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是東亞安全結構中的重要力量之一。日美同盟關系著日本的國家安全保障、美國太平洋的戰略利益及整個東亞—西太平洋區域的安全。二戰期間，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致使美國正式對日宣戰，加入反法西斯同盟，與軸心國對峙。二戰結束后，美國單獨占領日本。由于美蘇冷戰的加劇，美國改變對日政策，日美關系得到不斷改善，且日美同盟的建立轉變了日美兩國的敵對狀態。對日本而言，日美同盟是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力量的主要依托;對美國而言，日美同盟是其東亞戰略部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這種關系塑造了日美兩國自戰后直至今日的同盟關系。然而，隨著兩國的發展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日美同盟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特點。
（一）日美安全保障體系的確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裕仁天皇宣布結束戰爭。同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國戰艦“密蘇里”號的甲板上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日本正式投降。然而日本的投降與德國不同，它是在美軍占領沖繩等日本周圍島嶼的情況下投降的，因而出現了美軍占領日本的問題。起初同盟國討論應同德國一樣對日本進行分區占領，但隨著美蘇在歐洲矛盾的擴大以及美國對日軍事占領的計劃，結果由分割占領逐漸轉變為單獨占領。美軍單獨占領日本成為日美同盟形成的契機。根據二戰中同盟國所達成的《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公告》，對日作戰盟國進駐日本的目的是逐步廢除日本軍國主義，成立一個和平的民主政府，待改革完成之后同盟國占領軍即行撤離。由此美國主導了戰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在其主導下，戰后初期的日本一度走上了民主化和非軍事化的道路，制定了和平憲法。
1、日美同盟的產生
隨著美蘇矛盾的擴大、冷戰的興起，鑒于日本在地緣戰略位置上的重要意義，美國計劃將日本納入對抗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遏制戰略結構中。1947年，美國轉變對日占領政策，由遏制轉為扶植，決意把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軍事上的前線基地、政治上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堡壘。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和1950年朝鮮戰爭的爆發，更使美國意識到加快扶助日本的必要性。可以說，日美同盟是在美蘇對抗和朝鮮戰爭的炮火聲中建立的。美國在轉變對日占領政策中較為突出的是復興日本經濟問題。為復興日本經濟，美國在日本實施“經濟九原則”和道奇計劃，并增加對日本的救濟撥款和實物援助。吉田內閣忠實執行美國對日經濟政策，并積極壓制國內左派勢力及日本共產黨影響下的民眾運動，以謀求日本的早日復興。美國企圖以日本作為美國在遠東地區的基石，與戰后的日本“脫離亞洲、親近西方”的利益觀點相一致，是同盟得以建立的基礎。
1951年5月，美國完成了由其單方面組織的對日媾和計劃，共有48個國家與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即《對日和平條約》，結束對日占領，承認日本主權。條約中規定：“日本對于美國向聯合國提出將北緯29度以南之西南諸島、孀婦巖島以南之南方諸島及沖之鳥島與南鳥島置于聯合國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國為唯一管理當局之任何提議，將予同意。在提出此種建議，并對此種建議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國將有權對此等島嶼之領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領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與司法權力。”“外國武裝部隊依照或由于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盟國與日本業已締結或將締結之雙邊或多邊協定，而在日本領土上駐扎或留駐。”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50—1952》，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第335、337頁。這些規定為日美同盟提供了先決條件。在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壟斷財團和軍工基礎未被徹底清除的前提下，《舊金山和約》使日本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同時按照《波茨坦公告》本該撤出的美國軍隊卻獲得了長久駐扎日本的權力。
就在簽署《舊金山和約》5小時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和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即“舊安保條約”。條約由前言和5條正文組成，其要點是：美國有權在日本駐軍;應日本政府請求美軍可對日本發生的暴亂進行鎮壓;根據日美兩國間的行政協定規定具體的美軍駐扎條件。1952年2月28日，日本和美國根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規定，在東京簽訂了《日美行政協定》。協定正文有29條，規定了駐扎日本的美軍的特權及地位，主要有：日本政府向美軍提供基地和設施，并承認美國對基地和設施的使用、管理和保衛的權利;若美國軍人及其家屬犯罪，日本無審判權;日本每年向美國支付1.55億美元，作為防衛經費等等。4月28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和《日美行政協定》同時生效。這兩份文件的簽訂不僅確立了美軍駐日的合法性，同時，也標志著日美同盟業已形成。然而，這個同盟從成立之初就顯現了其不平等性和不對稱性。如在有關日本提供基地的談判中，美國不同意先把基地歸還日本再由日本重新提供給美軍使用，這使日本原打算利用先要求獲得被占領的土地而獲得民族解放感的夢想落空了。條約執行中，由于連續發生美軍暴行事件，引起日本人民的強烈反對。1953年9月29日，兩國修改了《日美行政協定》中關于美軍犯罪的審判條款，規定除執行公務外，美軍犯罪的第一次審判權屬于日本。
2、新日美安全條約
《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主要著眼點，是根據美國對蘇聯的戰略，實現其與日本“共同保衛世界”的戰略圖謀。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基本思路是在安全上向美軍提供軍事基地以換取美軍的保護，以便專心從事經濟建設。“美主日從”的同盟關系，隨著日本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力的壯大而出現矛盾，日本要求修改條約。1957 年初，由于“相馬原事件”1957年1月30日，在日本群馬縣相馬原的美軍演習場，美軍一名士兵向因撿空彈殼而進入演習場的女村民開槍射擊，并將其打死，這一事件被稱為“相馬原事件”。激起日本民眾強烈的抗美熱潮，而日本方面利用國民的反美情緒向美國施壓，并要求修改日美安全條約，日美關系一度緊張。
為了平息此次事件，美國決定與日本協商解決條約修改問題。1958年10月4日，日美兩國首次舉行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談判。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華盛頓簽訂《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通稱《新日美安全條約》)，后于同年6月23日雙方互換批準書而生效。新安保條約增加了日本的獨立性，提升了日本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首先，新安保條約取消了舊條約中的“內亂條款”及日本不經美國同意不得向第三國提供軍事基地等不平等條款。其次，增加了“事先協商制度”，規定駐日美軍軍事部署及裝備的重要變更和利用日本基地的作戰行動，都要與日本政府進行磋商。這里的“軍事部署的重要變更”主要是指超過陸軍一個師、空軍一個聯隊或航空隊、海軍一個特遣部隊的調動;“裝備的重要變更”主要是指把核彈頭及中遠程導彈運進日本以及與此相關的基地使用事項。再次，設置了條約的有效期為10年，有效期滿后，“締約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把它想要廢除條約的意圖通知另一方”。此外，新安保條約第5條還把日美“共同防衛”的地理范圍確立為“在日本管理下的領土上”，明確了“共同防衛”的邊界。
日本之所以能獲得上述突破，有賴于戰后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新安保條約規定不經美同意不得將基地權利給予第三國的規定，載明了美國對日本負有防衛義務，規定了要加強互相防衛的力量和促進日美經濟合作等內容，體現了同盟當事國的協作關系及其法律地位。1968年，日本經濟實力已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美、蘇兩國。軍事上，日本先后完成了四期“防衛力量發展計劃”，建立了一支可以“有效對付有限的、小規模侵略”的軍事力量。1976年，日本還制定了《防衛計劃大綱》，從而為日美兩國達成相對平等的軍事同盟關系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3、日美同盟的確立
20世紀70年代，遠東地區的軍力對比發生明顯變化。美國整體實力逐漸衰退，而蘇聯軍事力量卻日漸強大，呈現出蘇攻美守的戰略格局。在這一戰略格局下，美國有意加強與日本的同盟關系以抗衡蘇聯。經過兩年多的磋商，日美兩國在1978年制定了《防衛合作指導方針》，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具體規定。第一，規定了日美雙方為預防對日本的武裝入侵而應采取的措施：日本應該在自衛的范圍內，保持適當規模的防衛力量，并且確保美軍能夠穩定有效地使用日本的基地及設施;美國應在保持核威懾的同時，在前沿部署部隊。另外，日美應在聯合訓演、情報交換等方面建立與之相應的組織框架。第二，規定了日美雙方在日本遭到武力進攻時應采取的共同行動。具體為：在日本遭受外部武力攻擊時，“有限小規模的侵略”由日本獨自承擔;當日本獨自無法排除困難時，美國給予必要的援助。第三，規定了遠東地區發生影響日本安全的事態時，日美兩國所應采取的應對措施。
至此，日美軍事同盟有了實質性的變化。1979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美時首次使用了“同盟”一詞。1981年鈴木善幸首相訪美，第一次明確了日美兩國的“同盟關系”。1983年，中曾根康弘首相訪美時更進一步表示，要將日本建成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以防止蘇聯逆火式轟炸機和軍艦、潛艇的南下。盡管基于戰略利益的需要，日美軍事同盟關系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日本一直所期望的對等軍事協作的時代遠未到來。
（二）20世紀90年代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
隨著冷戰的結束與蘇聯的解體，西方同盟內部的矛盾愈趨明顯化，日美兩國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放在對外戰略的首位，過去被隱藏在共同安全利益背后的日美經貿摩擦日益表面化、公開化。當時日美經濟摩擦愈演愈烈，政治合作關系松懈，甚至危及雙方的同盟關系;日本國內也出現了反對聲音。但日本考慮到，冷戰后雖然世界形勢趨于緩和，但亞洲地區依舊存在著區域性沖突，日本在國家安全上仍然需要美國加以保護，以更好地發展日本本國力量。美國也因海灣危機而將軍事戰略的重點轉向應對區域性沖突及中國的不斷崛起，使得日美開始重視并不斷加強同盟關系。
90年代，日美兩國的競爭與合作影響著日美同盟的進程。蘇聯解體后，美蘇爭霸所建立的軍事同盟作用受到了質疑。為此，1990年2月，美國政府向日本表明將削減駐日美軍5000人。4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亞洲戰略文件提出分三步把部署在亞洲的兵力削減至9萬人。日本借由海灣戰爭推出《聯合國和平合作法草案》，自衛隊自此走出國門。日本還加強了與東盟的關系，以期主導亞洲安全合作的主導權。雖然1992年老布什訪日時，雙方發表《東京宣言》，明確了日美同盟關系對維護雙方的亞太戰略利益的重要作用，但日美兩國對同盟關系的前景尚存在疑慮。
1993年1月克林頓政府上臺之后，確定首要任務是重振美國經濟。面對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美國深感其所帶來的威脅。1993年美國在《全面防務審查報告》中提出了四大威脅，其中經濟威脅的矛頭直指日本，從而引發了日美之間激烈的貿易戰此時在美國，“日本威脅論”和“日本異質論”盛行，日美之間的經濟摩擦引起了兩國的文化摩擦，兩國之間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民族對立情緒。后來，美國對日本提出結構談判和協議試圖消除摩擦。。美國開始對日本實行高壓政策，在軍事合作上設置技術壁壘，避免防衛技術的主導權再次落入日本手中。而經濟強大后的日本也屢屢同美國抗衡。1994年2月，日本首相細川護熙訪美時明確拒絕了美國關于確定日本從美國進口產品的數值指標的要求，促使美國對日貿易逆差進一步拉大。1995年日美之間進行的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談判再次破裂，日美同盟首次出現了裂痕，并擴大至軍事合作領域。克林頓政府執政初期，美國國防部宣布，如果沒有等量級的日本軍民兩用技術的流入，那么在聯合開發項目中，日本承包商將無法獲得美國相關軍事技術。這一所謂的“技術換技術”政策給日美軍事同盟關系打了一個巨大的問號。此時的日本防務政策也開始轉向，1994年初，由首相細川護熙組織的防衛問題懇談會，探討了冷戰后日本的國家安全戰略。同年8月12日，該會向村山富市內閣提交了新的防務研究報告，開始考慮將東盟合作論壇等機構開展的“多邊安全合作”置于日美安全合作之上，以試探美國對日本的安保承諾的反應。可以說，90年代前半期，日美之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敵對情緒。
日美同盟間雖存在問題，但日美也從多方面反思，開始重新定位兩國關系。面對日本軍事戰略上所表現出的搖擺情緒，美國國防部采取了應對措施。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重新強調日美同盟關系的重要性，認為該同盟仍然是美國在遠東的重要安全基石。美國還向日本表明，美國希望日本未來的軍事防衛大綱的基礎是日美同盟而不是多邊合作。對于美國態度的轉變，日本作出了積極的回應。1995年11月日本修改了《防衛計劃大綱》，在強調加強自衛隊建設和自主性的同時指出日美同盟對日本周邊地區的穩定和安全有重要作用。1996年4月17日，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共同簽署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面向21世紀的同盟》，雙方從長遠角度進行了軍事協作的規劃，重申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是日美同盟關系的核心，是日美在全球問題上合作的基礎。1997年9月23日，兩國又發表了《日美防務合作新指針》，確定了兩國同盟合作的原則和措施。不久，日本政府正式通過了《周邊事態法》20世紀90年代中期，朝鮮半島因為朝核問題形勢趨于緊張，為了應對朝鮮半島危機，美日公布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1997年，日本國會通過了與防衛指針相關的《周邊事態法》。《周邊事態法》以朝鮮半島發生突發事件為假想，規定日本周邊地區發生對和平及安全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時，自衛隊將向美軍提供支援。根據該法，自衛隊將在沒有戰斗行為的“后方地區”向美軍提供飲水、食品及燃料等，并從事人員和武器彈藥等物資的運輸、維修及提供醫療等。關于運輸，現有法律規定可在“沒有戰斗行為的日本周邊的公海及上空”進行，補給及其他活動則被限制在日本領海以內。2011年1月19日，日本政府開始研究修改《周邊事態法》，認為有必要在朝鮮半島發生突發情況的時候，擴大自衛隊對美軍的支援力度。新法案的主要內容是將自衛隊向美軍提供海上補給的地理范圍，從目前的日本領海擴大至公海。，進一步明確了戰時日本如何為美軍提供后方支援。此外《自衛隊法部分修訂》、《日美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協定修訂》進一步擴大了日美雙方的軍事合作范圍，日美同盟關系逐步強化。
（三）21世紀初期的“日美同盟全球化”
日美同盟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反思到加強合作，兩國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紀的軍事同盟關系，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地位不斷得到提高，兩國更接近平等的往來。日美基于各自的安全戰略需要，開始進一步擴大兩國同盟關系的發展空間。2001年4月上臺執政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于行使集體自衛權持積極態度，美國亦支持日本從行使單獨自衛權走向行使集體自衛權。一方面，美國為了減輕財政壓力，積極要求日本在日美軍事同盟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而日本也有意通過日美同盟關系借船出海，試圖以“建立更加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而有所作為，從而擴大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
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后，日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案來配合美國的“反恐”政策，以此來強化日美同盟關系。2001年10月，日本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三個法案，進一步擴大了日本自衛隊的活動范圍。日本出臺的《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為戰時派遣軍隊提供法理依據。該法突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為援助美軍，日本軍艦可以往來于太平洋、印度洋，日本運輸機和兵員可駐扎在阿富汗的鄰國。日本海外派兵范圍擴大到了所有國際公海、空域以及當事國同意的外國領土，為日后自衛隊全球派遣拉開序幕。并且《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的通過，降低了對美軍事援助的批準權限，由必須在事前得到國會批準變成可在事后進行報告。
2002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對外關系工作組在研究報告——《21世紀日本外交的基本戰略》中指出：“日本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重要的目的是確保獨立與國土、國民的安全。在可預見的未來，其現實的手段只有日美安保體制”，隨后政府出臺了《自衛隊法修正案》、《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等相關法案。2003年7月，日本在伊拉克主要戰事結束后不久，通過了《伊拉克復興特別措施法案》以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因日本是應美國的要求而向戰斗區出兵，可見日美之間同盟關系的強化。2004年2月，日美簽署《日美相互提供物資勞務協定》，由此更為擴大了日本后勤支援范圍。同年3月，日本內閣又通過了與此相關的《國民保護法案》、《支援美軍法案》等法案。呂耀東：《美日同盟的發展軌跡》，《當代世界》，2007年第9期，第11頁。日本在一系列重大事項上始終緊隨美國，使其軍事行動得以“合法化”。日本除了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外，也制定了自衛隊出國剿匪的系列法案。美國為維護自身全球戰略利益，不斷打壓影響其利益的國家，由此與日本的合作顯得更為重要。日美同盟關系的加強與穩定是日美兩國要求獲得本國利益與全球利益的體現。
（四）日美同盟的未來走向
日美兩國的同盟關系是建立在兩國維護各自利益的基礎之上的。從同盟起初，日本為了實現國家獨立及復興與美國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目的使兩國一拍即合;隨著冷戰的結束，兩國又在新時期謀求著更多的戰略利益而更顯同盟的重要性。雖說日美同盟在兩國發展過程中有矛盾和沖突，但同盟關系依舊牢固。現今，中國的和平崛起、東北亞逐漸走向合作發展以及其他國際形勢皆會影響日美同盟的發展方向。
對于日美同盟的未來，有“強化”和“弱化”兩種觀點。
1、日美同盟強化觀
日美同盟趨向強化的觀點，是基于當前國際格局發展而來。按照美國學者斯蒂芬·沃爾特對同盟的分析，國家結成同盟主要是為了制衡威脅，同盟強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制衡和追隨強者。霸權國通過誘導或威懾的方式，維持同盟的存在;另外在對同盟的續存問題上沃爾特也歸納了幾個方面：同盟續存的可行性;政治精英的操縱;被認知的意圖，以及對“安全共同體”的認識。通過這三大因素來分析，可以看出日美同盟續存并強化的原因。在“9·11”事件之后，日美軍事同盟日趨強化，并在小泉時期達到了歷史最強水平，這其中就是美國自身通過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對日美同盟進行塑造、調整和日本右翼勢力的發展及政治精英來操縱后形成的。日美兩國在維護東亞穩定、防范和遏制中國、打擊恐怖主義、維護海上運輸安全等方面有著共同利益，日美軍事同盟的強化能夠為各自的利益服務。另外，日本自身擁有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可以作為美國處理遠東問題的基地。對美國而言，恐怖主義、新興崛起的大國、“不守規矩”的國家都是其利益的阻礙者。日本是未來美軍干涉亞洲事務的關鍵一環，而日本也急欲掙脫各種政治上的束縛，由經濟大國逐步向軍事、政治大國轉型。日美之間這種相互借重的戰略需求決定了日美軍事同盟的長期性。所不同的是，日美同盟的防衛任務由原來的“保衛日本”逐步向“地區干預”轉型。為了調動日本的積極性，美國會將更多的防衛任務交給日本，而日本則會利用這一契機加速發展自身的軍事力量，推進“自衛隊”向“國防軍”的轉變。
然而，日美同盟的加強勢必引起東亞各國乃至世界人民的反對。中國有學者認為日美同盟的強化有可能引發新的大規模對抗;兩國同盟關系的強大將加大世界各國科技貿易往來中追求經濟平等的阻力;日美同盟的強化，對他國發展所需和平環境構成巨大威脅。日美兩國同盟關系的加強促使兩國進一步捆綁，在軍事指揮、危機反應等方面一體化、同步化，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更加鋒芒畢露，在行動中更加傾向于采用一致而強硬的手段處理問題。可見，日美同盟的加強會對他國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2、日美同盟弱化觀
美國企業研究所常駐學者邁克爾·奧斯林在 2010 年 1 月的《外交論壇》上發表的《美日同盟：過去時代的殘余?》中將未來日美同盟的維持方法闡述為創造以日美同盟為核心的區域性的三邊或者四邊協商機制。其中“三邊”指的是美日韓，“四邊”是指美日韓澳，目前美日韓和美日澳已經擁有了有限的三邊協商機制，將來還要擴展到更多方面，以期建立包括安全合作、聯合軍事演習、情報共享、反恐、災害救援等在內的能夠幫助形成亞太地區自由盟國間擁有共同利益的共同體。未來如果采取這種途徑，將會促進中國與日美同盟的合作，在同中國交往時通過及時協調而產生清晰的進退基準，在包括氣候變化、建立信任、貿易合作、打擊恐怖主義等在內的許多議題上，日本和美國單獨同中國商榷的效果是不明顯的。例如在對中國軍事力量的擔憂和中國工業污染產生的影響，美日韓或美日韓澳聯合起來和中國對話對表達其共同立場是很有效的。
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之后，積極推行外交新思維，“巧實力”“巧實力”最早由美國學者蘇珊妮·諾瑟提出，強調綜合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來實現美國的外交目標。外交戰略成為其中重要一環。2009 年 2 月 15至22 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東亞之行中向各國闡述了“巧實力”這一美國外交新理念，這將對日美同盟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為日美同盟帶來了新的合作思路，就是要求日本繼續通過技術與經濟的“硬實力”支持美國的同時，在阿富汗、伊拉克重建、氣候能源等事關美國的“軟實力”問題上，采取與美國互相配合的策略。可以看出，未來的日美同盟如果從傳統的軍事、政治領域轉移到其他如經濟、氣候、環保等領域，那么日美同盟的內涵將發生改變。而這些新的問題單靠日美兩國是無法解決的，這就會形成包括日美兩國在內的三邊、四邊乃至多邊的國家參與機制。由此而言，日美同盟將弱化。
從日美同盟形成與發展過程和國際環境來看，日本的“普通國家化”與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利益交匯點是日美同盟存在的根本。在兩國繼續存有較大的共同利益之下，矛盾與沖突不足以使其同盟關系瓦解。日美同盟無論是進一步加強亦或是有所減弱，這種同盟關系仍將持續較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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