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社會主義參與民主試驗

　　[古]喬治•蘭比 著 尹昕 摘譯

　　參與民主制是古巴能夠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基礎。古巴哈瓦那大學客座教授和首席講師喬治•蘭比(George Lambie)在《21世紀的古巴革命》(The Cuban Revol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介紹了上世紀60年代古巴各級、各領域群眾組織和民主參與制的發展，指出廣泛和高效的基層參與不但是民眾和管理者之間的溝通渠道，也在古巴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后又經過產糖大躍進失敗的反思與改革，最終形成了70年代更為體制化的人民政權制。本文為該書的節選編譯。

　　實現人民高效的政治參與是古巴民主政治的核心。經過上世紀60年代各種直接參與民主的試驗到70年代人民政權制的建立，古巴走出一條既不同于資本主義西方的民主理念，又不同于前蘇聯式的民主體制的道路。

　　一、60年代的群眾組織與參與民主試驗

　　在上個世紀60年代，古巴人民經常響應義務勞動的號召，但其動機可能更多地來自革命帶來的利益、革命的歷史合法性以及領導人的聲望，而不是來自于任何要創造社會主義變革的信念。人民和革命領導者之間相輔相成的關系是靠群眾組織來加強的，如古巴工人聯合會(CTC)、全國小農協會(ANAP)、古巴婦女聯合會(FMC)、共青團(UJC)、大學生聯合會(FEU)、保衛革命委員會(CDRs)以及后來的共產黨。

　　除這些大型組織外，還有若干小型的職業性的和特定利益的協會，代表了社會的其他領域：經濟學家、律師、新聞工作者，藝術家、作家以及一些其他群體。“這些協會和組織包含了古巴人民的幾乎所有活動、興趣和問題……與這些機構相關的事項的決策必須征得他們的同意”(Alarcón，1999:8)。在桑尼看來，這些群眾組織是傳達古巴參與文化的機制，是“全國性的、范圍廣泛的組織，提供了組織性和制度性的手段，擴大了代議制政府的架構，通過它們，市民社會可以表達自己的意愿并干預決策” (Saney，2004:66)。桑尼將這些組織看作是向上傳達的手段，普通群眾可以借此表達想法、問題、關注和利益并向上傳達給決策者。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們是垂直向下的“傳送帶”(Aguirre，1998; Amaro，1996)。兩種觀點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它們是從不同的知識語境出發的。兩種觀點都是對的，但都只是在各自分析問題的思想框架內才是正確的。

　　保衛革命委員會是卡斯特羅于1960年9月建立的地方性群眾組織(從早先創建的民兵組織的經歷中獲得啟發)，負責在街道一級抵抗反革命勢力和“內部敵對勢力”(Fagen，1969:71)，并。這一組織的創立符合古巴革命不斷向左、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在當時的氛圍下，保衛革命委員會很快就超出了對抗反革命活動的作用，開始成為組織義務勞動的主要機構。并在促進群眾參與、提高群眾政治覺悟以及推進地方政權成為一股有效力量方面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保衛革命委員會對所有14歲以上的人開放，是包容的而不是封閉的，在一年之內就發展了80萬成員。這種水平的民眾參與形式制衡了垂直的集中控制，不僅為獨立的基層活動提供了一個舞臺，而且與更廣泛的國家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阿吉雷認為(Aguirre，1998)，目前保衛革命委員會的主要作用是，確保地方一級與領導設置的革命目標保持一致，并且鼓勵 “監視”和告發那些不服從的人。桑尼(Saney，2004)則從更積極的角度看到，保衛革命委員會涵蓋了廣泛的社會和社區功能，而且在街道一級的動員和組織特別有效。

　　從革命勝利到人民政權的建立，保衛革命委員會在城市取代了地方政府，起到了最重要的協調作用，而且提供了群眾參與的最好機會。在分配基本物資和實施城市改革等方面，它也起到了類似自發的地方政府的作用，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是群眾認為該怎么辦就怎么做。

　　群眾參與(即便是有限的)和基于平等原則的物質改善，是革命吸引群眾的基礎。在建立大眾的參與感方面，對革命領導人的信任也是很重要的。特別重要的是卡斯特羅的演講，他經常面對上萬的群眾就革命發展做出長篇的、有教育意義的講話，包括承認錯誤和自我批評。當然，聽眾太多會給雙向交流造成困難，但聽眾們通常都很滿意，因為他會詳盡地討論普通人關心的問題?？ㄋ固亓_和其他領導人也經常走訪全國，視察項目和工地，同普通群眾面對面開誠布公地交流。古巴群眾與領導的關系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直接民主”，或者從懷疑的角度來看，是某種形式的家長制。

　　另一個民眾參與的重要范例是1961年的“掃盲運動”，這一運動不僅在教育層面上很成功，而且成功地為授課者和學生創造了一個政治發展的氛圍。從本質上說，60年代的大眾參與采取了集體運動的形式，實現了領袖提出的目標。有觀察家稱之為“命令式大眾參與”(Petras，1973:289)，即積極的民眾參與達到了“實現目標”而不是“設置目標”的水平。另一位觀察家提出了一種“地方民主亞文化”的概念，即與大規模運動相反，古巴的民主實踐主要是“小規模的運動，和一些涉及需要群眾參與決策在鄰里和工作場所發生的問題的機構與實踐(如保衛革命委員會、人民法院等)”。這些被古巴領導人視為對培養“革命意識”不可或缺的運動和政策，令貝特蘭和杜蒙特(1974)這樣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觀念的分析家特別惱火，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是一套通過有效的經濟計劃就可以實現的系統。

　　二、產糖大躍進的失敗和反思

　　在整個60年代，甚至在1967年格瓦拉被害后，集中計劃，結合義務勞動與意識培養，主導了古巴的經濟政策。1970年，主要是由于缺少進口重要的中間產品所需的硬通貨，古巴人試圖創造1000萬噸的產糖紀錄。這一目標是對依靠群眾參與和義務勞動建立起來的生產系統的終極測試。如果成功，其創造出口收入的能力就有可能使古巴規劃出一條獨立發展的路線。然而，在當時，一些人厭倦了無休止的關于義務承擔和自我犧牲的說教，結果導致越來越多的缺勤。在這場運動中，雖然古巴糖產量達到歷史最高記錄850萬噸，但仍未能達到官方設定的目標。然而，比物資短缺破壞更大的是大規模的經濟混亂和怨聲載道，因為勞動力和資源都被挪用到運動中了，而且通常被浪費掉了?？ㄋ固亓_很快認識到了這場運動的失敗和它所造成的問題，他在群眾面前承擔了計劃失誤的責任：“輸掉這場戰斗的只是我們——行政機構和革命領袖。”

　　1970年的產糖大躍進及其帶來的后果，被許多分析家視作“古巴異端”招致的懲罰。羅卡(Roca，1976:65)分析稱：“產糖大躍進的失敗給出了明確的信號：必須放棄意識形態上的激進主義，采取較為溫和、正統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目標。” 杜蒙特(Dumont，1974)、哥亥(Ghai，1988)、梅薩-拉戈(Mesa-Lago，1981:11)和其他一些人同意羅卡的看法，認為60年代的失敗是因為古巴“忽視了很多基本的經濟原理”。對這些分析者而言，社會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道路，應選擇正確的經濟政策，特別是“正確的定價”; 一旦做到了這一點，其他因素，包括人的行為等，都將走上正軌。這種觀點否認和無視了參與和合作在建立社會主義和培養社會主義覺悟過程中首當其沖的地位。正如格瓦拉曾經說過的(1960:113)：“勞動將成為人最大的尊嚴，成為一種社會責任、一種樂趣，對這種最有創造性的活動不再有資本主義世界中的那種老舊的心態：工作是件不得不干的苦差事。”

　　古巴60年代的一些舉措確實是幼稚和錯誤的，但錯誤與成功一樣，被大眾分享和經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堅信革命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這10年的政策導致了短缺和矛盾，這些問題通常被歸咎于領導。但是，通過廣泛的群眾組織和參與，普通群眾覺得革命有自己的一份，他們并沒有感到這是一個從上至下強加的系統，而將其看作每個人都深度參與的轉型過程，不管是好還是壞。有分析者認為60年代是浪漫的理想主義時期，違背經濟規律的運行。但古巴經濟學家羅德里格斯(Rodriguez，1988:101)提出了質疑：“由于對革命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之間的相互關系沒有研究清楚，古巴問題專家們認為古巴的社會主義發展缺乏適當的經濟基礎的論斷是站不住腳的。”

　　在考察民眾參與和認同與古巴60年代的革命時，另一個通常被忽視的因素是古巴的國際地位。古巴經歷了美洲的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在美洲擁有空前的聲望。在那個年代，幾乎每個拉丁美洲國家都有游擊隊嘗試將古巴起義模式付諸現實。格瓦拉前往非洲和南美，推動遵循古巴路線的革命。正如我們所見，60年代曾經發生了1961年美國傀儡部隊在豬灣的潰敗，也發生過戲劇性的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1966年來自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齊聚哈瓦那召開亞非拉會議，謀求聯合以推動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和變革。這挑戰了蘇聯力圖成為不發達國家的“天然領袖”的愿望，同時也直接違反了蘇聯對古巴領導人提出的告誡：放棄暴力，依靠政治斗爭來實現社會主義。古巴的目標是把世界革命的軸線從毫無生氣的冷戰超級大國及其東西方陣營之間的斗爭，轉移到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南北斗爭格局中來。從后一個視角來看，古巴從冷戰的馬前卒上升到了第三世界的領軍者，這無疑是一個更有尊嚴的角色。

　　全世界許多左翼學者都把革命的古巴視為不同于蘇聯共產主義的新道路。這個曾經悲慘的小島(為美國“娛樂行業”提供服務甚至比其自身的歷史更為有名)，成為了60年代社會主義的超級明星。第三世界的激進分子從哈瓦那而不是莫斯科尋找著啟示，發達國家參加1968年反政府游行的學生舉起的是格瓦拉而不是列寧的旗幟。古巴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尊嚴和重要性，給古巴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起來，即使是最卑微的砍甘蔗工，也不僅僅為建立一個更平等的古巴社會，而且也為建立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做出了貢獻。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害對古巴的國際革命戰略是一個沉重打擊，卡斯特羅(1987)曾譴責玻利維亞共產黨對格瓦拉的死要負部分責任，并且暗示蘇聯也有責任。

　　三、70年代新型參與民主的構建——人民政權

　　在上世紀60年代，民眾參與的發動是無序的，也是國家統制式的。指導性的大規模經濟參與并沒有給個人提供表達自身主觀想法的機會，由此導致了60年代民眾指責中央計劃者對地方情況反應遲鈍，甚至無所察覺。到1970年的產糖躍進運動失敗，民眾和領導人都更清楚地認識到，需要重建民眾參與的渠道。這些問題也促使卡斯特羅在1970年提出要尋找新的解決方式，這種新的方式就是擴大民眾參與，引導民眾力量。同年，全國的群眾組織和工廠工人們召開了數千次會議，討論如何改進民眾參與和決策過程。成果之一就是在1976年成立了一種新型的地方政府——人民權力機關(OPP)，更廣為人知的叫法是人民政權(PP)。緊接著是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工作流程的重構、法律機構的改革以及工會的復興等等。這些變革改進了社會關系，擴大了工人代表制的范圍，對古巴70年代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可忽視。

　　第一個人民政權首創于1974年，到1976年擴大到古巴全島。由一個選舉代表組成的地方機構和一個行政部門組成。結構上，按照古巴的地理劃分，分為15個省級人民政權，再細分為169個直轄市級政權，再往下就是城區級。國民大會是人民政權的最高級別，擁有立憲和立法權。

　　市級選舉每隔兩年半舉行一次，由選舉委員會組織。委員會通常包括來自保衛革命委員會和古巴婦女聯合會等群眾組織的代表，負責保障有序、公正的選舉。候選人一般是選民們熟悉的人。各黨派組織可以提名，但禁止競選活動。候選人一般有四到七名，不會少于兩名。經過無記名投票，獲得超過半數選票的人成為市議會代表。代表的工作是沒有報酬的，是本人日常工作之外的附加勞動，并且可以隨時被撤換。這種非對立的選舉方，與社會主義思潮中市民和政治社會不應分離的觀點是一致的。古巴的選舉率很高，一些城市的選舉率即使在困難的90年代也高達80%，并且從未降到50%以下。

　　在市級選舉兩周后，市議會成立，并選舉出執行委員會和參加省議會的市代表。市議會和省議會每年至少舉行兩次會議。代表和選民之間的聯系則更為頻繁，一般是，代表每周召開協商會，收集有關市民問題的意見，每半年召開城區會議反饋處理結果。參與這類會議的市民超過活躍人口的一半，意味著古巴的參與民主運行得很好。因為在這樣的參與比率下，群眾不僅能表達意見和接受反饋，在很多情況下，還能通過集體決定，用義務勞動去自行解決一些問題。

　　在古巴，國家管理了大約90%的經濟活動，因此各級政府比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地方政府的責任范圍大得多，包括經濟生產和分配、公共服務、文化和教育等方方面面。越是接近廣大群眾的政府級別，責任范圍越是寬泛。

　　古巴共產黨對人民政權的影響是復雜的。按照法律，黨不能直接參與代表選舉，也不能直接干涉民主過程。但是它在古巴社會和政治的各層級都扮演了重要的統籌角色，因此它與人民政權的運行密切相關。越是社會政治結構的上層，黨的影響力越大，特別是在國民大會。古巴黨和國家政權機關之間的重疊也非常明顯，約75%的市級代表是黨員，而省級和國家代表的黨員比例接近100%。但并不能因此假設，黨的立場會經常與群眾的要求相抵觸。相對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古巴更加致力于社會公平和高水平的社會服務，在醫療保障和教育方面的成績是十分顯著的。黨員也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特別是在蘇聯陣營解體后的危機時期顯得特別重要。盡管古巴共產黨也有前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各種缺點，但是明顯要少很多，而且在控制腐敗和特權方面做得不錯。另外，黨在地方級別的人民政權中的影響要小得多。

　　古巴人民政權的研究者也指出了不足。例如，地方事務的民眾參與是充分和有效的，但是民主對全國性事務的參與度十分有限;除此之外，盡管人民政權使得民主能夠表達訴求和獲取解答，但在執行和實施階段并不是十分有效，這可能是因為官僚主義或者代表缺乏權威，但更可能是蘇聯陣營解體帶來的資源短缺。當然，這是在古巴人民可以理解和接受范圍內。更關鍵的問題并不在于人民政權的運行狀況，而在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語境下，它作為一套民眾參與機制的有效性如何。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人民政權是一次試圖平衡經濟計劃與管理系統(SPDE)和革命的社會參與精神的嘗試。在它建立后不久，卡斯特羅就宣告：“人民政權有這么多的屬性，這么多的控制權，這在拉丁美洲甚至全世界都是少見的。”(Bengelsdorf，1994:105) 7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越來越多地偏向物質目標，而不是意識培養。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權提供了一套功能機制，使得持續的主觀行動和參與得以實現。

　　人民政權的參與制并不是代議制民主的核心部分，僅僅是投票選舉并不足以構成參與制。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列強越來越把民主和參與同消費主義和市場導向聯系起來。同樣地，存在于前蘇聯陣營的“結構主義”民主，其典型代表“民主集中制”，也很少鼓勵參與制，分權化的政府機構也僅僅作為傳達和實現中央政策的“傳送帶”。早在革命之初，古巴就宣告要致力于一條不同的民主道路，參與制不僅是實現民主意愿的手段，更應為培養社會主義意識提供社會環境。這個目標，以及將其付諸實踐的種種努力，將古巴與其他社會主義盟友區別開來，同時指出了一個與當代西方參與制觀念截然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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