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華黎明(中國前駐伊朗大使)
在中東地區，伊朗的文化、語言等各個方面都與眾多的阿拉伯國家格格不入。強烈的民族悲情主義讓伊朗人時刻牢記自己心中的波斯復興夢;也讓他們成為了整個中東地區與西方世界對抗最為激烈的國家。
但是，當我們把時間的指針調回到上個世紀的70年代，拜豐富的石油資源和開明的國王所賜，伊朗是整個中東世界最西式的國家。
這種兩級對立般的前后對比，反映出了波斯民族在對待西方文明上的曖昧態度。而伊朗豐富的石油資源又讓西方國家對這個極端的什葉派伊斯蘭國家欲罷不能。處在阿拉伯國家和西方世界夾縫中的伊朗如何定位?90年代石油需求猛增前后的中國又和伊朗產生了哪些交集?
被石油“顛覆”的兩個政權
我第一次到伊朗是1973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看到高樓林立的場景。那個時候的德黑蘭就有超過200萬輛的汽車，就有我們現在面臨的堵車、空氣污染問題。中產階級爭相買房、買車，將子女送出國去學校。這些我們現在在國內才能見識到的現代化場景在70年代的伊朗是司空見慣的。
這一切的緣起，依舊是石油。1951年，民族陣線領導任命穆罕默德?摩薩臺出任首相后，立刻宣布實行石油國有化，反對英國對石油的壟斷地位。1953年8月，巴列維國王試圖解除摩薩臺職務未成，被迫出走。為了防止蘇聯勢力進入伊朗，美英兩國策劃政變，親國王的軍隊勢力逮捕了摩薩臺，巴列維國王回國。
應該說，巴列維父子對于伊朗的現代化是有很大貢獻的。伊朗的現代化鐵路、教育、工業、衛生和軍隊，都是在父子二人執政時期建立起來的。小巴列維從二戰時期開始就是西方國家的傀儡，這一點在美國中情局1953年把他從意大利接回伊朗后變得更加明顯。
小巴列維的父親當年政變之后，曾希望學習土耳其的凱木爾，在伊朗實行全盤西化，建立共和國。但是這一意愿遭到了伊朗國內什葉派勢力的強烈反對，未能實現。巴列維也就成為了伊朗新的國王。
然而父親的“凱木爾夢”沒有在小巴列維的心中消逝。70年代的油價上漲讓海灣國家一夜暴富。相比于許多剛成立的海灣國家，擁有一定工業基礎的伊朗一躍成為當時海灣地區的富裕國家。巴列維的“凱木爾夢”也再度熊熊燃燒起來，他當時雄心勃勃地要用石油財富買來一個現代化，把伊朗變成中東地區的日本。
就這樣，伊朗成為了一個非常“不伊斯蘭”的伊斯蘭國家。除了膚色和語言不用，我甚至覺得自己置身于巴黎和倫敦這樣的西方大都會。可口可樂、麥當勞[微博]、肯德基[微博]、電影院、酒吧、咖啡館，這些西方文明的標志遍布德黑蘭。
然而，事與愿違。石油為巴列維買來了現代化，但是當巴列維開始對石油資源的所有權下手，希望實現石油資源生產自主化的時候，他遭遇到了和摩薩臺一樣的命運。由伊斯蘭傳統和西方文明對立而衍生出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場革命不僅顛覆了巴列維王朝，改變了伊朗的命運。也牽扯出了中國和伊朗之間變幻莫測的雙邊關系。
美國影響下的中伊關系
中國和伊朗是在1971年建交的。這個時間是很微妙的，因為1971年基辛格訪華，中美關系緩和的年份。建交之后，中國和伊朗的關系一度非常熱烈，巴列維派了他好幾個兄弟姐妹到中國來訪問。1972年，他又派了他的王后和首相訪問中國。
當時毛主席在外交領域提出了建立一條反美統一戰線。這條戰線從美國開始，經過日本、伊朗和土耳其，最終到達歐洲，連成一線。所以，伊朗是這個環節上非常重要的國家，對伊朗的關系，我們非常重視，所有伊朗的重要人物訪華，都是周總理親自接見。
這也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由于雙方關系全部建立在政治的基礎之上，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后，外交部的工作很難轉彎。1978年伊朗街頭政治的最高潮時期，華國鋒還訪問了伊朗。
實際上，華國鋒是在訪問羅馬尼亞歸國途中路過伊朗進行訪問，并非專程訪問，但是這一舉動還是被伊朗各方解讀成為了中國對巴列維政權的支持。
伊斯蘭革命之后，美國與伊朗關系發生了戲劇性的改變。巴列維進入美國境內治病，伊朗占領美國大使館，這兩個事件的相繼發生讓美國和伊朗新政權的關系徹底破裂。美伊斷交之后，開始在全世界妖魔化伊朗。因此，革命之后中伊兩國雖然保持了外交關系，但是我們和新政權的關系一直比較冷淡。
轉機在兩伊戰爭爆發之后出現。霍梅尼上臺之后，對原本效忠于巴列維國王的軍隊十分忌憚。他通過各種手腕將軍隊中的異己分子逐漸排除，這一方面保證了新政權不會受到來自軍隊的威脅，另一方面也大大的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
兩伊戰爭一爆發，因為美國控制著世界輿論，全世界都同情伊拉克，不同情伊朗。加上伊朗的戰事也并不順利，伊朗那個時候就覺得需要中國的幫忙，所以跟中國關系才慢慢的改善。1984年，當時的外長吳學謙到伊朗訪問，這樣兩國關系的扣子解開了，解開以后兩國關系慢慢好了。
中國和美國當時的關系還是很好的，美國甚至還為中國提供了軍事援助，幫助中國出口飛機什么的。因此，美國對中國和伊朗的新政權關系很敏感。所以，盡管中伊兩國關系得到了改善，但是中國依然保持中立。只不過私下里，中伊兩國開辟出了一條新的溝通之路。
軍火換石油
1985年，中國政府正式開始裁軍100萬的計劃。這給中國軍工產業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企業倒閉、工人下崗，如果不能夠找到新的軍工產品流向，這不僅會是社會經濟問題，甚至可能會影響國家穩定。
正好在這個時候，伊朗由于在國際社會上的孤立地位，缺少武器、彈藥。中國軍工企業就私下里向伊朗出售武器，救活了一大批中國的軍工企業。
當時我們在外交部，都很清楚，這一舉措并非國家政策，也不是外交部的決定。實際上在兩伊戰爭期間，中國向伊朗和伊拉克都出售過武器彈藥。這更多的像是解救中國軍工企業的經濟行為而非是政治傾向性的表露。
兩伊戰爭結束之后，兩國的軍品貿易并沒有終結。90年代初，中國成為石油進口國之前，中伊兩國之間的軍品貿易結算一直是一個大問題。當時伊朗缺乏美元支付，購買我們的產品只能用石油來支付。但是我們也并不需要石油，只能進行轉口貿易。
伊朗對我們的石油轉口貿易意見很大，因為我們的轉口貿易實際上會對伊朗的石油出口產生負面的影響。珠海振戎公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成立的，伊朗軍方后來同意他們用石油來支付軍貿的款項，由珠海振戎公司再來賣油。
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軍火換石油能夠實現也是建立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國內石油資源控制的基礎之上。這支成立于1979年，與伊朗正規軍地位平行的軍事力量在伊朗國內有著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
像戈爾博集團這樣的革命衛隊公司掌握著伊朗的經濟脈絡，包括最重要的石油資源。正是因為伊朗的石油資源背后有著錯綜復雜的政治和軍事關系，因此中國與伊朗之間的石油貿易才會更多的通過軍火換石油的方式來進行。革命衛隊對石油資源的壟斷，也阻隔了中國石油(7.53, 0.03, 0.40%)企業進入伊朗的步伐。
兩次失敗的嘗試
1991年我開始擔任中國駐伊朗大使，1993年中國開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但是直到我1995年離任，中國和伊朗之間的貿易額也不過4億美元。
沒能夠立刻大規模進口伊朗石油的原因很多。除了之前雙方在支付問題上遲遲未能有定論之外，伊朗原油的高含硫是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因為國內過去都是煉大慶的油，大慶油含硫量不高。國內的煉油廠就煉不了伊朗的油，要煉它的油必須改裝國內的設備。所以為了這個事情，我在任期間經常跟伊朗交涉這方面的事情，看能不能把這個油進行某種方式的轉換，比如說伊朗出資在我們的幾個煉油廠建脫油裝置。但是這個事情很不容易。
早在1985年的時候，國務委員張勁夫有個想法，就是利用中東的石油資源，開展中國同中東的石油貿易。主要方式是進口中東的石油然后在中國加工，然后再出口。他當時訪問了一系列國家，伊朗、土耳其、阿爾巴尼亞等幾個國家。他希望能夠把中國的石油產業同中東國家的石油資源連接起來。
他向國務院提過這個想法之后，中央也很贊成他這個想法。因為他是國務院主管這方面的領導，我就陪他出訪，一起在中東國家走了一趟。但是收效不是很大。
我們抵達伊朗，向他們表達了我們的想法之后，伊朗也表示愿意。但是雙方在煉廠投資這一塊卡住了。當初中國的資金來源也比較困難，伊朗在戰爭期間也沒有太多的富余資金。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應該說，中國當時對波斯灣含硫量很高的重油興趣不是太大，中國只進口一部分阿曼和印尼的石油。伊朗的油我們只能轉口貿易，所以這個利用中東石油資源的想法未能實現。
另一次嘗試是時任石油部長的王濤在我的任內訪問伊朗，探討中國企業進入伊朗石油產業上游的可能性。當時我陪同王部長和伊朗的總理、石油部長都進行了會談。但是伊朗除了對中國生產的部分鉆頭有興趣之外，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成果。
伊朗，包括其他的一些中東產油國，對于中國的石油開發技術長久以來都是一種看不起的心態。尤其伊朗石油能源領域的這些專家們，這批專家在伊斯蘭革命前后都是伊朗石油工業的中堅力量，都是美國，西方培養出來的。革命以后，美國的石油公司退出了，但是歐洲這幾大油公司都還在那兒。加上伊斯蘭革命衛隊各派力量都已經將利益分配完畢，貿然引入中國公司，勢必會對就有利益格局產生影響。王部長最終也是感慨，伊朗這個市場我們實在是進不去。
不過，現在隨著美國和伊朗關系的惡化，國際社會對伊朗的制裁加劇，伊朗越來越缺乏上游開發所需要的投資。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相繼獲得了進入伊朗石油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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