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亞宗教勢力與世俗派別間沖突未息，隨著沖突不斷擴大、升級，利比亞的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國家陷入更深程度的混亂。三年前一些西方國家借利比亞戰爭之機制造并推行的“利比亞模式”，時至今日，終于結出惡果。
發生于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是西方新干涉主義的又一次惡行，產生出“利比亞模式”，即在國內出現政治反對派的前提下，西方大國先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支持并扶植反對派，引發全面內戰，再主導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相關決議，并爭取其所在地區國家的支持，最后以武力顛覆其政權，摧毀其國家。“利比亞模式”的實質為西方國家利用利比亞國內矛盾以達到其自身目的的強權行為。
西方大國制造的“利比亞模式”，對利比亞國家而言，實為西方國家根據自身意志，無視利比亞仍處于部落社會，政治經濟體制尚未與世界主流接軌的客觀國情，強行改變其政治生態的霸權行徑，結果造成利比亞嚴重“水土不服”，陷入無休止的混戰亂局。面對利比亞亂局，西方大國并未像當初尋求聯合國授權那般向聯合國申請對利比亞的支持與援助，而是避之不管：自去年下半年起，鑒于安全形勢惡化，多家西方公司陸續撤離，此舉對本就處于困境中的利比亞經濟如同傷口上撒鹽;今年7月兩派沖突爆發后，美英法德等西方大國紛紛關閉駐利使館并撤回全部僑民，聯合國利比亞支助團、紅十字會駐利機構等也暫時關閉。如此一來，西方國家制造“利比亞模式”的初衷昭然若揭。
在地區層面，利比亞亂局對其所在地區的安全局勢也帶來較大的消極影響，尤以北非馬格里布地區和非洲中南部的薩赫勒地區最為嚴重：地區安全事件多發，極端分子在該地區扎根并迅速發展壯大。由于利比亞及其所在地區對于西方國家的戰略意義遠不及伊朗、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亞等，因此，當美國在面臨多個亂局而分身乏術、難以兼顧的情況下，只能將利比亞當前的人道主義災難選擇性遺忘。
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無論是西方國家對其他主權國家強行發動戰爭，還是戰后搶奪“經濟蛋糕”，以至于在人道主義災難面前逃避大國責任，都使他們發動戰爭時的各種理由和借口不攻自破。最為糟糕的是，西方大國在中東地區發動一次又一次的“反恐”戰爭，卻使戰后國家和地區的亂局成為極端分子的溫床，導致恐怖事件和恐怖組織隨著所謂的“反恐”進程而愈益發展壯大，這將成為全世界共同面臨的災難。以“反恐斗士”標榜的西方國家也將成為恐怖分子的目標，最終自食苦果。
西方國家制造的“利比亞模式”的惡果已逐步顯現，這是一場危險游戲，其所帶來的暴力思維將持久發酵，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起到負面效應。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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