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想宣揚自己的價值觀，但事實上他們更應該為自己的政治歷史感到羞恥，而不是自豪。目前中西方關系非常緊張，我早前又發表過一篇文章，談到鴉片戰爭和西方告誡中國應擔當“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之大膽無禮。在這種情況下發表這篇文章，我深知自己踏入了一片雷區，而且很可能被外界誤解。
我并不反英，也并不認為因為有西方大國做先例，中國就可以在崛起過程中任意欺凌弱小。作為一個西方人，讓我羞愧不已的是我們的偽善得意和自高自大，尤其在全球鼓吹民主制度的時候。事實上，連我們自己都只是在最近才開始施行民主制度，期間也沒有將民主帶去其他國家。
大部分西方國家是在柏林墻倒塌之后，于上世紀最后25年才走向民主化。就連實行民主較久的國家，其民主進程實際上也是有限制的。譬如說，女性幾十年來都被排斥在政治事務之外。 1960年代我住在美國，這時距離美國內戰結束和廢除奴隸制已有一個世紀，但大部分非洲裔美國人仍然或明或暗地被剝奪了公民權利。我們想宣揚“西方價值觀”，但事實上我們更應該為自己的政治歷史感到羞恥，而不是自豪。
西方國家勉為其難地在本土推行了民主制度，卻未有延伸至海外領地。就以三大自由帝國主義強國(英國、法國和美國，也許有人會加上荷蘭，成為四國)為例，他們絕對沒有將民主推廣到海外。曾經何時，英法殖民地遍布亞非，但那些地方毫無民主可言，就連討論民主都不可以，甘地(Gandhi)和尼赫魯(Nehru)這樣的“異見人士”全都被關進了監獄。
美國所謂在全球推動民主的行動也不過是最近的事。大家還能記得的反例其實很多，這里就提兩個。 1953年，在英國的默許下，美國策劃了一場政變，推翻了伊朗民選首相穆罕默德•摩薩臺(Mohammad Mossadegh);20年后又在智利如法炮制，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 Salvador Allende)。取而代之的都是西方強加的血腥獨裁政府：伊朗的沙阿(Shah)和智利的皮諾切特(Pinochet)。
中東和北非地區的政治局勢動蕩不已，且暴亂頻仍，沒有哪個嚴肅認真的歷史學家會認為，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保護國”曾經在當地發展民主政制──在累范特( Levant)地區，被西方征服的國家通常被稱為“受保護國”。
全球三個最大的民主國家當中，兩個都在亞洲，一是印度，一是印尼，但它們的民主制度都不是由英國和荷蘭殖民地政府協助發展的。所以籠統來說，西方強國都并非民主政體的完美典范，那么香港又如何?
眼下的香港，無疑有一批人對英國深感認同，甚至懷念當年的英殖民時代。維園游行隊伍打出許多英國國旗，讓人大吃一驚。但是，同直布羅陀人和福克蘭群島人不同，香港人從未有機會通過公投來表達自己的意愿。
從1842年到1997年，英國人在香港統治了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香港從未實行過民主。如同在其他殖民地一樣，英國人在香港實行種族歧視，某些機構和場所禁止中國人進入(侍仆除外)。甚至到了1904年，殖民政府還通過了《山頂區保留條例》，規定太平山山頂區為白人居住地。其后還有類似的條例通過，直到二戰后，也就是日本結束侵占香港之后，才一一廢除。
最近幾十年，英國在香港的統治無疑是溫和而且有建設性的。香港人最為珍視的法治，也毫無疑問是英國所遺留下來的制度。
但即使是在幾十年的“啟蒙統治”(enlightened rule)期間，也沒有推行過民主。香港人現在要求有權選舉特首，這與港英政府統治期間截然相反，當年香港人的意見絲毫不會影響港督的委任，也根本沒有候選人名單。
中英談判期間，英國人的確想保障香港人的權利。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眼含熱淚地發表離任演說時稱：“我是第二十八任總督，也是最后一任總督……如今，香港會由香港人管治。”但英國人此前從未想到過讓港人治港。
大家都希望香港人享有最大的幸福和尊嚴。但是，西方國家向中國說教，要求中國“照我們說的做，別管我們以前做了什么”，肯定毫無助益。
中國正崛起為世界大國，要適應這一點并非易事。崛起中的大國往往會帶來動蕩，但如果西方國家能夠與中國展開真正有建設性的對話、謙卑處事，而不是假作正經、傲慢自大，那就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積極的一步。
香港會給我們很多借鑒。
讓•皮埃爾•萊曼(Jean-Pierre Lehmann)是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國際政治經濟名譽教授，兼埃維昂組織(The Evian Group)創始人、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印度拉賈斯坦邦NIIT大學客座教授(NIIT University in Neemrana, Rajas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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