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利比亞戰爭的戰略解讀

　　2011年10月31日午夜，北約正式宣布結束利比亞戰事。①這場戰爭是冷戰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地區戰爭，也是西方首次采取戰爭強行改變西亞北非國家的政治進程。這場戰爭發生在當前特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背景下，反過來又將重塑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國際格局。因此，有必要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背景及戰略影響進行評估。

　　一、利比亞戰爭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失衡的結果

　　利比亞戰爭的爆發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與近幾十年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日趨失衡直接相關。首先，這場戰爭是當前國際體系急劇轉型的必然產物。20世紀國際體系主要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并促使體系內國家的行為發生重大變化。二戰結束后，以西方列強主宰世界為主要特征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四警察”(美、蘇、英、中，主要是美、蘇兩家)共治世界的“雅爾塔體系”。但此后50多年，設想中的“美蘇合作”最終變成了“美蘇冷戰”現實。換言之，冷戰之“實”與“雅爾塔體系”之“名”格格不入。這對美蘇不是好事，但對“夾縫中生存”的第三世界國家卻不然。一方面，美蘇“核恐怖平衡”反使世界維持了難得的和平狀態，雙方在第三世界的爭奪總體較為節制，甚少直接發動戰爭。另一方面，美蘇為獲得競爭優勢，都將爭取第三世界的支持作為制勝籌碼，競相為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這就為諸多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外交余地。而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使西方勢力一枝獨大。這些年來，西方國家通過北約東擴、八國集團、意識形態等紐帶越綁越緊。世界權力結構失衡使雅爾塔體系消亡，并逐漸形成了西方聯手打壓非西方國家的“后雅爾塔體系”。這種國際體系與力量分布“名實相副”，因此在該體系下，作為強者的西方更富于侵略性，其對非西方國家(弱者)的干涉更加頻繁。

　　冷戰結束后相當長時期，美歐忙于分享“冷戰紅利”，通過北約東擴與歐盟東擴等方式瓜分前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從而將東歐和部分前蘇聯版圖逐步納為西方的外圍地帶。②1999年西方發動科索沃戰爭就是因為南聯盟阻擋了北約和歐盟東擴的步伐。但近年來，隨著俄羅斯復興，歐美東擴之路遇到抵制和阻擊，尤其是2008年8月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而美歐未能做出有效反擊，標志其持續十幾年的東擴進程已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歐美擴張目標日趨轉向中東、中亞、非洲等資源豐富或地緣位置重要的“中間地帶”。利比亞局勢正好為美歐發動利比亞戰爭提供了機會。

　　早在1995年，歐盟就與地中海沿岸12國啟動了旨在加強雙方全面合作的“巴塞羅那進程”。美國也加大在非洲的投入力度，美軍甚至于2007年10月建立了非洲司令部。法國總統薩科齊在2007年競選期間又提出“地中海聯盟”設想，重點加強與北非國家合作，以穩定來自阿爾及利亞、利比亞以及蘇丹、幾內亞灣等重要產油區的能源供應。但這些“重返非洲”舉措遇到了利比亞的掣肘。利比亞卡扎菲政權民族主義色彩甚濃，早期曾采取一系列保護民族利益的重大措施，如收回美英在利比亞的軍事基地，廢除同西方公司的不平等協定，將外國公司收歸國有等。即便是在2003年投靠西方后，卡扎菲并沒有放棄其政策的獨立性。2008年7月首屆地中海峰會召開，卡扎菲僅派代表作為觀察員出席，他批評“地中海聯盟”設想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回歸。③奉行堅定民族主義政策的利比亞成了歐洲政治和資本力量南下擴張的主要絆腳石。

　　就像當年擋住北約和歐盟東擴的南聯盟遭受西方軍事打擊一樣，利比亞因阻擋了西方(歐洲)新一輪地緣政治/經濟擴張浪潮，而為其后來遭到西方的軍事打擊埋下伏筆。美英法之所以在深受金融危機拖累的困境中執意發動利比亞戰爭，正是由于利比亞阻礙了北約國家“重返非洲”戰略規劃的實施。④此外，2011年席卷西亞北非的“中東波”使西亞北非地區對外防護能力降至歷史最低點，終于使西方獲得了下手機會。法國因支持突尼斯本·阿里外交失分，隨后又過早承認利比亞反對派而再次面臨外交失敗的風險，因此尤其急于通過發動戰爭挽回面子。⑤

　　回顧冷戰后發生的幾場地區戰爭，前幾場戰爭基本是美國唱主角、歐洲唱配角，而在這次利比亞戰爭中歐、美角色正好對調。這從側面說明，歐美在對付非西方國家時已形成互相“補位”的戰略默契。而這正是西方共治世界的“后雅爾塔體系”的典型特色。

　　其次，這場戰爭也是壟斷資本主義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蘇東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后，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在經濟全球化的“名義”下迅速主宰全球。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大的問題，就是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恣意妄為。在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趨勢下，資本家為獲得更高利潤而日趨將資本從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創建了脫離實體生產的金融資本。進入21世紀，世界實體商品貿易額只占全球資本交易量的1%-2%左右。⑥但金融領域本身不創造財富。金融業的過度繁榮并不意味資本主義找到自我救贖之路，而更像病情加重后的“虛胖和浮腫”。因為它意味著由1%-2%的實體經濟創造的剩余價值要由100%的資本來分贓，由此使資本增值空間越來越小，平均利潤率被金融泡沫急劇攤薄而趨近于零。在這種形勢下，金融資本謀利主要靠金融炒作和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變為“空手套白狼”的“賭場資本主義”。⑦2008年以來金融危機以及歐美債務危機就是這樣不斷深化的，它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已到難以自我調節的地步。

　　在這種背景下，“制造災難”就成了緩解經濟危機、獲取利潤的慣用手段。這里的“災難”既包括由大自然引發的海嘯、颶風、地震、干旱，也包括政變、戰爭、恐怖襲擊等暴力事件。通過等待和制造災難進行精心策劃的掠奪，以及將災難視為激動人心的市場機會，資本主義已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⑧其主要經濟策略就是“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后趁著遭受打擊的人民茫無頭緒之際，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并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⑨從緩解經濟危機的角度看，這些災難的首要經濟目的，就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因此，西方武力打擊的重點就是那些阻擋資本擴張、奉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政策的國家，以及市場體制落后、不肯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的“化外之邦”。在歷史上，“資本積累和殖民化過程如同一根紅線貫穿著整個工業化時代”。⑩

　　冷戰結束后，西方發動的數場地區戰爭既是爭奪“中間地帶”的地緣政治擴張，更是為了將對象國家強行納入西方經濟體系的資本擴張。“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打擊都被利用來為經濟休克療法鋪路。”(11)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美國正面臨多年未遇的經濟衰退。因此小布什政府一直在刻意尋找對伊拉克開戰的借口。小布什2006年坦承：“我這幾年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就是如何將伊拉克與反恐戰爭聯系起來。”(12)而正是在這場戰爭后，伊拉克的資源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步向西方洞開。美國一家公司合伙人興沖沖地說：“獲得寶潔公司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喜士多超市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13)

　　近兩年，歐美債務危機持續發酵，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遠甚于2001年。而經濟危機的程度歷來與“災難資本主義”制造災難的程度成正比。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越是嚴重，西方越有可能因絕望而訴諸武力。(14)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試圖緩解國內經濟危機的一種手段。利比亞石油儲量位居非洲第一，而且油質好，開采成本低，但有一多半未開發，西方如能獲得這個“石油大蛋糕”，無疑有助于提升經濟信心。法國外長朱佩不加掩飾地將法介入利比亞軍事沖突稱作是“對未來的投資”。(15)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戰爭中，越是那些產業空心化、金融資本膨脹的國家(如英、法、美)參戰越積極，而實體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如德國)對戰爭則明顯不熱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賭場資本主義”更易演變為“災難資本主義”。

　　二、利比亞戰爭加劇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失衡

　　利比亞戰爭是西方首次動用武力強行改變當前“中東動蕩波”國家的原有政治進程，也是冷戰后西方首次在非洲大陸發動的戰爭，對利比亞、阿拉伯世界乃至西方自身都已經并將繼續產生深遠影響。

　　首先，“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可能淪為西方體系中的跟班和附庸。二戰后期，斯大林就曾說過：“任何人都會把其社會制度強加給別人，他的軍隊能走多遠，強加的范圍就有多遠。”(16)這一觀點凝結著地緣政治學的核心智慧，同樣適用于利比亞戰爭。北約武力推翻執政42年的卡扎菲政權，其最終目的就是通過改朝換代，將利比亞馴化為西方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附庸乃至西方挺進非洲的橋頭堡。

　　問題在于，現在畢竟不同于殖民時代，西方可以武力打敗利比亞，卻不可能直接接管利比亞政權。怎樣才能確保利比亞馴服于西方呢?從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控制的最有效辦法之一，就是使這些國家保持政治軟弱和經濟依附性，從而不得不依靠外部大國。以西方“經略中東”為例。英、法和美國盡管主導中東的歷史時代不同，但其基本思路卻驚人地相似，那就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后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竭力使其免于大規模的社會和經濟革命，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殖民國家為了支持它的統治，通常會對維持甚至加強殖民地不平等的社會與經濟結構頗感興趣……甚至殖民國家往往會造成新的特權和新的特權集團，以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17)這些統治者完全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系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這就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系。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控制它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18)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了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即使在實行君主立憲制的所謂“自由阿拉伯時期”(20世紀20-30年代)，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不信任自己的人民，而甘愿成為西方的奴仆”。(19)

　　2011年利比亞戰爭的兩大主謀——英國和法國恰好在一戰后曾在阿拉伯世界進行過“委任統治”，而其統治“秘訣”之一，就是有意在各國培植代表落后生產方式的王公貴族和部落酋長。英法這次故伎重演，采取了挑撥、激化利比亞國內部落間矛盾的做法。鑒往知今。為了確保對戰后利比亞進行有效控制，英、法不可能允許利比亞再出現“卡扎菲式”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式領導人，因此必然要剔除導致利比亞保持獨立性的勢力和制度，同時大力培植落后的依附性勢力和政治制度。

　　目前，“后卡扎菲時代”的利比亞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從政治制度看，強制轉型使利比亞面臨“軟政權化”危險。據報道，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已制定長達數年的政治進程時間表，(20)似在向“民主化”國家過渡。但利比亞本質上是一個部族國家，境內有140多個部落。這次利比亞內戰就具有濃厚的“部落戰爭”色彩，民眾對所謂“民主運動”的支持率不到2%，(21)因此該國今后的權力分配很難擺脫“部族政治”底色。即便實現所謂“包容性政治”，也不過是“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這種情況很容易導致利比亞最高權力“碎片化”，使國家陷入形式上統一、事實上則“伊拉克化”狀態(部落/軍閥割據)。如2011年11月22日成立“過渡政府”后，南部費贊地區的勢力抱怨自身被邊緣化，東部則有人抗議新政府是“西部人的政府”，一些部落拒絕承認新政府。有學者早就預言：“后卡扎菲時代無論何時出現，但有一點可以預見，那就是利比亞將陷入局勢緊張、危機四伏的狀態，各種社會力量將上演群雄逐鹿的大戲。”(22)在這種內訌不止的情況下，利比亞將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而不太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從階級屬性和意識形態看，利比亞當下的統治力量比卡扎菲統治集團更加落伍。利比亞“食租經濟”的特點決定了該國最大的問題不是如何賺錢，而是如何分配財富。因此，該國未來“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至關重要。而執政不久的全國過渡委員會內部魚龍混雜，(23)東部反叛部落高舉的大旗居然是1969年被推翻的伊德里斯王朝用過的旗幟。“過渡委”似不能代表利比亞的進步力量。如果沒有西方的武力支持，它根本不可能奪權上臺。事實上，盡管戰爭已經結束，執政當局卻要求北約繼續呆在利比亞，(24)這足以表明其執政地位和信心的脆弱性。不言而喻，越是由落后勢力掌控的國家越是脆弱，就越是需要外界保護，從而越是愿意在資源乃至主權問題上對西方做出大的讓步。利比亞戰爭期間，反對派為換取法國的支持曾承諾，戰后法國可控制利比亞35%的石油生產。2011年10月中旬，時任過渡委主席賈利勒宣稱，利比亞新政府將“優先考慮”讓西方參戰國進入利比亞商業領域。(25)換句話說，利比亞未來的外交很可能是當年伊德里斯王朝的翻版，很難保持獨立性。這種依附性前景對利比亞國民當然不是好事，卻正中西方下懷。唯有如此，西方才可能有效控制該國，并借以實現企望中的地緣利益和資源利益。

　　其次，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復興夢更加渺茫。阿拉伯世界共有3億多人口、14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還擁有世界上最大儲量的石油資源，完全有潛質成為世界權力格局中的重要一極。但是，近百年來，阿拉伯世界卻更多與戰亂、爭端、屈辱、落后、邊緣化等問題聯系在一起。造成阿拉伯世界積貧積弱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乃是該地區地緣政治版圖碎片化。亨廷頓認為，文明集團往往要圍繞一個“核心國家”，它能夠行使維持秩序功能。核心國家的缺失或解體一般都意味著混亂和災難。(26)中東地區常年動蕩，外部勢力頻頻插手，這與該地區缺乏核心國家直接相關。一戰后，英法依據1916年秘密簽訂的“賽克斯—皮科特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割成若干小國并實行“委任統治”，由此注定了中東地緣政治版圖碎片化的格局。這種災難性的建國史為阿拉伯世界埋下羸弱、動蕩和外部干涉的禍端。這些國家實力相當，“誰也吃不掉誰，但誰也不服從誰”;加之彼此的政體、意識形態、政策乃至宗教教派差異甚大，很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地區性聯盟。相反，每個國家都唯恐地區局勢不利于己，因此不約而同地采取“相互制衡”做法，導致地區內耗不斷，既無力解決內部矛盾，也無力阻擋外敵入侵，甚至主動邀請外部勢力介入。美國學者伯納德·劉易斯曾指出，西方國家只需要人數很少的軍隊就能進入中東核心地帶;而要趕走這些西方軍隊，則需要另外一個西方國家的軍隊。(27)正是由于這種地緣政治版圖的碎片化格局，中東豐富的石油資源非但未成為阿拉伯民族之福，反而成為惹來戰爭的禍根。冷戰結束至今，在西方發動的5場地區戰爭中，4場在伊斯蘭世界，3次針對阿拉伯國家，而伊拉克和利比亞恰好都是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

　　因此，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擺脫惡性循環的厄運，最根本的就是要謀求阿拉伯各國的團結統一。20世紀50-60年代，以納賽爾和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均強調阿拉伯民族要走聯合自強的道路。這種思潮雖然因1967年中東戰爭而走向衰落，卻是阿拉伯世界實現復興的不二法門。卡扎菲1969年上臺時深受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感染，自視為納賽爾的忠實追隨者，倡導阿拉伯民族主義。他曾指出：“要想保護阿拉伯人民不遭敵人侵犯，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阿拉伯國家的成就，就少不了統一;要想保護自己和社會主義，就少不了統一。”(28)執政以來，他先后試圖同埃及、敘利亞、蘇丹、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國實現聯合或合并，可是都中途夭折，他還因此被埃及前總統薩達特視為“危險的妄想癥患者”。(29)此后這些年來，卡扎菲外交政策的重點日趨轉向非洲，并力倡構建“非洲合眾國”、“非洲聯合政府”，(30)但其政治話語中仍保留著反對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主張阿拉伯聯合等主張。可以說，卡扎菲幾乎就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浪潮中的最后一位領導人。(31)

　　阿拉伯世界如果真像卡扎菲所說實現“聯合自強”，西方顯然將失去對該地區的控制;如果維持分裂、內訌局面，則更符合西方的戰略利益。由此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凡是主張依附西方、包容以色列、漠視阿拉伯聯合的阿拉伯領導人，總是被西方奉為座上賓。相反，那些主張獨立自主、謀求阿拉伯團結統一的領導人，如納賽爾、阿薩德、卡扎菲，乃至武力統一者薩達姆等，總是被西方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卡扎菲是這批阿拉伯強人中的最后一位，西方巴不得他早點消失。這次西方聯手打擊利比亞，既是阿拉伯世界地緣版圖碎片化使然，也包含著西方徹底埋葬阿拉伯聯合的戰略企圖;卡扎菲之死則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時代的徹底終結。(32)一些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此只能徒然憤慨，(33)還有人呼吁要舉行抗議，反對卡塔爾及海灣國家參與北約空襲利比亞。(34)

　　2011年席卷西亞北非的動蕩潮，雖然重點是爭取政治尊嚴和經濟公平，但也包含了探索阿拉伯民族復興新路的成分，而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顯然是一場西方肆意踐踏阿拉伯國家主權的殖民戰爭，戰爭最后又成了徹底堵死阿拉伯民族復興之路的唯一途徑。但是，面對這場事關阿拉伯世界尊嚴和民族復興大業的悲劇性事件，多數阿拉伯國家渾然不覺，阿盟還充當了西方打擊阿拉伯國家的傳聲筒，鼓動聯合國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卡塔爾和阿聯酋等海灣小國甚至直接參加“圍毆”卡扎菲(11月12日阿盟宣布停止敘利亞的阿盟成員國資格，27日又宣稱對敘進行政治和經濟制裁)，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35)這種“兄弟鬩于墻”的現象從側面說明，阿拉伯民族復興的希望更顯渺茫。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中東劇變，最終必將虎頭蛇尾，不可能產生什么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歷史成果。在失去一批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之后，阿拉伯世界已很難形成合力。一旦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持久化，它將空有人口、疆域和資源等潛在優勢，并將長期難以走出戰亂和衰退的惡性循環，不可避免地淪為西方大國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西方贏得眼前，卻可能失掉長遠。西方是利比亞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和受益者。在戰爭中出力最多的英、法等國尤其有可能利用近水樓臺，從利比亞令人垂涎的石油資源以及其市場撈取更多好處。2011年10月下旬，法國和德國商務代表團紛紛到訪的黎波里，與利比亞當局的石油部長等官員閉門會談。英國也派出龐大商務代表團(包括BP和殼牌)訪問利比亞。(36)西方國家顯然開始加速染指利比亞戰后利益分配。從地緣角度看，這場戰事的暫時成功將刺激西方繼續進行軍事冒險的胃口。利比亞戰爭剛接近尾聲，美國就開始炒作“伊朗暗殺門事件”和伊朗研發核武報告，軍事打擊伊朗的調門日高。(37)卡扎菲被打死剛兩天，美國就宣布撤回駐敘利亞大使，美國參議員麥卡恩公開叫囂“現在是可能使用軍事行動保護敘利亞平民的時候了”。西方智庫也開始探討軍事干預敘利亞的利弊。(38)11月下旬，歐美以“人權草案”譴責敘利亞，以金融制裁打擊伊朗，推倒伊敘同盟的意圖越來越明顯。

　　然而，利比亞戰爭本質上是一場非正義戰爭。它看似得到聯合國授權，實際上既忽視了聯合國安理會1973號決議關于發揮區域組織或區域安排作用的精神，也超越了聯合國的授權范圍，因此是缺乏形式合法性的侵略戰爭和殖民戰爭。(39)同時，北約自稱其空襲是“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利比亞戰前國內傷亡不過數百人，而北約狂轟濫炸及由此造成的戰端擴大卻導致3萬多人死亡、5萬多人受傷，使之成為缺乏實質合法性的“丑陋戰爭”。(40)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使西方雖然贏得眼前地緣和資源利益，卻可能因此而輸掉長遠利益。

　　一方面，伊斯蘭激進勢力借機坐大，成為西方新的敵人。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強烈反對西方，因而成為西方的心頭大患。從根本上說，穆斯林之所以仇恨西方，正是因為西方在中東推行霸權主義。同時，當年西方出于抗擊蘇聯等實用主義考慮，刻意扶植本·拉丹以及塔利班等伊斯蘭極端勢力，結果養虎遺患，面臨被其反噬的危險。此次利比亞戰爭仿佛是歷史的重演。北約為盡快將卡扎菲趕下臺，主動武裝該國反對派，以致該國長期被壓制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乘機坐大。利比亞執政當局目前兩支最主要的軍事力量都是伊斯蘭勢力。的黎波里的實際掌控者、軍事委員會主席貝爾哈吉和東部城市德爾納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哈薩迪，均是前極端組織利比亞“伊斯蘭戰斗團”的領導人，他們都主張建立伊斯蘭政權。過渡委前主席賈利勒也公開提到，可能恢復“沙里亞法”，建立“利比亞伊斯蘭共和國”。(41)可以預計，未來利比亞伊斯蘭色彩將日益濃重，并可能出現阿富汗塔利班式政權。(42)從更大范圍看，伊斯蘭復興勢力正借“阿拉伯之春”強勢歸來，目前伊斯蘭復興黨已在突尼斯大選中獲勝，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也已勝選。伊斯蘭復興主義回潮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西方在此敏感時刻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發動侵略戰爭，很容易激起更多穆斯林的反西方情緒。卡扎菲就將北約空襲視為新的“十字軍東征”，并呼吁對西方發動“圣戰”。(43)卡扎菲還身體力行，血戰至死，成為不少穆斯林心目中的反西方英雄。如果“阿拉伯之春”由國內層面的反獨裁、反權貴，轉向外交層面的反殖民、反西方，西方一直擔憂的“伊斯蘭與西方沖突”便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加深了國際政治的“叢林”色彩，將使西方面臨更嚴峻的安全挑戰。“主權國家不容干預”原則本來是弱小國家生存的護身符。但近年來，西方鼓吹“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于主權”、“保護的責任”等，不斷挑戰“不干涉內政”的基本原則。西方發動戰爭的借口越來越“莫須有”。這次西方發動的利比亞戰爭，起因是利比亞政府鎮壓反對派抗議。而類似情況在不少國家時常可見，如果“利比亞模式”成為慣例，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西方軍事打擊的對象。這不禁讓更多國家人人自危。卡扎菲在投靠西方、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后遭受軍事打擊的事實，更是警醒其他國家領導人：西方國家在關鍵時刻靠不住，唯有發展自己的“殺手锏”，才可能真正保全自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此前公開指稱，卡扎菲在核問題上妥協的后果表明，伊朗繼續實行核計劃是完全正確的。(44)最近，伊朗核能力突進已成為熱點話題。整個世界日趨重返“叢林”狀態，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可能性空前增大，西方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安全挑戰。

　　三、結論

　　俗話說，“播下龍種，卻收獲跳蚤”。當前風起云涌的中東劇變本來是一場以民權、民生、民族為主要訴求的革命運動。但是，突如其來的利比亞戰爭不僅改變了當地原有政治進程，也使“中東波”性質日趨變味，更使國際力量對比日益失衡、國際體系轉換加快。權力與資本擴張日趨借助暴力手段，世界由此變得更不太平。利比亞戰爭剛剛結束，西方軍事打擊伊朗和敘利亞的喧囂日漸高漲。不管未來敘利亞和伊朗是否會遭遇西方的軍事打擊，但可以肯定的是，利比亞戰爭絕不是最后一場殖民戰爭。

　　值得警醒的是，廣大的“中間地帶”尤其是中東地區，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緩沖地帶，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供應地。西方在這些地區頻繁進行軍事干預，客觀上壓縮了中國崛起的外圍空間，危害到中國海外經濟利益的拓展。(45)80多年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已有結論，即“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46)在西方日趨聯合、戰爭力量一定程度增長的情況下，制止戰爭的唯一辦法就是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聯合起來。只有當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時，戰爭的可能性才會降至最低，中國與整個世界的和平發展才會得到保障。

　　注釋：

　　①"Nato formally declares October 31 end to Libya mission",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fricaand indianocean/libya/8855166/Nato-formally-declares-October-31-end-to-Libya-mission.html.(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9日)

　　②[波蘭]卡齊未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佟憲國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

　　③Bruno Waterfield, "Gaddafi attacks Sarkozy plan for Union of the Med", The Telegraph, July 10, 2008.

　　④W. Yusef Doucet, "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 http://www.voxunion.com/?p=4644.(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⑤Alan Woods, "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 http://www.marxist.com/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⑥成思危：“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中國經濟周刊》，2003年，第14期。

　　⑦[英]蘇珊·斯特蘭奇著，李紅梅譯：《賭場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⑧[加]娜奧米·克萊恩著，吳國卿、王柏鴻譯：《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廣西師大出版社，2010年，第4頁。

　　⑨[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4頁。

　　⑩[美]斯坦利·阿羅諾維茨、希瑟·高特內主編：《控訴帝國：21世紀世界秩序中的全球化及其抵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1)[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7頁。

　　(12)Melissa McNamara, Bush: "We Don't Torture", http://www.cbsnews.com/stories/2006/09/06/eveningnews/main1979106.s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13)[加]娜奧米·克萊恩著：《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第303頁。

　　(14)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 New Dawn, No. 126, May/June, 2011.

　　(15)“法國外長稱介入利比亞是‘對未來的投資’”，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8/29/c_121923156.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日)

　　(16)[美]詹姆斯·希恩著，黃公夏譯：《暴力的衰落》，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137頁。

　　(17)[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黃席群、羅榮渠校：《全球分裂》，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487頁。

　　(18)[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全球分裂》，第581頁。

　　(19)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0, p. 64

　　(20)"Libya after Qaddafi: A new timetable",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34813.(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5日)

　　(21)Gerald A. Perreira, "NATO and Qaddafi: What All Friends of Africa Should Know", New Dawn, No. 126 May-June 2011.

　　(22)[美]羅納德·布魯斯·圣約翰著，韓志斌譯：《利比亞史》，中國出版集團，2011年，第220頁。

　　(23)Daniel Serwer, "Post-Qaddafi Instability in Libya", CPA 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 No. 12, http://www.cfr.org/libya/post-qaddafi-instability-libya/p25612.(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24)David D. Kirkpatrick and Rick Gladstone, "Libya asks NATO to rema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11.

　　(25)Alan Woods, "After the Death of Gaddafi: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Libya", http://www.marxist.com/gaddafi-dead-revolution-and-counter-revolution-in-libya.htm.(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5日)

　　(26)[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167-169頁。

　　(27)[英]約翰·格利賓等著，朱善萍等譯：《歷史焦點》，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2頁。

　　(28)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譯室編譯：《卡扎菲和利比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67頁。

　　(29)Robert H. Reid, "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 The Economic Times, October 22, 2011.

　　(30)Babatunde Fagbayibo, "The Libyan revolution: Thoughts on a post-Gaddafi era of African integration", http://www.consultancyafrica.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846:the-libyan-revolution-thoughts-on-a-post-gaddafi-era-of-african-integration&catid=57:africa-watch-discussion-papers&Itemid=263.(上網時間：2011年11月16日)

　　(31)Robert H. Reid, "Arab strongman: With Gaddafi death, an era passes", The Economic Times, October 22, 2011.

　　(32)Mohamad Bazzi, "The Death of the Qaddafi Generation: The Era Of Arab Strongmen Comes to an End",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6603/mohamad-bazzi/the-death-of-the-qaddafi-generatio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3)"A Position Statement by the Arab Nationalism List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Mu' Ammar Qaddhafi and His Comrades, Libya, and Arab Consciousness", http://freearabvoice.org/?p=1469.(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2日)

　　(34)"The Arab Nationalist List invites you to protest against the Qatari regime in Brussels", http://www.qawmi.com/?p=2331.(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4日)

　　(35)Ahmed El-Tonsi, "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 Al-Ahram, November 17-23, 2011.

　　(36)"Libya's revolution: Messy politics, perky economics", The Economist, October 8, 2011.

　　(37)The Associated Press, "U. S. strike on Iran likelier than ever, former CIA chief says",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u-s-strike-on-iran-likelier-than-ever-former-cia-chief-says-1.303980.(上網時間：2011年11月21日)

　　(38)Jeffrey White, "Implications of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Syria", Policy Watch #1864, October 28, 2011,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3415.(上網時間：2011年11月5日)

　　(39)"Libya: Colonialism Lives", http://blackstarnews.com/news/135/ARTICLE/7603/2011-08-26.html.(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1日)

　　(40)Michael O'Hanlon, "Winning Ugly in Libya", March 30, 2011,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684/ michael-ohanlon/winning-ugly-in-libya; An Huihou, "NATO faces 'catastrophic success' in Libya", People's Daily Online, October 29, 2011, http://www.mondialisation.ca/index.php/vdare.com/ro-berts/index.php?context=va&aid=26287.(上網時間：2011年11月3日)

　　(41)Marc Lynch, "What the Libya intervention achieved", October 27, 2011, http://lynch.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0/27/what_the_libya_intervention_achieved?wpisrc=obnetwork.(上網時間：2011年10月30日)

　　(42)有學者已注意到當前利比亞與1992年后阿富汗政局的相似性，參見Michael Semple, "What Post-Qaddafi Libya Has to Learn From Afghanistan",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from/what-post-qaddafi-libya-has-to-learn-from-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3)Ahmed El-Tonsi, "Ottomans, Arabs, Westerners and Libya", Al-Ahram, November 17-23, 2011.

　　(44)Fredrik Dahl, "Libya conflict may strengthen Iran nuclear defiance", http://www.forexyard.com/en/news/ ANALYSIS-Libya-conflict-may-strengthen-Iran-nuclear-defiance-2011-03-24T154942Z.(上網時間：2011年10月29日)

　　(45)W. Yusef Doucet, "Free Libya is Green Libya: Supporting the Real Libyan Revolution", http://www.voxunion.com/?p=4644.(上網時間：2011年11月7日)

　　(46)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1991年，第1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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