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并波及全球、釀成國際性金融危機，至今已有七年。這次危機總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總爆發，但由于美國的資本主義模式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故當矛盾爆發時，就主要表現為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衰退。
美國金融危機的病根，是新自由主義模式。20世紀70年代末之后，美國在共和黨總統里根和大小布什政府的推動下，逐步營造了一個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的、代表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利益的新自由主義模式。這一模式的出現和形成是同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相伴而行的。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逐步顯現出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既有某種聯系、繼承，又有顯著差別的六大基本特征。
一是經濟加速金融化，金融資本由服務于實體經濟蛻變為實體經濟乃至整個經濟、政治的主宰。二是金融虛擬化、泡沫化，在貨幣循環中通過五花八門的所謂“產品創新”、投機詐騙、高杠桿運作騙取高額回報。三是實體經濟逐步萎縮、國民經濟空心化，實體經濟的主體制造業即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于2007年已下降至18%。四是在所謂“效率優先”、實則“資本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下，加大了對普通勞動者的掠奪，美國勞動大眾日益貧困化。五是美國經濟乃至國家運行的基礎債務化，美國民眾靠借貸消費，美國企業和政府靠舉債維持經營或運轉，而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用債券再次進行榨取和詐騙。六是金融資本流動、金融運作自由化。為迎合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美國逐步推動金融自由化，放松乃至取消金融監管，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關于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商業銀行和投資金融機構可以混業經營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由此導致在貨幣循環中憑借欺詐手段“圈錢”的金融巨鱷獲得空前“解放”，孵化出了一批又一批麥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超級金融騙子。
以上六個方面，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運行中的基本表現。它反映在資本主義的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在進一步發展，企業內部尤其是金融企業內部的有組織性、計劃性同超越國界的全球的無政府狀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生產無限制擴大的趨勢同勞動大眾相對貧困導致有支付能力的社會購買力不足的矛盾在進一步激化。這一切表明，美國爆發這一場近百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并很快席卷全球，絕非偶然。它是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日益加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結果，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美國反危機措施是左轉回歸“第三條道路”。所謂“第三條道路”，不是我國一些人曾經臆想的那樣，是介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一條道路，而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美國民主黨總統克林頓、英國工黨首相布萊爾、德國社會民主黨總理施羅德三人提出的帶有一點改革、修正或調整意味的施政理念;具體說，是美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左翼政黨，面對國內階級結構的變化——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產業工人階級人數下降，中間階層人數上升——為爭取中間階層為代表的中間選民而提出的一種策略性口號。所謂走“第三條道路”，站在克林頓的角度，意味著對美國當時已初步建成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做出向“左”，也即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靠攏的調整、改革，走一條介乎美英和歐洲大陸模式之間的道路，但其就任美國總統后并沒有在這方面作出什么實質性的貢獻。
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受傷害最為深重的中下層憤怒地走上街頭，聲討新自由主義的貪婪和殘暴，代表99%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生動地表明了這一點。2008年民主黨的奧巴馬勝選登上總統寶座后，陸續推出了一系列同新自由主義拉開距離甚至抵制新自由主義的危機治理措施。歸納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其一，“再工業化”。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買美國貨”、“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標”政策和部署，其中期目標是重振美國制造業、實體產業，促進就業，走出危機;長遠目標是重新占領制造業、第二產業高地，維持美國超級經濟體地位。
其二，推進金融監管改革立法，去“金融自由化”。奧巴馬上任后，在查處打擊金融詐騙的同時，積極推動參眾兩院通過了以加強金融監管、金融交易去高杠桿化和消費者金融保護等為基本內容的“沃爾克法則”為核心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
其三，增加社會建設投資，推行醫保改革。奧巴馬上臺伊始，即簽署了“經濟復蘇和再投資法案”，提出了政府加大財政對衛生事業的投入，以推進衛生保健計劃。根據這一法案所擬定的“醫改法案”幾經周折后得以通過，其主要目標是在醫療保障系統內對醫藥、醫療服務實行價格控制，去市場化，以降低醫療保險基金支出，以及擴大醫保覆蓋面，將沒有醫療保障的、占全美人口15%的處于最底層的4000多萬人納入醫保體系。
其四，遏制兩極分化加劇的勢頭。奧巴馬政府為應對危機并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在改善民生方面出臺一些措施，除了前面已經提及的推進醫保改革外，還主要有以下三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創造就業崗位，降低失業率;減輕國內中小企業稅收，增加就業機會，并采取措施保證員工的工資按時發放。
從上可見，奧巴馬推出的治理危機的措施，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是要拋棄新自由主義模式，但其試圖將這種極右、極野蠻的社會經濟模式自右向左作一些調整，是顯而易見的。
即使如此，“第三條道路”卻依然很難拯救危機中的美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新自由主義成了過街老鼠。大環境雖同世紀之交有所不同，但必須看到，它的根基仍異常牢固，影響仍非常大，尤其是其階級基礎——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在這場危機中不僅沒有損傷，從財富占有的角度觀察，其實力還在增長。據美國智庫發布的2013年報告稱：美國5%最富和20%最窮的收入差距達到1967年監測以來的最大值;2009—2012年，最富的1%的人攫取了美國新增財富的95%。
今天的華爾街，其勢力、影響力已經滲透進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奧巴馬哪怕是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稍作改良也會步履維艱，比如政府提出的旨在加強金融監管、限制自營交易的一些法案，雖幾經波折得以通過，但實施起來卻遇到了華爾街的頑強抵抗;為遏制社會兩極分化急劇擴大的趨勢，奧巴馬提高最低工資的決定，立即遭到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質疑，共和黨也緊跟著提出批評;奧巴馬政府實施擴張財政，加大社會投入，共和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財政懸崖，逼迫奧巴馬退卻，否則政府就得斷炊關門;奧巴馬最為得意的醫保改革方案雖獲參眾兩院通過，但其后批評不絕、爭議不斷，為保中期選舉，不得不丟卒保車，讓主持、推動醫改立法的衛生部長凱瑟琳·西貝利厄斯辭職;尤其令奧巴馬尷尬的是，就在2014年美國國慶期間，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調查中心發布民調顯示，奧巴馬被評為二戰后美國“最差總統”!
看來，奧巴馬效法克林頓，試圖讓美國走一條既超越新自由主義模式之“右”，又超越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之“左”的“第三條道路”，是前途不妙、兇多吉少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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