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足球：從“政治鴉片”到凡人的圣殿

　　導語：足球已經成為了解巴西甚至整個拉美公共空間的入口，最早的一批體育場都攜帶著歐洲印記和精英趣味，進入20世紀，大型體育館起初是為了滿足歐洲移民精英的現代性想象和社會排斥的需要，但卻意外地成了塑造巴西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從“失去的十年”中象征民族主義的“政治鴉片”，到90年代以來足球重新回到“凡人的殿堂”，巴西足球經歷了復雜的歷史進程。

　　拉美旅行的人文景象之一，是看窮孩子踢野球。黢黑、破舊的足球砰然撞擊在殖民風格的舊墻上，黑孩子肆意地嬉笑、呼喊，渾然不顧金發游客的慌亂躲避或者侵犯式的近身拍攝。間或，足球彈跳著躍下貧民窟的臺階，闖入車流滾滾的公路，而總有一個身形瘦小的男孩兒緊隨其后，翻越欄桿去撿球--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在游戲。敏感的觀察者知道自己遭遇到了貧困問題，但說不定他也能領悟，這一系列彈跳、騰躍之間，多少透露出城市運動的節律，預留出一道給外來者了解拉美公共空間的入口。

　　球場與廣場一樣，都是拉丁美洲城市里占據核心位置的公共空間。誠然，像歷史學家所言，是1894年6月9日，二代英國移民查爾斯·米勒從英倫負笈歸國，懷抱足球，肩扛球鞋，踏上圣保羅海岸，才將這項運動正式介紹到巴西。但實際上，在瑪雅、阿茲特克、托爾特克文化的廢墟上，都能看到寬闊而肅穆的球場遺跡。瑪雅人的球賽具有宗教性質，一些人類學家認為，獲勝的球隊將自愿犧牲，以生命供奉給渴血的主神，隊員們因此而奮力爭球。可以說，無論在前哥倫布時期還是現代，球場都是拉美人的圣殿。

　　殖民時代，西班牙人的市政建筑往往疊壓在舊有的公共空間之上：羽蛇或太陽神的廟堂基座上聳立起天主教建筑，中央廣場周邊輔以市政廳或總督府。廣場、市場和教堂是殖民時期帝國的商業、社會和軍事網絡的錨地，但同時，也是暴力沖突與民眾抵抗的場所：1968年墨西哥“三文化廣場”事件、阿根廷五月廣場上的母親，都是耳熟能詳的例證。控制公共空間是拉美政治精英的關注點，出于這種考慮，拉美的超級大都市(如墨西哥城、布宜諾斯艾利斯、里約熱內盧)在20世紀初都面臨城市空間的改造。精英群體要依照歐美城市的現代性樣板，重新定義城市的形式與功能。在20世紀最初的幾十年，里約等大城市開始修建體育館；這一新的公共空間，起初是為了滿足歐洲移民精英的現代性想象和社會排斥的需要，隨后卻意外地成了塑造巴西文化身份的核心要素。

　　拉美各國最早的一批體育場都自覺地攜帶著歐洲印記和精英趣味。它們無疑是某種公眾空間，但只針對有限的精英公眾開放。在巴西，20世紀初的足球俱樂部活動，都是由那些無需勞作的英國男孩們組織的，踢足球是為了表演他們的英國認同，譬如1902年里約板球俱樂部，為慶祝愛德華七世加冕而舉辦了友誼賽。1904年，效仿馬球比賽規格，里約修建了第一座足球場--十足的移民精英味道。然而就在同一年，巴西本土精英組成的球隊擊敗了英國人的俱樂部，其后本土足球愛好者在里約組建了自己的俱樂部。到了1906年，里約已有三十家足球俱樂部。在城市擴張和人口激增的20世紀初，足球愛好溢出英國人的圈子，這并不稀奇，但為什么它成了巴西人的身份標志?

　　歷史運勢為巴西人選擇了足球。1888年巴西才遲遲廢除奴隸制，數以百萬計的非洲裔巴西人初獲自由，脫離了種植園經濟，他們背上簡單的行囊，從貧瘠的東北部--如巴伊亞、伯南布哥--遷往富裕的東南港口城市;幾乎同時，大批舊大陸的底層移民，意大利人、波蘭人、德國人、西班牙人、黎巴嫩人等等，涌向“未來之國”--1900年巴西人口僅為一千七百萬，而1920年已經激增到三千萬。

　　足球向底層的快速普及其實主要源于此前巴西缺乏有組織的勞工階級體育文化--巴西戰舞(capoeira)或桑巴，在游戲系統性和參與規模上都不能和足球相比。移民工人和城市平民在精英俱樂部圍墻外觀看、效仿這一新潮的游戲，很快，他們就在街邊、工廠倉庫、貧民窟空地上踢起了瓜果或報紙球。另一方面，1889年新近宣布成立的巴西共和國政府，面臨著膨脹的新興之國，急需重新構想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如此多元混雜的混血移民社會亟需他者來反身定義自己。1908年，幾支英國足球隊赴里約比賽，同時阿根廷巡回球隊也正巧出現在巴西。里約最好的幾家足球俱樂部球隊迎戰，結果輸掉了1908-1910年間的所有比賽。可以想象，今天巴西球場上習見的狂熱氛圍在當時正慢慢醞釀，比賽后的球迷騷亂成了新出現的社會問題。尤其某一天，巴西人(此時尚沒有代表國家的巴西隊)0-7輸給了勞師襲遠的阿根廷球隊，于是男人們在酒館里醉罵、街角發生毆斗，警察出動彈壓鬧事者……不滿迅速匯成“復仇”的呼聲。還有什么比打擊英國和阿根廷“他者”的對抗性游戲更能喚起民族精神，更利于打造“想象的共同體”呢？足球原本攜帶的精英色彩和社會排斥功能迅速讓位于巴西民族主義和“種族民主”話語。

　　歷史上，我們還將多次看到球場服務于國家話語。1940-50年代，拉美大都會修建了眾多大型體育館，其中一些場館的座位數目比所在城鎮的人口還多。現代主義建筑趣味加上政治家的熱情，使得巴西在1970年代營建了全世界十所最大體育館之中的八座。而場址選擇與拉美的庇護主義政治傳統有關：政治家為自己的選區修筑大型體育設施，可以看成是對私人效忠的回饋與扶持。不少拉美大型體育館以政治強人來命名：巴西塞阿拉州有瓦加斯總統體育館、阿根廷首都南郊有庇隆總統體育館。

　　進口替代工業化失敗、軍事獨裁興起之后，南美許多國家進入了所謂的“失去的十年”，在此期間，巴西和南椎體國家的城市空間越發緊張。一方面，威權主義軍政府期待人們耽于游戲，國家隊在球場為國爭光還能為現政府贏得合法性;在民間，足球早就被看成是窮孩子的晉身之階，出身低微的加林查就是常被征引的案例。倘若說體育是一種現代宗教，那么有時候巴西足球的確像是新型的政治鴉片。難怪60年代某些巴西左翼知識分子認為，“作為一項大眾娛樂，足球只能轉移民眾在每日生活的挫敗之后的能量和激情，因而阻礙了進一步社會行動的可能性。”然而另一方面，成千上萬的拉美人聚攏在一個社會空間里，多少會給游戲規則制定者帶來麻煩。在“失去的十年”，由于傳統公共空間的匱乏，阿根廷、巴西的球場騷亂越來越多，警察與球迷之間的沖突成了常態。關于體育館與威權政府的合謀，或許下面這個例子最為著名：1973年智利政變初期，國家體育館曾被改造為臨時關押、虐殺政治犯的場所--這一點，當下倡導智利模式，貶損委內瑞拉經驗的人士們大都不愿提及。體育館的另類用途其實并不違背其本質：體育場館的創立之初，其初衷就不是準許身體自由舒展的場域，而是管制、規范身體的空間，只是人們在不斷挑戰著加諸身體的限制。

　　回歸民主并進入新自由主義的1990年代之后，拉美的“過度城市化”再一次改造城市空間。隨著汽車的普及，中產以上的社會階層退出傳統公共空間，過上了“從樓到樓”的私人生活;封閉社區和超級大賣場興起，而廣場和街道被丟給了底層人，只有外國背包客才逡巡在歷史老城區。衛星電視轉播讓球賽觀看率提升，體育館的“上座率”反隨之下降。不過，廣場、教堂、公園與球場仍舊是拉美社會共同體表達觀念的重要空間。圍繞著2014年世界杯和球場改造的抗議活動，就流露了某種恢復大眾體育活動之“大眾性”的色彩。自1992年科洛爾政府之后，巴西從未出現過如此規模的社會運動，對此，羅塞夫總統也不得不贊許，“抗議活動顯示了巴西民主的活力、街頭呼聲的力量。”足球與城市，都在抗拒從上至上的改造，不斷蝕壞著精英確立的規矩，轉而為普通人所用，這或許就是拉美人創造力的表現。

　　魏然：北京人，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獲文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綜合理論室，任助理研究員。從事拉丁美洲文化研究、西語文學及當代西方文化理論研究。曾先后在委內瑞拉安第斯大學(2007年)、德國古騰堡大學(2008年)擔任訪問講師，亦曾在美國杜克大學羅曼語言文學系從事訪問研究一年。譯有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比奧伊·卡薩雷斯《俄羅斯套娃》、費爾南多·薩瓦特爾《政治學的邀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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