進入角度。

　　至于寫作緣起，我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搬到紐約的那年，正好有一個英國話劇《烏托邦彼岸》在演，長9個小時，分成三場。戲是關于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巴枯寧、赫爾岑、別林斯基等等，臺上討論的是黑格爾、馬克思、農奴制等等，很多抽象的哲學問題和嚴肅的社會問題。讓我們特別驚訝的是，它場場爆滿，從2006年11月一直演到2007年5月。這對我們很有觸動：觀眾需要思想的激勵，而不只是大眾文化和娛樂，相信中國的觀眾和讀者也會有這樣的需求。

　　由于這個戲，我和北島、西川、李陀幾個人，還有其他一些朋友，經常在一起討論，在這個時代文學能做什么?我們能做什么?然后我們就各自開始寫作，最后輯成了《今天》雜志的“飄風”特輯。歐陽江河的《鳳凰》就是那時候寫的，北島也寫了長詩，格非、李陀都寫了小說，我們都開始嘗試。

　　劍橋左翼科學家在知識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們有點像二十世紀的文藝復興人。

　　—劉禾《六個字母的解法》

　　紅色科學家

　　青閱讀：圍繞著Nesbit之謎，書中牽連出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作家，大多和二十年代的劍橋有關，但是您呈現了一些意外的東西，比如李約瑟，不談他的中國科技史而談他的左翼立場，比如《再別康橋》的徐志摩，其實對劍橋很隔膜……

　　劉禾：書中這些“意外”很多是我在研究當中逐漸發現的，比方說徐志摩不是劍橋正式注冊的學生。聽說劍橋大學現在放了一個徐志摩的詩碑，作為旅游的招徠手段。

　　李約瑟、納博科夫、徐志摩(編者注：見右圖，自上至下)等人在劍橋的時間，前后有重合，互相并不認識。這種時空交叉有一種偶然性，是講求因果的歷史學不能解釋的。我特別好奇人物命運的交叉，后來發現這個時期的劍橋大學太有意思了，像李約瑟、貝爾納、沃丁頓，這些做出重大發現的科學家們不僅關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懷有一種更高的、對人類、對未來的使命。我想寫寫那一代科學家的故事。

　　青閱讀：您寫了這些科學家的紅色立場，尋找Nesbit，其實是一個回顧左翼知識分子的過程。

　　劉禾：一戰之后歐洲知識界有一個大轉折，我在書里涉及一些。無論是科學家還是作家，都得做一個選擇：你擁護俄國革命?還是反對俄國革命?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擁護俄國革命，后來面對斯大林的政策，知識分子陣營開始分裂。總之，在一戰結束、十月革命前后這段時間，寫這些人，你繞不開他們是紅色科學家。

　　后來人們介紹他們的時候，企圖繞開他們的政治身份，只談他們的發明創造，包括對愛因斯坦的塑造—似乎他除了自己的專業就是個呆子，這個呆子形象是一個有意的塑造。其實愛因斯坦參與很多政治活動，包括對麥卡錫主義的反抗，但這些都被抹掉了，《愛因斯坦檔案》揭示了他和政治的關系。其實，你繞不開這些科學家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選擇，這是他們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青閱讀：現在好像很少有科學家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

　　劉禾：不光是中國，全世界都是這樣，專業分工也越來越細……這也不僅僅是個人意愿的問題，我們必須要考慮某種時勢造就人。我關注的就是，一戰之后什么樣的時勢促使他們做這樣的選擇?為什么幾乎一邊倒地支持十月革命? 1919年納博科夫剛到劍橋的時候，紅色風波正熱鬧呢，但徐志摩什么都沒看見，他只留下一些輕飄飄的詩文—他長期以來影響國內人對劍橋的認識，那完全不是劍橋當時的氣氛。

　　青閱讀：當時劍橋的這種左翼氛圍在英國社會普遍嗎?劍橋比牛津要激進嗎?

　　劉禾：整個英國社會在一戰之后都有一個巨大的轉變，知識分子的選擇，也跟戰爭巨大的創傷有關。Nesbit以及書中提到的幾個人都上過戰場，劍橋、牛津的很多優秀畢業生死在戰場上，幸存的人就會反思戰爭。劍橋是當時思想交鋒的一個中心，這可能和那批科學家集中在劍橋有關。

　　牛津當時比較傳統，而且牛津以文科為主。那時的英國，文科是統治者的學科，而科學家是反叛者—直到現在，文科在英美還是統治者的學科，而科學家也不造反了，甘于為現有制度服務。

　　青閱讀：書中有一段，寫巴黎和會期間，梁啟超在巴黎郊區挨凍的情形，有什么特別的用意嗎?

　　劉禾：寫到巴黎和會的時候，我引了很長一段梁啟超的文字，是希望讀者能夠感受到梁啟超當時在巴黎的體驗。英國代表團住的是豪華酒店，而梁啟超他們住在什么地方?

　　我們現在不太提及中國參與了一戰，是戰勝國。其實一戰和中國的關系很密切，有十幾萬中國勞工去法國，幫助他們贏得戰爭。《凡爾賽合約》之后為什么中國人那么氣憤，為什么會爆發五四運動呢?

　　一戰爆發后，北洋政府有個選擇是支持德國，但是梁啟超等知識分子為了從德國人手中收回膠東半島，呼吁政府參加協約國，用十幾萬中國勞工的血汗去換回膠東半島，結果中國加入了英法國家的行列。事實上，英法背地里早就和日本人做了交易，戰后《凡爾賽合約》必然要出賣中國。1919年梁啟超等人去法國監督巴黎和會，他們極為失望，打電報回國，消息登上報紙，國內一下子群情激奮，我們這么多人不是白白犧牲了?

　　美國間諜機構把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工作當成一盤棋賽中的棋子擺放在棋盤上的各個位置，這已成為冷戰中最具爭議性的傳統手法之一。

　　—桑德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

　　文化冷戰

　　青閱讀：書中也涉及了二戰后的狀況，主要與文化冷戰有關。

　　劉禾：冷戰當中，所謂“自由世界”爭取到很多著名詩人和作家的幫助，像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詩人T·S·艾略特、W·H·奧登等等。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有一些高人，他們去找另一些高人出主意—比如在大陸被炒得很火的牛津教授以賽亞·伯林，他和中情局的人就有很多秘密來往。有人認為，西方贏得冷戰，是文化冷戰的勝利，其實當年蘇聯的國民經濟并沒有垮，而是在文化上首先垮掉了。

　　青閱讀：文化冷戰是雙方的吧?都需要爭奪話語權。

　　劉禾：冷戰當然必須要有雙方才能戰起來。蘇聯克格勃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遠比不上中情局和軍情六處高明。西方為什么制定一系列文化冷戰的步驟?是因為他們發現共產主義的宣傳太深入人心，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俄國革命以后左翼陣營占據優勢，西方搞冷戰是為了把知識分子再爭取回去。他們做得相當成功，也相當隱蔽，比如建立門面出版社—表面看是私人基金會支持，其實是情報機構秘密出資。中情局和軍情六處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策劃、出版和推廣文學作品、期刊和學術著作，包括諾貝爾文學獎背后也有內幕。像奧威爾《動物莊園》能夠出版和走紅，幕后推手正是英國軍情六處。現在，《動物莊園》和《1984》是美國的中學必讀書，聽說現在國內的中學也要求學生讀奧威爾。

　　青閱讀：您在書中用“變節”一詞來形容喬治·奧威爾，而不是中性的“轉變”，其實很多像他一樣在20世紀前期思想左傾的人后來都改變了立場。

　　劉禾：在我的故事里，奧威爾讓我感興趣的是他提供給英國軍情六處的黑名單(編者注：1996年，《衛報》記者根據解密檔案，發現奧威爾在1949年曾向英國情報機構提供歐美共產黨員或親共人士的黑名單;七年后，他的一個筆記本被曝光，里面按字母順序排列了135個名字，其中有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作家、導演、演員、記者等。黑名單即來自這個筆記本)，我沒講他個人的選擇。當年很多人左轉右，都是因為斯大林的政策，這個問題當然也可以討論，但奧威爾是怎么想的，我還真不是特別關心。

　　政治立場的改變，左轉右，右轉左，通常是稱為“變節”的。我們不會把一個人時尚口味的改變說成是變節。但關鍵還不在這兒。奧威爾的《1984》是以譴責集權、暴政出名的，但是他跟秘密警察合作，他跟“老大哥”合作。這有確鑿的證據，我把檔案號(編者注：FO1110/189)也寫在書里了，現在任何人拿著護照到英國國家檔案館去，能查證。你看他小說是這么寫的，人是那么做的，這不是很有意思嗎?

　　還有他的筆記本對推動我的故事情節有好處。我有個直覺，他記錄了這么多人，那么我尋找的“Nesbit”，也一定在里面。

　　青閱讀：奧威爾的告密，讓人想起馮亦代晚年出版的《悔余日錄》，是他1958年到1962年的日記，其中有向“上級”匯報的內容，幾年前被章詒和指為“臥底”，曾引起一場風波。您怎樣看待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告密者”呢?

　　劉禾：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向黨交心”是一個公開的普遍的社會行為，后來討論這個，多少脫離了當初的政治環境。在革命年代，進步知識分子和共產黨有情感上的連接，是很自然的，他跟黨的關系，不是和警察的關系，我覺得這和奧威爾沒有可比性。為什么呢?

　　指責奧威爾是告密者，是因為他寫了《1984》，譴責和警察國家的合作，而他自己卻正是與軍情六處合作的，這就是為什么90年代這件事暴露出來，他的道德地位一下子就被瓦解了。馮亦代那一代知識分子并沒有一邊說反專制一邊去匯報，是吧?即使你說他向黨交心是告密，那不過是當時的政治文化塑造出來的特殊的個人與黨的關系。至于這種關系如何去批評，那恐怕要另當別論。

　　青閱讀：您提到了《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這本書，它在西方影響大嗎?2002年中譯本出版，似乎反響不大。

　　劉禾：我記得《讀書》雜志上有過一篇書評，這本書在國內為什么沒有反響，值得思考。它在國外影響很大，已經出了好幾版了。作者桑德斯是學者也是記者，這本書是那種深度報道型的作品，不是寫給學術界的。國外有一個高檔次的讀者群，它是沖著社會精英去的，在英美讀的人很多。

　　青閱讀：目前冷戰研究在西方是什么狀況?是獨立的學術研究嗎?

　　劉禾：冷戰研究是獨立的學術領域，隨著檔案打開逐步進行，文化冷戰領域有很多人研究是自然的。比如有人專門研究冷戰時期的廣播電臺，像歐洲自由電臺、美國之音，誰發起的，資金是怎么回事，和蘇聯之間怎么打等等，很詳細。我在書后面附了一個網址，里面列出的主要參考書就包括這些。大量的冷戰研究國內沒有翻譯，我覺得奇怪，即使為了情報(廣義的)，也該翻譯過來。國內似乎對這些不感興趣，或許這本身也說明西方為什么能贏得文化冷戰。

　　青閱讀：您還提到中國內部發行的“黃皮書”，有相當一部分是冷戰中的譯著，是否在我們認為是鐵板一塊的封閉時代，知識分子也不知不覺地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

　　劉禾：對，但是影響多大很難說。“文革”中黃皮書、灰皮書影響最大的應該是北京的知識圈子、高干子弟，北京之外比較少。我從外部來看，英美情報機構重視哪些書，然后兩邊一對，發現有一致的地方。這是一個問題，如果有學者感興趣，應該系統研究。

　　奧威爾《1984》最早的中譯本，是1950年王云五的女兒王鶴儀翻譯的節略本，稍后才有鈕先鐘的完整譯本，也就是1953年的“萬象版”。鈕先鐘是什么人?他擔任過臺灣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的翻譯官，是軍事譯粹出版社的發行人。

　　這里有一個細節讓我很好奇：50年代英國軍情六處動用國家實力，把大批書(包括我們說的黃皮書、灰皮書)翻譯成俄語、法語、德語、阿拉伯語、中文等幾十種語言文字，批量印刷，全面推廣。我還知道，英國國家檔案館第 FO1110/740 號卷宗里有一封諜報人員的信，它透露：奧威爾小說的“中文譯本在東南亞很成功”，簽署日期是1955年1月28日。這個日子說明什么?臺灣的中譯本與這封信中的“成功”的中譯本之間，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這都是一些需要解開的謎。

　　青閱讀：冷戰已是歷史。文化冷戰今天是否還在持續?

　　劉禾：當代西方的文化戰略是有改變的，現在已經不完全用從前的方式。不過檔案沒有打開，有些內幕也沒辦法知道。我的觀察，互聯網是最重要的陣地，其次是大眾文化領域，生活方式、電影、電視等等。

　　網絡有很多的滲透，比如點擊率、還有大V—很奇怪，在別的國家沒有大V這個問題—他們似乎在國內可以左右人們的意見。我也不信任點擊率，人們有從眾心理，但技術上點擊率是可以操作的。意識形態的戰場早已轉移，它已經不完全在文字里，更多是在視覺文化里面，在消費主義里面，它塑造你喜歡什么、討厭什么，就夠了。

　　西方在冷戰中聚集了最好的藝術家，使用最先鋒的藝術，像抽象表現主義等等，而現在采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數碼技術、推銷技術，讓人不知不覺地投降。這里有一種繼承性。

　　青閱讀：傳統冷戰是精英文化沖在前面，比如文學、現代音樂、先鋒藝術等等，現在西方的策略是向大眾文化轉移嗎?

　　劉禾：傳統的文化冷戰沒有放棄大眾文化，它是兩條腿走路。大眾文化體現在生活方式上，世博會等大型展覽都是意識形態的戰場。當年舉辦世博會，蘇聯明顯比較笨，送去的展品是最先進的導彈這一類，而美國展覽的是日常生活方式，電冰箱、洗衣機等等，這才是對蘇聯最有殺傷力的武器。

　　美國推廣大眾文化是全球性的。我看過一本書里提到，70年代美國向拉丁美洲輸出大片，美國電影出口部門的一個頭兒說，輸出好萊塢大片本身不是最重要的，當拉丁美洲人看到我們的俊男美女手里拿著可口可樂的時候，我們就跟過去打開可口可樂的市場。

　　精英文化的冷戰原來主要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現在門面出版社之類的辦法可能用不著了，但西方的各種書展、文學獎(包括諾貝爾獎)、電影獎等手段，還在延續。

　　青閱讀：評獎等手段確實能夠塑造讀者的口味嗎?讓讀者發自內心地認可什么是經典，同時排斥掉不合規則的。

　　劉禾：我在大學教書這么多年，可以看出，冷戰以來，上了麥卡錫主義黑名單的作品(它們一度不讓在圖書館上架)，很多都不在英美文學系的經典書單上了。

　　青閱讀：即使麥卡錫主義早就倒臺且臭名昭著了?

　　劉禾：一方面是推崇、發獎、評論，用各種方式把一些作家和作品經典化，進入大學和中學講堂，另一方面也排斥一些作家。像杰克·倫敦，幾乎沒人提了，而20年代所有人都在讀他。斯坦貝克倒還被尊重，但德萊賽和辛克萊幾乎沒人讀了—美國文學的教授們未必是有意識這么做，只是無意識中延續了冷戰塑造的那個經典傳統。冷戰以前的美國文學比這豐富得多，進入大學書單的書，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