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哈馬斯愿意接受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國際共識
哈馬斯政府在早在2008年第一次加沙屠殺前，即表示愿意接受國際共識以1967年六日戰爭前的疆界為基礎立國。哈馬斯流亡于卡達的領導人Khaled Meshaal在此次加沙屠殺期間接受美國公共電視網主持人Charlie Rose訪問時重申，哈馬斯不反對以色列，哈馬斯反對的是以色列自1967年對約旦河西岸、加沙、東耶路撒冷的軍事占領。他愿意與猶太人、基督徒共存，然而他無法與占領者共存。
二、屠戮難民為以色列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手段之一
不管哈馬斯存在與否，以色列占領軍對屠戮巴勒斯坦平民與難民向來是無所不用其極，薩布拉夏提拉大屠殺(the 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即是前車之鑒。1982年6月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后，旋即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及該國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同年9月16至9月18日，以色列占領軍包圍難民營，嗣后放任其先前訓練的黎巴嫩傭兵射殺3千多名巴勒斯坦難民，此即薩布拉夏提拉大屠殺。哈馬斯當時并不存在。而以色列在1982年發動的侵略戰爭其行動代號為“加利利‘和平’”(Operation Peace for Galilee)。
三、在加沙厲行種族滅絕是以色列的國策
以色列自2014年7月8月展開加沙屠殺以來已有超過1千8百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死者中有八成為平民，更有超過1萬多名巴勒斯坦人受傷，死亡人數已遠遠超過2008年12月27日至2009年1月18日間的第一次加薩屠殺。由于加沙唯一的電廠在2014年7月30日遭以色列炸毀，加沙的水、電、污水處理系統已完全停擺。
知名的以色列歷史學者Benny Morris已在2014年7月30日呼吁以色列政府為下一次的加沙屠殺做準備。由于三次加沙屠殺分別發生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2012年11月、2014年7月至8月，依此頻率， 下一次屠殺可能在2015年或2016年發生。
Morris的言論絕非個案。2014年8月1日以色列國會副議長Moshe Feiglin公開主張種族滅絕， 原因是“加沙屬于以色列”。以色列前國安會高階將領Giora Eiland在2014年8月5日為文指出，加沙是“敵對國家”，以選票選出哈馬斯的加沙平民猶如以選票選出希特勒的德國人一樣，死有余辜。
四、巴勒斯坦人民的和平抗爭從未換來和平
若哈馬斯真是沖突的根源，約旦河西岸完全為美國及以色列扶植的傀儡政權法塔(Fatah)控制，不在哈瑪斯的管轄范圍，以色列理當可與巴勒斯坦人民“和平”共處。實則不然。國際特赦組織在2014年2月發布了一份名為《逞兇為樂》(Trigger Happy)的報告即指出，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期間，約旦河西岸有超過8千多名巴勒斯坦人遭到以色列占領軍的致盲彈、子彈、(可能會引發哮喘的)催淚瓦斯所傷，傷者中有超過1千5百人為巴勒斯坦兒童。英語的trigger happy 一詞係用以形容動輒扣板機或訴諸武力的兇殘好戰之行。國際特赦組織中東暨北非地區主任Philip Luther明言，從以色列頻頻以武力鎮壓約旦河西岸的平和示威顯示，對巴勒斯坦人民施暴為以色列的政策。
五、非暴力抗爭隱含階級觀點
Leon Trotsky在1939年便對甘地(Mahatma Gandhi)反對印度工人階級以武裝斗爭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立場提出了深刻的批判。Trotsky認為印度資產階級與英國資本主義兩者榮辱與共。印度資產階級與英國資產階級妥協而得的印度民主與獨立，注定會成為資產階級民主和徒具形式的獨立。由于帝國主義國家斷不會自行終止剝削與壓迫，訴諸談判、和平抗爭，終歸徒然。Trotsky申明，要終止壓迫的唯一方法，就是團結印度工人階級并以武裝斗爭推翻帝國主義。甘地的抗爭雖有其過人之處，然而它亦有其局限。試想，若甘地與帝國主義誓不兩立，英帝豈能在英國國會廣場為甘地立一座雕像，表彰其事跡?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非暴力抗爭的過程，也不乏與美國資產階級妥協的例子。馬丁·路德金無意挑戰資本主義，他的終極目標是終止美國種族隔離制度。由于黑人常遭白人種族主義者(如三K黨, the Ku Klux Klan)殺害，金恩遂請求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政府派遣聯邦軍隊保護示威者。1964年約翰遜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時，馬丁·路德金旋即與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協商，呼吁黑人停止游行，以拉抬詹森選情。對馬丁·路德金而言，民主黨愿意比共和黨做出更多“讓步”，故而他選擇對約翰遜政府的越戰罪行保持沉默。
馬丁·路德金在1967年4月的演說《超越越南》 (Beyond Vietnam: A Time to Break Silence)坦承己過，他也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美國帝國主義及約翰遜政府。美國的資產階級推崇馬丁·路德金，將黑人民權運動的目標化約為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的圖像，對馬丁·路德金在1967后反越戰的立場決口不提，正是因為宣傳馬丁·路德金早年欠缺階級觀點的立場更為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
六、“軍事占領=平和/抵抗占領=戰爭”為帝國主義的話語
由于以色列軍事占領巴勒斯坦的“權利”不容挑戰，以色列不僅壓制反軍事占領、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武裝斗爭，對參與國際團結運動(ISM)和平抗爭的外籍義工同樣痛下殺手。其中Rachel Corrie與Tom Hurndall喪生之事最為人熟知。2003年23歲的美國青年Rachel Corrie在加沙從事非暴力抗爭遭以色列軍方的推土機碾斃。2003年4月11日英國青年Tom Hurndall在加薩參與非暴力抗爭遭以色列占領軍鎮壓。因子彈正中頭部，Hurndall陷入昏迷長達9個月后于2004月1月13日去世，死時年僅22歲。
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向來對巴勒斯坦人民前仆后繼的和平抗爭視若無睹。例如歷來為美國侵略戰爭/“人道干涉”搖旗吶喊紐約時報專欄作者Thomas Friedman 與Nicholas Kristof在2011年便質疑何以巴勒斯坦沒有“甘地”或“馬丁·路德金”? 化身“甘地”與“馬丁·路德金”信徒的兩人在2013又開始大聲疾呼“民主”與“革命”。Friedman撰文鼓吹以“國際”(即美國的同義詞)聯軍占領敘利亞全境以為敘利亞的“民主”鋪路。Kristof則是宣傳美國必須繼續介入敘利亞內戰，解民倒懸。
巧合的是，2011年突尼斯、埃及、巴林等人民群起走上街頭對抗西方扶植的專制政權時(即美國半官方雜志Foreign Policy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紐約時報》等媒體紛紛宣傳“阿拉伯人民的起義係受到美國學者Gene Sharp的非暴力抗爭哲學鼓舞”，或是“以非暴力方式對抗專制政府遠比武裝斗爭更有力量”的鬼話。一言以蔽之，在占領、屠殺、壓迫、剝削阿拉伯人民，并以軍售、金援鞏固現狀秩序之余，帝國主義國家還不忘為受壓迫的民族“指點迷津”。受到以色列或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壓迫者，應當效法甘地、馬丁·路德金，而遭受美國敵對政權迫害者，應當接受CIA軍事援助與訓練，“揭竿而起”。架謊鑿空、口蜜腹劍，莫此為甚。
作者為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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