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見天日的“Z計劃”

　　【編者按：本文是“歐元得救”系列文章的第二篇，透露了在2012年那段驚心動魄的時期，歐盟高層和IMF制定一項管控希臘“退歐”的秘密計劃，而希臘央行為滿足民眾提取銀行存款的需求，不分晝夜地安排運鈔……】

　　自危機爆發以來，每個工作日下午6時，一頭銀發的希臘央行(Bank of Greece)行長喬治•普羅沃普洛斯(George Provopoulos)都會召集由一小群幕僚組成的“應急小組”開會，評估該國銀行的健康狀況。2012年6月15日，會上透露的情況足以讓這位舉止沉穩的央行行長臉色發白。

　　那天是周五，希臘將在隨后的周末舉行議會選舉(那是該國兩個月來的第二次全國性投票)，國家似乎在一步步滑向恐慌。那天，希臘人從銀行賬戶里提取了逾30億歐元，相當于該國全部經濟產出的約1.5%。希臘央行看著人們將存款從銀行取出、轉而藏匿在床墊下已有近三年，但這種行為從未達到如此可怕的規模。

　　“要不了幾天，就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銀行業危機，”普羅沃普洛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按照那樣的速度，希臘銀行的鈔票將在一兩天內被取光。

　　然而，幾乎整個希臘政壇都不知情的是，歐盟(EU)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小群官員已秘密工作了幾個月，目的是為希臘銀行的崩潰做好準備。他們的秘密藍圖稱為“Z計劃”，這是一份詳盡的行動方案，闡明了在希臘退出歐元區的情況下如何重建該國的經濟和金融基礎設施。

　　這份此前從未曝光的計劃是由大約24名官員制訂的，他們分成幾個小組，分別在布魯塞爾的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法蘭克福的歐洲央行(ECB)以及華盛頓的IMF投入工作。參與制訂該計劃的官員堅稱，它不是一份迫使希臘退出歐元區的路線圖，而是恰恰相反。他們擔心，“Grexit”(希臘退出歐元區)將在歐洲金融市場引發劇烈動蕩，導致其他搖搖欲墜的歐元區經濟體發生銀行擠兌，并產生接下來哪個國家將被迫退出歐元區的問題。

　　但是，到了2012年年初，這些官員中有許多人認為，面對希臘“退歐”的可能性，不做準備是不負責任的。“我們總是說：讓他們留在歐元區是我們的目標。”一名參與制訂計劃的官員表示，“他們退出的概率是零嗎?不是。如果你在一家公司的董事會里、面對同類事件，即使它發生的概率只有10%，你也應該做好準備。”

　　過去數月間，英國《金融時報》采訪了數十名直接參與抗擊歐元區危機的官員，以回顧在那場災難的最后一年里，那些領導人怎樣把歐洲一體化計劃轉變為某種全新的東西：即一個遠比以前更為中央集權的歐元區，由歐盟機構接手以往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的巨大經濟和金融權力。針對這種將權力集中于布魯塞爾和法蘭克福的新格局，尋求說“不”的選民們在最近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發出了響亮的聲音。

　　新的緊迫感

　　到2012年年中，希臘已經遭受了街頭騷亂、失業率飆升和緊縮政策，緊縮導致了持續4年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式經濟萎縮——希臘經濟較2009年的水平萎縮20%。希臘發生的情況幾乎又是一場災難，這促使歐洲領導人采取果斷的行動。

　　在那年6月希臘議會選舉前后的數周里，歐洲單一貨幣面臨的解體風險達到危機爆發以來的最高點。當有跡象顯示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其領導人是反對紓困的激進分子亞歷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即將勝出時，針對希臘退出歐元區制定計劃的工作面臨一種新的緊迫感。“那時我們真的下了決心：必須完成我們的工作，”另一名參與制訂“Z計劃”的人士表示。

　　就在希臘舉行選舉的那個周末，全球大多數經濟領導人齊聚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參加20國集團(G20)年度峰會。有鑒于此，歐盟的一小群最高官員留守辦公室，準備面對不得不啟動“Z計劃”的局面。這些官員中，為首的是歐盟經濟事務專員奧利•雷恩(Olli Rehn)。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留在法蘭克福，而時任歐元集團(Eurogroup，歐元區各國財長的月度例會機制——譯者注)主席與盧森堡首相的讓-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也處于待命狀態。

　　最終，“Z計劃”從未啟用。齊普拉斯的激進左翼聯盟票數位居第二，希臘主流政黨得以組成了一個不是特別融洽的聯盟，最終同意在接受紓困的道路上走下去。

　　但高級官員們表示，那個夏天險些發生的災難，以及隨后圍繞希臘的歐元區成員國資格展開的辯論，促使歐元區各國政界理清了思路，尤其是德國政界。在德國政界，圍繞“希臘退出歐元區是否可取”的辯論繼續進行了3個月，最終被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叫停。

　　驚人的逆轉

　　自希臘在2001年加入單一貨幣的那一刻起，該國的歐元區成員國資格就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在多年拉響警報后，歐盟統計局(Eurostat) 2004年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希臘曾誤報財務數據，在取得歐元區成員國資格之前炮制了大大高估本國財政健康狀況的數據。盡管普遍存在管理不善，但希臘得以利用歐元區成員國資格所帶來的低利率，依靠借款維持經濟運轉。歐盟領導人基本上忽視了布魯塞爾的“數豆者”發出的警告。

　　但是，當紓困希臘的行動在2011年開始遭遇挫折時，塵封在歐盟報告中的這個問題得以重見天日，成為歐洲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閉門討論的話題。據多名歐盟官員透露，實權在握的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成為贊成希臘“退歐”的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然而，在2012年初之前，許多討論都停留在理論層面，是各國財政部內部各派經濟學家以及歐盟委員會經濟事務司研究的課題;經濟事務司曾嘗試就希臘“退歐”對希臘乃至歐元區其他國家的影響建立模型。

　　實際的泛歐洲應急規劃即使存在，也仍是有限的。前歐洲央行官員透露，讓-克洛德•特里謝(Jean-Claude Trichet，任歐洲央行行長直至2011年11月)禁止討論希臘“退歐”問題，擔心即便是有關歐洲央行在考慮這個方案的風聲，也可能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經濟事務司司長馬科•布提(Marco Buti)手下的一個小組悄悄編制了一些數據，以求說服德國及其盟友相信：希臘“退歐”引發的動蕩將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期。但出于對泄密的擔心，更具體的規劃受到限制。

　　只有IMF展開了具有實質意義的工作。多年來，該組織從全世界各式各樣的經濟災難中汲取了大量的機構經驗。

　　當2011年11月的G20戛納峰會首次公開提到希臘“退歐”時——當時默克爾和東道主、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兩人都強烈要求希臘在公投中提出“留下還是退出”的問題——有關方面對“希臘選擇退出”的結果沒有任何計劃。

　　數名高級官員稱，默克爾和薩科齊公開談論“歐元區可自愿退出”的設想(此前各方曾堅決否認這個設想)，使他們感到震驚。就連與這兩位領導人密切共事的官員，也表示自己感到猝不及防。

　　“我差點從椅子上滾落下來，”在這兩位領導人閉門討論時在場的一名官員表示，“他們第一次使用這個詞，而不是在談話中禁用它。我記得當時在想：我們要遇上麻煩了。”

　　把希臘人擋在門外

　　制訂“Z計劃”的工作在2012年1月正式展開，主要由四名官員領導。當月加入歐洲央行執行董事會的德國人約爾格•阿斯穆森(Jörg Asmussen)受德拉吉之托，領導歐洲央行內部的希臘“退歐”工作組。多年任職于奧地利財政部的托馬斯•維塞爾(Thomas Wieser)，被任命為由各國財政部代表組成的“歐元工作小組”的常任組長，并在布魯塞爾幫助與布提協調工作。還有就是保羅•湯姆森(Poul Thomsen)，這個丹麥人自危機爆發以來一直領導IMF的希臘紓困團隊，他從華盛頓IMF總部提供意見。

　　為防止這四人領導的小團隊泄密而付出的努力堪稱極端，其原因與特里謝此前禁止此類規劃的原因相同：只要公眾聽到計劃工作的風聲，可能就足以引發嚴重恐慌，迫使他們把計劃付諸實施。

　　據一名參與者透露，有關方面從未將“Z計劃”編制成書面文件，參與者之間也從未就這項工作交換電子郵件。“即使在(各機構)內部，也有防火墻全面保護。”這名官員說，“就連團隊之間，也有防火墻措施。”出于對泄密的擔憂，各方決定不讓希臘官員參與。

　　他們的防火墻起到了作用。在希臘舉行投票的不到兩周之前，歐盟委員會主席若澤•曼努埃爾•巴羅佐(José Manuel Barroso)和默克爾在柏林的德國總理府共進晚餐，其間默克爾尋求從巴羅佐那里獲得保證：即相關計劃已經就位，能夠應對希臘拒絕紓困條件、隨即退出歐元區的局面。

　　據當時在房間里的官員介紹，巴羅佐承認該計劃存在、并稱可拿出來給默克爾過目，但默克爾說，有他這句話就足夠了。按照德國的制度，德國聯邦議院(Bundestag)可請求獲得此類文件——德國高官擔憂，如果他們手中有書面文件，他們就將有義務披露這方面的規劃工作。

　　雖然英國《金融時報》沒有看到“Z計劃”的相關文件，但據看到過這些文件的官員們稱，這些文件構成一份詳盡的行動方案，闡明了如何從零開始創建出一個新的金融體系。

　　既是計劃，也是論據

　　在華盛頓，IMF官員準備了長達20頁的行動表格。官員們表示，IMF的詳盡藍圖借鑒了其應對銀行擠兌和貨幣危機的經驗，涵蓋了一些激烈的行動，如關閉所有自動取款機和恢復邊境管制，以防止大規模資本外逃。

　　在歐洲央行，官員們研究了阿根廷在2001年貨幣危機期間發行“欠條”(IOU)的經驗，因為(如果希臘退出歐元區的話)在希臘流通的歐元紙幣和硬幣將不再是法定貨幣。其中一個選項是發行價值約為歐元一半的希臘“欠條”，原因是把新版鈔票運到希臘將是一場后勤噩夢。

　　歐洲央行官員研究了2003年美軍在伊拉克引入新版第納爾的行動，但對后勤挑戰感到力不從心：美國的努力只耗費了3個月時間，但這些努力有全球最龐大軍隊的空中和地面資產作為依托。希臘本國印刷鈔票的能力有限;自啟用歐元以來，該國基本上只印刷10歐元紙幣。

　　同樣復雜的是希臘經濟的基本“管道”。像其他所有歐元區國家一樣，希臘經濟也連入“第二代泛歐實時全額自動清算系統”(Target2)網絡，這是一個由歐洲央行和各國央行管理的巨大專有計算機系統，確保了大多數商業交易的運行。一旦希臘被切斷與Target2的連接，它就沒有辦法清算交易，希臘經濟會逐漸陷入停滯。整個系統將不得不重建。

　　類似的工作也在布魯塞爾推進。一部分工作大量涉及歐盟的法律：一個受到“圈護”的經濟體，怎樣才能保持歐盟內部市場正式成員的資格(這種資格要求讓貨物自由流動)?設立資本管制的法律權限是什么?

　　其他的準備工作更加實際，比如哪些官員將出現在公眾面前，宣布希臘的新身份。“負責撥動開關的人會提早接到書面指令，告訴他們：你必須做這做那，”一名參與制訂計劃的官員稱。

　　對許多曾參與該項目的人士來說，“Z計劃”既是一份行動計劃，也是一個論據。他們想向那些倡導希臘“退歐”的人士證明：這項工作是極為浩大的——一旦他們意識到它會有多艱巨，他們就不可能支持這個計劃。但在2012年夏，希臘選民幾乎迫使他們動手實施計劃。

　　“硬違約”

　　希臘的第一場議會選舉與法國大選在同一天舉行。在歐洲大部分人關注法國局勢(薩科齊的競選連任努力沒有成功)之際，希臘以外很少有人預見到正在逼近的風暴。即使在希臘國內，當點票結果在5月6日(周日)晚間逐漸出爐時，許多政治領導人也都驚呆了。

　　希臘于1974年恢復民主政體，40年來的大部分時間里，該國的選舉政治一直被兩大政黨主導：偏左的泛希社運黨(Pasok)和偏右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但隨著危機加深，在紓困監督員指控兩黨執政期間都存在管理不善的背景下，這種現狀開始瓦解。

　　那些在雅典市中心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投擲燃燒瓶、一度被貶稱為激進邊緣群體的極左翼和極右翼反政府活動人士，開始得到心懷不滿的選民的支持。新納粹主義的金色黎明黨(Golden Dawn)得到落魄的城市窮人的支持;富有政治魅力的齊普拉斯則吸引了泛希社運黨(正是該黨談判達成了受人憎恨的紓困協議)的大批支持者。

　　正如預期的那樣，新民主黨的得票率居首，但不到19%，較該黨在三年前全國選舉中的得票率減少了14.6個百分點，令人震驚。更令人矚目的是泛希社運黨全線潰敗。該黨屈居第三，落在激進左翼聯盟后面，得票率只有13%，較2009年時減少了31個點。

　　“我們未能正確解讀希臘社會的動態，”泛希社運黨的一名資深政治人士表示，“我們知道有很多憤怒，但當你深陷(紓困)計劃、希望促其成功、并相信國家需要變革時，我們沒有意識到——其實所有人都沒意識到——金色黎明黨的崛起，也沒有意識到激進左翼聯盟的迅猛崛起，以及我們的崩潰。”

　　希臘的技術官僚總理盧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卻對這一結果并不感到意外。在短短六個月的總理任期內，帕帕季莫斯想方設法維持了國家的運行。這位前希臘央行行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投票前夕的民調結果讓他十分擔憂選舉不能決出勝負，以至于他在舉行選舉的那個周日晚上決定留守辦公室，為可能出現的市場沖擊做好準備。

　　據帕帕季莫斯透露，希臘當局在投票后的那段日子擔憂，如果相互對立的政黨數周內不能組建政府，局勢可能會失控。但他們同時也擔心，由激進左翼聯盟甚至新民主黨牽頭的新政府會拒絕紓困協議，導致歐盟當局放棄希臘。“風險在于，選舉結果的格局意味著各黨不能組建一個支持新經濟計劃的政府，”帕帕季莫斯表示。

　　七位歐洲領導人在啟程前往洛斯卡沃斯參加G20峰會前舉行了一個電話會議，同意堅守一個共同立場：他們將承諾支持希臘，但前提是該國遵守現有紓困條件。不會有重新談判。

　　若沒有紓困資金，希臘政府將不再能夠支付其賬單，而且有一筆31億歐元的債券將在8月20日到期，歐洲央行持有這筆債券的一部分。

　　一場“硬違約”(即不能償付未償還的債券)早就被視為走向希臘“退歐”的最可能路徑，原因是如果沒有人向希臘政府放貸，缺錢的將不只是希臘政府本身。

　　當時，希臘銀行依賴央行的緊急貸款來維持運營，因為私人部門的投資者已停止放貸。為了獲得這些央行貸款，希臘銀行必須提供某種形式的抵押品——對陷入危機的大多數國家的銀行而言，這意味著國債。但是，如果發生硬違約，這些國債將變得一文不值，因此央行的貸款將被切斷。沒有緊急流動性援助，希臘銀行將會倒閉。沒有了銀行，也就沒有了經濟。

　　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傳統的貨幣體系中。但希臘沒有一家傳統意義上的央行。該國的央行在法蘭克福，執掌它的官員大多不是希臘人，沒有辦法迫使它借錢給希臘的銀行。重啟銀行體系的唯一辦法是，希臘設立自己的中央銀行，開始印刷自己的貨幣。

　　“在幾小時內扼殺這個國家”

　　但是，在5月的選舉結果公布后，帕帕季莫斯和歐盟官員開始擔心起第二條通向希臘“退歐”的“意外”路徑：銀行擠兌。

　　如果民眾開始恐慌性提款，就可能導致與“硬違約”相同的局面。希臘銀行將會真的耗盡現金，而歐洲央行將無法向它們提供資金，因為這些銀行將處于資不抵債狀態。“規則將明確禁止在沒有充足抵押品的情況下提供流動性，這意味著在幾小時內扼殺這個國家，”參與討論的一名歐洲央行官員表示。要重啟這些銀行，將需要一種新的貨幣。

　　在希臘各政黨圍繞他們能否組成一個政府爭執不下之際，帕帕季莫斯每日從央行接到有關儲戶提款總額的通報;提款金額變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他提筆寫了一封警告信給希臘總統。如果沒有可能組成政府，就必須很快召集選舉。

　　自2009年初以來，希臘當局成功地應對了一場慢鏡頭式的“慢速銀行擠兌”：該國銀行存款總額從2450億歐元降至2012年選舉前夕的不到1590億歐元。據希臘官員估計，這些錢大約有三分之一徹底離開希臘;另外三分之一被支出，以維持快速下滑的生活水平;還有三分之一被藏匿在床墊下和枕套內，因為儲戶們害怕存在銀行里的歐元將變成德拉克馬(Drachma，原希臘貨幣——譯者注)。

　　在普羅沃普洛斯的領導下，希臘央行不惜安排從歐盟其他國家空運多余的歐元鈔票，來確保即便是大額取款也可滿足。當時形成的一個模式是：如果某個希臘儲戶要求提取大筆款項，他/她會被告知在次日再來一次銀行。對希臘央行的官員來說，讓賬戶持有人在返回銀行時拿到現金是絕對必要的。

　　“如果某個儲戶走進一家銀行，要求提取自己的錢，那會怎樣?如果答案是：‘對不起，我們缺少現金’，那又會怎樣?”普羅沃普洛斯說道，“在當時的條件下，那將導致大范圍的擔憂，很可能在儲戶當中引發恐慌。”在2012年的選舉之前，有285億歐元新紙幣被注入希臘，這一數字可謂驚人。

　　但是，5月和6月兩場投票之間那段時期的狂熱取款(央行一天24小時都在運鈔)嚇壞了官員，尤其是從歐洲央行觀察希臘事態的官員。銀行擠兌引發了民主合法性的問題：一群駐法蘭克福的非民選央行官員，應不應該自行判定希臘的銀行已資不抵債，從而迫使希臘退出歐元區?

　　在歐洲央行內部，廣泛共識是會導致希臘“退歐”的判斷不應由央行官員作出。相反，這些官員將把決定權交給歐元區的政界人士。

　　6月25日，德拉吉、巴羅佐和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赫爾曼•范龍佩(Herman Van Rompuy)在布魯塞爾開會，歐元集團主席容克通過電話加入會議。德拉吉在會上對各位領導人表示，在歐洲央行放棄希臘之前，歐元區政界人士將被請求擔保向商業銀行發放的緊急貸款。

　　德拉吉的警告并不是學術性的舉措。一名官員表示，德拉吉告訴各位領導人，7月20日，即那筆8月份的債券到期30天前，局面將進入一段為期30天的“不確定期”。雖然安東尼斯•薩馬拉斯(Antonis Samaras)已在前一周拼湊出一個聯盟，但希臘新政府仍在要求重新談判紓困條件。而默克爾尚未決定希臘是否應該留在歐元區。

　　“受感染的腿”陣營

　　對德國來說，圍繞希臘“退歐”展開的辯論，令人想起自歐元創立文件《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 1992年簽署以來的幾乎每一場與歐洲單一貨幣有關的談判。它到底應當是一個以德國為首、由少數經濟狀況類似的鄰國組成的貨幣聯盟，還是一個覆蓋面更廣、甚至向經濟競爭力較弱國家敞開大門的政治項目?

　　出身科學家的默克爾習慣于尋找確定性。在2012年夏季假期前的幾個月里，她開始親自求索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說她在那幾周里私下征求了歐洲每一位偉大的經濟和政治思想家的意見，那未免夸張。但只是夸張了一點點。

　　6月初在柏林與巴羅佐會晤期間，默克爾征求了前者的看法，她擔心希臘選民將選擇一個拒絕現有紓困的政府，從而迫使他們執行計劃。巴羅佐告訴她，希臘“退歐”將是一場災難，而薩馬拉斯很可能會獲勝。對此默克爾表示，她擔心的正是薩馬拉斯，因為他在競選中主張放棄紓困計劃。

　　據在場的官員透露，兩天后，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在柏林與默克爾進行了一場類似的辯論。雖然卡梅倫對希臘扭轉局面的能力沒有巴羅佐那么樂觀，但他給出的意見是相同的：市場很可能出現劇烈反應，而歐元區發生的銀行擠兌將很難被阻止?？穫愄岬搅擞庥龅谋睅r銀行(Northern Rock)案例。

　　默克爾的顧問分為兩大陣營：“多米諾骨牌”陣營和“受感染的腿”陣營。“多米諾骨牌”陣營警告稱，希臘“退歐”將使所有陷入困境的歐元區國家的國債遭遇恐慌性拋售，之后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可能發生大規模銀行擠兌。

　　“受感染的腿”陣營認為，“切除”希臘將讓歐元區其他國家得以恢復健康。“你有這兩個陣營，而且每個陣營都有優秀的經濟學家，”一名德國官員表示。

　　“受感染的腿”陣營以朔伊布勒為首。跟他交談過的多名人士表示，他幾乎是從理想主義角度看待希臘“退歐”這件事，視其為拯救歐洲一體化事業的必要之舉——他在自己的整個政治生涯都投身于這項事業。

　　“外界不太明白的是，這一切都是因為他是一名狂熱的親歐洲人士。”曾與這位脾氣不好的德國財長討論過這個問題的一名歐元區官員表示，“人們認為他不喜歡希臘人。這不是事實。原因恰恰是他如此熱愛歐洲，以至于在他看來，任何有悖歐洲理想的人都是那么的反歐洲;他容不下這樣的人。”

　　道德風險

　　官員們表示，朔伊布勒(下圖左)的這種動力偶爾會導致他與默克爾(下圖右)鬧矛盾。朔伊布勒遠比默克爾更愿意把希臘掃地出門，但另一方面，他也更愿意增加德國對歐元區紓困基金的貢獻，以幫助建立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火墻，保護歐元區其他成員國。

　　在德國財政部內部，還有一個立場更為強硬的核心圈子。這些官員中的大部分人聚焦于“道德風險”，他們主張，這種風險正在歐元區浮現——有些歐元區國家認為自己在財政上的管理不善是沒有后果的。一名參與德國財政部討論的人士透露，一些高級助手覺得，“你必須犧牲某人，才能嚇住其余人”。

　　德國財政部官員編制的分析報告指出，希臘根本上來說已資不抵債，相對于無限期地努力支撐該國的運轉，讓其退出歐元區的短期代價還更低一些。外部的顧問被請來進行了類似的研究。

　　默克爾從三位央行官員那里得到了相互矛盾的建議，她在休假前的那段時間相當重視并信任這三人的意見，這三人是：阿斯穆森，他在調任歐洲央行之前是朔伊布勒的副手;延斯•魏德曼(Jens Weidmann)，默克爾的前經濟顧問，一年前被她任命為德國央行(Bundesbank)行長;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前行長菲利普•希爾德布蘭德(Philipp Hildebrand)。

　　這三人都擔憂道德風險問題，并覺得希臘不太可能兌現其在紓困計劃中所作的承諾，這可能導致德國納稅人的資金無休止地被轉移到雅典。但他們也告訴德國總理，預測希臘“退歐”成本的做法是愚蠢的。

　　當時與阿斯穆森交談過的一名歐元區官員表示，他給默克爾的建議是：“有些東西可能已被市場計入了價格，而且到時候是可以控制的，否則的話你最終面對的可能是只有10個成員國的歐元區。”

　　布提和他的團隊在布魯塞爾進行的工作似乎也取得了成效。德國官員表示，默克爾被告知，有一件事是幾乎不可能做到的，那就是讓所有17個歐元區國家的政府都同意一份退出計劃、而且一切都悄悄進行、不讓市場捕捉到一絲風聲——在希臘似乎無意“退歐”的情況下尤其難以做到這點。

　　在希臘“退歐”問題上，在柏林展開的政治討論是最為主觀的。與默克爾直接打過交道的許多歐盟領導人表示，與她在基民盟(CDU)的前輩——如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和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相比，她對歐洲一體化事業的眷戀較少。歐盟領導人將此歸因于她投身政壇之前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東德的生活經歷——默克爾出生不久就被父母帶到東德，在那里長大成人。

　　與此同時，多名官員表示，他們開始感覺到默克爾肩負著歷史重任。一名德國官員問道，她真想成為“有可能拆散歐洲(盡管尚不清楚那種局面是否會發生，但可能性是存在的)”的德國總理嗎?

　　7月中旬，默克爾離開總理府，開始為期六周的夏季休假，同時權衡各種建議。雖然德國總理尚未拿定主意，但德國高層政治人物公開要求希臘“退歐”的呼聲達到了一個高潮。“如果希臘不再滿足為其制定的要求，就不能作出進一步的付款，”德國自由民主黨(FDP)主席菲利普•羅斯勒(Philipp Rösler)在開始夏季休假前表示，“對我來說，希臘退出歐元區早已不再那么可怕。”自由民主黨是默克爾執政聯盟中的較小政黨。

　　令人驚嘆的180度大轉彎

　　有一位領導人敏銳地注意到了德國總理府內上演的辯論，那就是巴羅佐。歐盟委員會主席告訴助手，他相信自己作為歐盟條約捍衛者的神圣職責之一，就是確保歐元區和歐盟的完整，使其不致失去成員——無論這里指的是希臘退出歐元區，還是英國退出歐盟。

　　鑒于一筆拖延已久的343億歐元援助款項被擱置，而薩馬拉斯還在主張大幅修改紓困條款，巴羅佐決定成為危機爆發以來首位訪問雅典的歐盟抗擊危機核心圈子成員。

　　兩人之間的會談持續了兩個小時。在薩馬拉斯的木板飾面辦公室，巴羅佐坐在沒有點燃的壁爐前告訴希臘新總理說，不要再提出徹底改變紓困計劃的要求。據當時在場的官員們透露，他敦促薩馬拉斯花至少一年時間執行現有要求。巴羅佐提出，在那之后，也許可以商量修訂紓困計劃的話題。但首先必須執行。

　　據當時在場的一個人回憶，巴羅佐說：“不要開始要求新的條件;那絕不可能。你傳達給德國的第一條信息必須是……你一定要說你會履行承諾。”

　　一位政治盟友發出的直率忠告似乎收到了想要的效果。當時在房間里的不止一名官員說，巴羅佐還沒有結束他的忠告，薩馬拉斯就已提筆重新起草自己的發布會聲明——后者后來告訴云集的記者，他將立即開始“落實約定的措施”。

　　“薩馬拉斯做出了史上最令人驚嘆的180度大轉彎，”前泛希社運黨政府的某位部長表示。

　　他們真的不知道

　　但歸根結底，一切要由默克爾本人定奪。經過六周的沉思，德國總理帶著決定回到了柏林。對這名科學家來說，這件事不存在什么確定性。默克爾是一位天性謹慎的政治人士，如果顧問們對希臘“退歐”的后果意見不一，她就無法接受這個方案。

　　“你們都說：‘對不起，說到底，我們不知道’;如果你們不知道，那我不會冒這個險。”一名顧問回憶她的話稱，“她的感覺是：所有這些人，他們可能全是白癡，但他們不知道。”

　　歐元區內部有關希臘“退歐”的言論漸漸消退。默克爾在10月份對雅典進行了極具象征意義的訪問。在布魯塞爾，經過一系列有傾向性的歐元區財長會議，各方達成了經過修訂的紓困協議：各方向希臘承諾，一旦該國實現基本預算盈余(當時預計到2013年時實現)，就可得到更多的債務減免。

　　這份協議放行了那筆343億歐元的希臘援助款。2012年11月，在協議達成的數小時后，歐盟舉行了一次峰會。薩馬拉斯在抵達會場后迅即發表聲明稱：“歐盟的團結依然活著。希臘的‘退歐’已經死了。”希臘再也不會威脅到歐元的存在。

　　譯者/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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