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颯：“團結精神”與人民式的“全球化”

　　在三十年前的一次交談中，一位墨西哥友人問及：什么是你最崇尚的品質?我曾反問道：那么對于你來說呢?“團結精神”――她的回答我記憶猶新，但我當時并沒有深刻理解。

　　與政治層面的“團結”(unidad)，與家長式的、自上而下的“仁慈”(caridad)不同，朋友所使用的“團結精神”(solidaridad)這一西班牙語單詞，基于一種感情色彩濃厚的兄弟情義。

　　民族特征不應該是知識分子口中咀嚼的苦果，它是人民在生活中，在歷史中，尤其是在共同斗爭中錘煉出的一種集體品質。在與其他文化的對比中，民族特征彰顯于世。作為拉美大陸重要民族文化特征之一的“團結精神”亦然。

　　從比較中彰顯的民族特征

　　我不止一次讀到拉丁美洲學者將西蒙?玻利瓦爾寫于1815年的《牙買加信札》與美國總統托馬斯?杰弗遜發表于1801年的就職演說這兩個文本所做的一種比較。

　　在《牙買加信札》中，玻利瓦爾寫道：

　　“我們是人類中的一小部分;我們擁有被遼闊的海洋包圍著的一方天地……我們仍是一個醞釀之中的族類……隨著世紀的推移，也許將由此出現一個逐漸覆蓋全世界的、兄弟般友愛的新民族……但愿有一天，我們能夠有幸在那里建立一個包括各個共和國、王國、帝國在內的大型的代表會議機構，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國家共同商討關于和平與戰爭的最高利益。這樣的機構將在我們后代所遭遇的某個幸運時代出現……”

　　托馬斯?杰斐遜的一段表述如下：

　　“大自然和寬闊的海洋把我們與來自四分之一地球的毀滅性的混亂隔絕開，我們所擁有的崇高精神足以抵御他人的腐蝕，我們崇敬至高無上的上帝的意志，上帝將一切祝福賜于我們，向我們證明它為人在塵世的幸福感到欣慰，擁有如此多的祝福，我們怎么能不成為一個幸福的民族呢?”

　　兩個文本分別描述了各自的新生國家，卻表現出一種慷慨的人道主義與一種狹隘的個人主義之間的微妙區別。那么，差別由何而來呢?

　　何塞?馬蒂從美國建國之初的歷史起研究這個國家的帝國野心起源，指出美國的獨立和自由有一個致命的弱點，美國人“無情地在他們的奴隸的背上簽署自己自由的文書”，“北美，甚至在慷慨的青春時期，也從未有過那種人道的、推己及人的自由”，“這是一個從根子上貪婪的國家”。

　　隨著新老殖民主義在拉丁美洲的交替，后者日益感到來自北方大國的威脅，感到了在兄弟感情下團結起來的迫切必要。與“拉丁美洲”這一概念誕生的同時，“團結精神”一詞也頻繁出現。1856年，旅居法國的哥倫比亞詩人卡依塞多寫了一首題為《兩個美洲》的長詩，翌年登在他所主編的巴黎報紙《海外郵報》上。這是“拉丁美洲”的概念第一次正式問世。詩中寫道：

　　這些為聯合而誕生的民族，

　　今天卻四分五裂，孤立無援;

　　團結是它們的責任，相愛是它們的法律;

　　它們有著共同的根和共同的使命;

　　拉丁美洲人，

　　面對著撒克遜人，

　　這個死敵正威脅著

　　毀掉它們的自由，撕碎它們的旗。

　　南方的美洲被召喚著

　　保衛她純潔的自由，

　　她嶄新的思想，她圣潔的道德，

　　她關于愛和仁慈的神圣法則。

　　的確存在著“兩個美洲”――拉丁美洲和盎格魯―撒克遜美洲，當然要全面論證這個命題仍需要大量篇幅和辯證分析。簡言之，拉丁美洲與盎格魯―撒克遜美洲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的大量混血成分以及文化傳統中強烈的人道主義因素。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拉丁美洲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雖然混血是殖民主義的結果，然而它使印第安成為拉丁美洲文化中不可磨滅的印記，也使兩者間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當拉丁美洲淪為新殖民主義的獵物時，整個大陸的人民更加認同印第安民眾的斗爭。近幾十年來，隨著印第安政治運動的發展，印第安文化中的傳統價值觀受到了更多關注，在這些傳統價值觀中潛藏著團結精神的根源之一。

　　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與其他文化相比，在印第安人民的表達中，復數的“我們”是一個出現率遠遠高于單數“我”的代詞。也有學者發現，在克丘亞語境中，“貧窮”并不單單意味著物質的匱乏，它更強烈地表示缺少家庭、孩子、親屬、友鄰，也就是說，“貧窮”更意味著缺乏與他人的關系。在安第斯山的古代印卡社會里，互助合作的勞動―生活形式“艾柳”是這種集體精神在社會組織層面的鮮明體現。近幾十年來，印第安政治文化運動的新崛起給傳統的共同體帶來了新的活力，玻利維亞正在實踐的“共同體社會主義”(亦譯作“社群社會主義”)是典范之一。

　　先驅所體現的團結精神

　　共同斗爭錘煉民族特征，在高度緊張的斗爭時刻，各種感情都會在濃縮的時間進程中經受檢驗、凝練和提升。拉丁美洲漫長的斗爭史鞏固了上述的兄弟情義，一代代先驅涌現，他們又以自己身體力行的榜樣繼續培育這種精神。

　　海地獨立運動是拉美歷史上第一場獨立革命。海地獨立運動領袖鼓舞其他拉丁美洲兄弟民族加入爭取獨立的大潮。米蘭達、玻利瓦爾先后于1805年、1815年遠赴海地爭取外援，他們得到的不僅是政治經驗，還有槍支彈藥和革命戰士。作為回答，玻利瓦爾保證在取得獨立后解放所有的奴隸。此非易事，在同一問題上，拉丁美洲獨立義士從美國得到的卻是苦澀的體驗。作為一個獨立了的大國，自私的、奉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美國不止一次拒絕提供類似的援助。

　　玻利瓦爾與他的戰友們所主張的“大祖國”的理想不是簡單的泛美主義，而是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理想主義。1824年，玻利瓦爾向除美國以外的拉丁美洲獨立國家發出在巴拿馬開會的邀請，并擬定在會議上討論在全世界、全美洲廢除奴隸制的主張。這次會議如果勝利舉行，本將是一場共和的、廢奴的、拉丁美洲的歷史性會議。

　　玻利瓦爾曾這樣寫道：

　　“我們給南美洲提供了一個偉大的榜樣，所有為獨立而戰的人民都將模仿這個榜樣。海地在她的兄弟們之中將不會再感到孤獨。海地提出的原則必將對新世界的所有國家產生影響。”　　何塞?馬蒂是另一個偉大的榜樣，一個大寫的拉丁美洲人。就像人們稱玻利瓦爾為“解放者”，他們稱為美洲獨立事業奔走宣傳的馬蒂為“使徒”。馬蒂的散文《我們的美洲》歌頌這片孕育了拉美兄弟情誼的土地和文化，它已經名垂青史，成為經典美文。

　　馬蒂的時代是新老殖民主義在拉丁美洲更替換班的時代。馬蒂熟悉的領域是哲學和文學，他并不是經濟學專家，但他憑著對帝國主義的警惕和對拉美人民的熱愛，準確、尖銳地提出了經濟戰、貿易戰在帝國主義時代的重要性。他在關稅同盟、貿易伙伴等一系列問題上的精辟論斷迎得了許多拉美國家的信賴。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等國任命他為駐紐約的領事，烏拉圭委托他代表本國參加1891年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貨幣會議。

　　馬蒂并不只是一個愛國者、民族主義者。他本來可以只關心古巴的解放，那將為他的斗爭減少許多困難，但是他急切希望加勒比地區的另一島國波多黎各能一起獲得解放。他希望在安的列斯群島筑起一道屏障，擋住美國向整個拉丁美洲的擴張。在1895年寫給友人的一封信里，馬蒂心情沉重但毫不含糊地表明古巴戰斗對于整個拉丁美洲的反殖反帝雙重意義。他寫道：

　　“自由的安的列斯群島將拯救我們美洲的獨立，也將拯救英語美洲令人懷疑的、打折扣的榮譽，也許將加速和確定世界的平衡。”

　　這是一種慷慨無私的境界。

　　在拉丁美洲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可以信手拈來。切?格瓦拉，作為一個白人后裔的阿根廷人，被授予了古巴國籍，被印第安人出身的玻利維亞總統艾沃?莫拉萊斯稱為“兄長”。在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政府中，曾有許許多多來自世界各地、拉美各國的志愿者輔助工作。

　　溶于人民血液之中的團結精神

　　這種團結精神并不單單體現在偉大人物的言行之中，它溶化于人民的血脈、作家的行文、歌手的音聲。

　　以先鋒派小說《跳房子》聞名于世的阿根廷作家胡里奧?科塔薩爾還有一本似乎并不為人熟知、但我個人認為更有意味的作品，那是一部題為《尼加拉瓜，你這酷烈中的溫柔》的散文集，出版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其中收錄了作者在跨十年的時間里數次深入這個戰火與建設之中的兄弟國家、與人民朝夕相處的心血之作。在這本書的扉頁，我們能讀到一段醒目的文字：“本書的著作權完全歸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人民所有。”在一篇題為《新尼加拉瓜》的散文里，科塔薩爾呼吁國際社會向尼加拉瓜人民伸出援助之手，他寫道：

　　“尼加拉瓜人不會向你們要任何東西，但他們不能阻止我替他們要求，我懷著敬意和愛心替他們要求，他們的勇氣，他們以自己的行動為我們苦難的拉丁美洲所提供的歷史經驗，使我產生了這樣的敬意和愛心。”

　　另一位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利亞諾直接把自己的一部作品命名為《擁抱之書》，表達了擁抱整個拉丁美洲、全世界卑微民眾的兄弟之情。2004年，在決定委內瑞拉前總統烏戈?查韋斯去留的全民公決前夕，加利亞諾在雜文《在委內瑞拉和影子國之間》里寫道：

　　“僅僅還在昨天，在號稱石油天堂的‘沙特委內瑞拉’，官方調查顯示，國內有150萬文盲，500萬無證件、無公民權者。今天，正是他們和其他無數影子般的民眾決心不再返回昔日居住的‘影子國’，正是他們征服了這個曾經與己無關的國家;這次公民投票再一次證明：他們將在自己的國家里留下來!”

　　在同一個關鍵時刻，享譽全球的阿根廷球星馬拉多納寫信給查維斯，表達他對委內瑞拉兄弟人民的支持，他在信中寫道：

　　“總統先生，您在反對帝國主義威脅、捍衛委內瑞拉人民的真正自由和尊嚴的斗爭中所表現出的力量和推動力，使我感到了作為一個拉丁美洲弟兄的深深的自豪。”

　　殖民主義者將自己的語言強加給殖民地人民，但人民卻反將這種語言變成了相互間溝通的橋梁和團結戰斗的武器，這就是歷史強有力的辯證法。

　　在拉丁美洲，人民的歌聲越過國界，對歌手的愛戴不分國籍。人們經常可以領略不同國度的人民歌手同臺演唱的場景，他們如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團結的精神化成了涓涓不斷的歌聲。

　　例如，阿根廷詞曲作者兼歌手萊昂?基科在歌中這樣描寫了對他人沒有惻隱之心的個人主義者：

　　一個在生活中孤單的人，

　　無論在家中，還是在街上，

　　都不知道與誰共飲一壺酒。

　　一個只顧自己過日子，

　　不顧別人死活的人，

　　不知道為誰而活著。

　　一個只在角落里喊叫，

　　不管別人能否聽見的人，

　　不會知道為誰呼喊

　　……

　　智利已故女歌手比奧萊塔?帕拉在遺囑式的創作歌曲《感謝生活》中將自己的歌與眾人的歌融為共同的聲音：

　　感謝生活，生活對我意重情深，

　　她給了我淚水和歡笑，

　　使我能分辨苦難和幸福，

　　我的歌和你們的歌就是由這兩部分

　　組成，

　　而你們的歌聲就是我自己的歌聲。

　　阿根廷已故女歌手梅賽德斯?索薩在一首題為《裸露的血脈》的歌中直接唱出“我們是兄弟”的呼聲：

　　多少激情隨著歲月流逝，

　　我們是熱血的民族，

　　夢境的實現被耽擱了多少年!

　　讓我們團結起來，

　　讓我們互相關懷，

　　那些傷害我們的人并不知道，

　　我們都是兄弟，

　　誰也不會站在一邊，

　　誰也不會袖手旁觀，

　　這是生命的時代，

　　死亡請靠邊站，

　　我們將尋找希望，

　　誰也不會站在一邊，

　　生命的時代，就將到來!

　　這種溶于血液的團結精神在拉丁美洲文化中有著深厚的形而上根基。它來自一種深刻的共同體意識和愛鄰人意識。地球上的權勢集團別有用心地建造起分裂人民的“巴別塔”，從解放神學所秉承的原始基督教人道主義觀來看，團結精神是人在墜落于巴別塔之后向著上帝、向著“團結”的回歸。　　秘魯已故現代詩人塞薩爾?巴列霍的詩句里充滿了這種帶有宗教意味的對他人的同情：

　　我這一副筋骨屬于別人;

　　也許我曾偷了它們!

　　我所給予自己的，

　　或許曾分配給了他人;

　　我想，假如我

　　另一個窮人將端起這杯咖啡!

　　我是個卑鄙的竊賊……我無地自容!

　　在這寒冷的時刻，大地

　　人煙浮揚，又如此凄楚，

　　我多想敲開每一間小屋，

　　向任何一個陌生人請求寬恕，

　　并為他制作一小塊一小塊的新鮮面包

　　就在這里，用我心中的烤爐……!

　　這種團結精神并沒有囿于拉丁美洲大陸，它具有普世意識。在2001年12月已故巴勒斯坦抵抗運動領袖阿拉法特被圍困在拉姆安拉的日日夜夜里，我們從電視畫面的瓦礫和硝煙中，竟然看到了來自遙遠阿根廷的、包裹著白發的“五月廣場”母親的白頭巾。2004年，當以色列侵略軍向加沙人民發起野蠻進攻時，在這個廣漠的世界上，只有兩個非伊斯蘭國家強烈譴責猶太復國主義的屠殺，并勇敢地中斷了與這個有強權撐腰的新殖民主義政府的外交關系。這兩個道義上的大國就是艾沃?莫拉萊斯領導的玻利維亞和烏戈?查韋斯領導的委內瑞拉。

　　自然的全球化和病態的全球化

　　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相互交流和認可本是一件如吃飯睡覺一樣自然和必然的行為。使這個進程發生異化的，是從病態夸張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中誕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和消費主義生活方式。這個扭曲進程的高級階段現今被稱之為“全球化”，在這一進程中，出現了諸如“大發現”、“印第安人”、“中東”、“遠東”等西方中心論式的扭曲概念。

　　在資本主義潘多拉魔盒被打開之前，存在著原始的掠奪戰爭，它們遵循著某種遠非今日之精密、虛偽國際法的古老的儀式和規矩;同時自古代起，人們出于對遠方和新穎的天然好奇心和生活之需，也早早開啟了民間的良性交流和緩慢的世界化進程。近期已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哥倫布西航之前，美洲與非洲、美洲與大洋洲、美洲與亞洲很可能已經存在著聯系。

　　一個涉及亞洲的例子也許使我們對早期的世界聯系有更親切的感受：

　　十四世紀上半葉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最初懷著赴麥加朝覲的向往，受到穆圣“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前往求之”訓導的感召，來到了宋元之間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的中國泉州，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將這座沒有一棵橄欖樹的城市奇怪地稱之為“榟橔城”(即橄欖城，阿拉伯語發音為madinatal-zaytun)。那是因為，當時泉州周圍栽種刺桐樹，因而被稱作了“刺桐城”，而“刺桐城”又因為閩南話發音接近阿拉伯語中“榟橔”的發音之故，被來泉州做生意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叫成了“榟橔城”。這僅僅是一個世界性民間交往的生動例子。陸路海路的“絲綢之路”、黃道婆、從阿拉伯世界的礦物顏料鈷藍到中國的青花瓷，遠近的例子不勝枚舉。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以及金融資本主義的成熟，全球化的規模和速度空前發展，這一進程發生了質的變異。交流再也不是哪怕以原始掠奪為形式的生活需求，而成為一種以利潤為目的的人類生活的全面異化，直到發展為我們在新的世紀里親眼目睹的新一輪瘋狂的資源爭奪、金融戰爭。競爭已經成為統治人類集團交往的思維方式。

　　在整個這一變態進程中，1492年是一個重要的象征性起點，因此，拉丁美洲研究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而對非洲和亞洲的如何融入這一進程的研究還遠未揭開大幕。

　　全球化中的辯證法

　　殖民主義伊始就包含著非殖民化的因素。殖民者的語言如何轉變為被殖民者團結的手段只是一個例子。我們還可以再舉幾個例子。

　　其一，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有一尊獻給該國獨立戰爭中中國戰士的紀念碑，上有銘文：“在古巴，沒有一個中國人是叛徒;在古巴，沒有一個中國人是逃兵。”只有細致了解了古巴的奴隸制歷史，才能體會其中飽含的深沉意味。

　　十九世紀上半葉，機器工業發展迅速。英國根據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出于仁慈和良心發現――提出廢奴。由于黑奴的減少，也由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在古巴島引起的巨大恐慌，西班牙殖民當局決定引進替代性勞力(甘蔗園、榨糖廠離了大量的勞力無法運轉)。引進歐洲窮白人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勞力的舉措相繼失敗。這時，從東方傳來了消息。

　　在遙遠的中國，1840年把中國帶入半殖民地歷史的鴉片戰爭剛剛結束。在鴉片戰爭中得手并熟悉了中國的英國資本家首先開始運送大量華工到英屬加勒比群島的牙買加、巴巴多斯和特立尼達做苦力，并啟發了古巴奴隸主，后者上報王室請求引進“來自用棍棒管理之國的子孫”。

　　古巴的西班牙殖民當局委托兩家公司招募華工，其中之一便是“英國倫敦公司”。1846年，英國人已在廈門修建了大量板房作準備。雇傭苦力的辦事處設在葡屬澳門和英屬香港。1847年，第一批華工抵達古巴，最早的兩艘運送苦力船之一是英國船。

　　苦力是簽約的奴隸，從一開始就參與了本地奴隸的逃亡。在古巴的獨立戰爭中，早就出現了華工組成的團、營，個個驍勇出眾，堅貞不屈，其中不乏前太平軍的戰士。他們的事跡被古巴人記錄成書，榮譽被刻錄在上述碑文中。這樣的特殊地位是華人戰士用鮮血和生命換得的，這樣的付出生命是由慘無人道的資本壓迫造成的。古巴與中國這兩個相距遙遠的國度，由被壓迫者的國際主義締造了最初的友誼。如今，華人已經成了古巴人口的三大來源之一。

　　其二，大帆船貿易。

　　1521年，為西班牙王室服務的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穿過后來的“麥哲倫海峽”，“發現”了今之菲律賓群島，從此，遠近七千個島嶼上的土著陷入與美洲印第安人同等的地位，被稱作“中國印第安人”。

　　持續了250年的西班牙―墨西哥―呂宋―中國的“太平洋航線”出現了，來往于洋面上的西班牙貿易船只被稱作“馬尼拉大帆船”或“中國船”。“大帆船貿易”是資本主義全球發展鏈條上重要的一環，造成了亞洲與美洲在近代的聯系：在墨西哥出現了“普埃布拉的中國姑娘”傳說，其原型是印度莫臥爾帝國公主的女奴;歷史上第一本西班牙語―漢語詞典因緣名為《呂宋華文合璧字典》。

　　1898年，美國在美西戰爭中從西班牙手中搶奪了菲律賓，迅速普及的英語替代了西班牙語。被菲律賓人視為國父的獨立運動領袖里薩爾用西班牙文寫作的愛國檄文已無法為后來的國人讀懂，但它們被收入了拉丁美洲人編輯的大型文庫《阿亞庫喬文集》。介紹里薩爾的墨西哥已故哲學家萊奧波多·塞亞寫道：

　　“里薩爾在我們的美洲和亞洲、非洲人民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盡管我們的語種不同，但我們都能懂得人類歷史上層出不盡的解放者的語言。”

　　其三，互聯網的出現和廣泛應用。這是一個作為當代人的我們最熟悉的例子。科技進步所發明的這一現代工具像一柄雙刃劍，它既幫助金融資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其欲摧毀的任何一個角落，也使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底層卑微者得以互通情報，加快聯合的腳步。

　　人民式的全球化及其障礙

　　今天，已經到了規劃一種新的人民式全球化藍圖的時刻，它將是以人民的團結為基礎的戰略構想，這是能夠抵抗企圖統治世界的帝國強權聯盟的唯一戰略選擇。

　　拉丁美洲人民已經在行動。他們長期醞釀的一體化主張，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ALBA)，在巴西阿萊格雷港開始的世界社會論壇、南方銀行、南方電視、無地農民運動、印第安人民代表大會，基于“幸福生活”觀的厄瓜多爾政府“人民團結經濟規劃”，玻利維亞政府提出并實踐的“共同體社會主義”，委內瑞拉政府的“魯濱孫(掃盲)使團”，體現了混血人與印第安民眾緊密團結的墨西哥薩帕塔社會運動，是拉丁美洲人民堅定的步履。

　　人民式的全球化抵御另一種虛偽的、壓迫人民的全球化。世界政治經濟強權的真正目的絕不是人民的全球化，它們希望看到的是人民陣營的分裂。

　　我們可以從一個五百年前的史例分析起。以“印第安人保護者”青史留名的十五世紀西班牙修道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在其巨著《西印度史》中寫到了西班牙殖民主義者對古代墨西哥的進犯。在該部史書第三卷第122章中，拉斯卡薩斯先引述了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論政治》中的一段話：

　　“凡意欲實施暴政之暴君均缺少理智、權利與公正，如發現其欲奴役之對象間確有這般不和，便竊竊自喜，若并無隙可乘，他們將不惜挑唆，因唯其欲統治之對象處于分裂不和之狀態時，暴君才能制服一方，及另一方。”

　　拉斯卡薩斯講述大殖民主義者埃爾南·科爾特斯面對強大的阿茲特克帝國采取了分裂的謀術。當他得知當地頭人相互結仇，便“為之高興”，“只要有隙可循，能獲幫手，并得口實，已達其標的，科爾特斯向來鮮有顧忌”。

　　中世紀西班牙薩拉曼卡學派的維托里亞為襁褓之中的國際法提出的可以進行殖民戰爭的理由之一，即與對方一部之“結盟權”。在拉斯卡薩斯的筆下，科爾特斯之所為正是對這種“結盟權”本質的最好注腳：

　　“以便找到借口欺騙世人，說自己支援一方，反對其對頭。就好似他是稱職的法官，來聽取雙方之陳述，并在難經推敲的審判中，決定何方占理。他在不知曉某一方確實有理之情形下，隨意選一方支持，然并不感到正在道德之域犯罪。”

　　拉斯卡薩斯判其“犯罪”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無論對此方彼方，或弱或強，有理無理，均為其掠奪之對象。”

　　拉斯卡薩斯在殖民主義式“國際法”的第一次歷史實踐中便一語道破天機：以支持受迫害一方為名，行占領統治全境之實。

　　在拉丁美洲近代史上，太平洋戰爭、大廈谷戰爭等諸多事件的幕后原因和令人嗔目的后果是中國諺語“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腳注。在其他大陸上，種種類似的史例，如二十世紀初阿拉伯土地上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二十世紀中葉南亞次大陸的“印巴分治”，作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非洲大陸上盧旺達大屠殺深刻背景的被德國和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刻意夸大并散播的“含米特假說”，今天值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重新溫習，記取其血腥的歷史教訓。

　　面對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戰略，引述公元二世紀中國詩人曹植的七步詩并不算過時：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分而治之的帝國主義戰略是人民式全球化道路上的一大障礙，另一大障礙來自人民陣營內部。長期的殖民主義統治，以及漫長的“后殖民”影響造成了一種畸形局面：“南方”對“北方”的縱向仰視，相對于“南方”人民內部之間橫向的缺乏了解。

　　我記得一件軼事。某次我訪問一個墨西哥高等文化研究機構，拜會一位拉丁美洲散文研究專家。交流伊始，該墨西哥專家的第一個問題即：“中國有散文嗎?”其無知程度的背后有巨大的歷史成因。

　　在某些拉丁美洲研究機構中，多數研究人員竟不掌握該地區人民的主要語言。這不僅是一個研究工作中的致命缺陷，是對研究對象的缺乏尊重，同時也是“后殖民”文化現象的重要體現。語言是最主要的民族特征之一，是人類文化遺產，是抵達研究對象心靈的途徑。更須提醒的是，現在已遠遠不是一個滿足于掌握西班牙語的時代，該是培養克丘亞語、艾馬拉語、納華語、索希爾語、塞扎爾語等主要印第安語言人才的時候了。

　　形勢正在向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南方”人民正日益覺悟。

　　幾年前，智利學者愛德華多·德韋斯與墨西哥學者里卡多·梅爾加·鮑撰寫的論文以《試析亞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響》為題，開篇如下：

　　“過去，人們以東—西方陣營、東—西方世界的比喻象征世界的兩極，今天人們又換以南—北這種重要比喻;然而，這些區劃都低估或遺忘了在弱極內部的知識界和政治領域里的思想流動及人員聯系。換言之，就是忽視了南—南間的思想聯系與政治聯系，特別是亞洲與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紀的聯系。”

　　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但是，墨西哥思想家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寫下的一句話如閃電般反復在腦海出現：“在當代，人們甚至沒有察覺到讓一

　　時得勢的帝國主義處理涉及人類命運的問題包含著多少諷刺意味。”

　　向這個病態世界開刀的時候到了，讓我們構建一個排除利益爭奪、基于團結精神的人民式的全球化;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保衛人民的和平!

　　索颯，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拉丁美洲筆記》、《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記》。文章原載《天涯》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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