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直到今天，就全球范圍而言，在大多數論爭中，美國都處在偏保守的一側。
對于歐洲的知識分子來說，美國一直是一塊泛著奇異色彩的土地——它脫胎于歐洲文明，卻似乎獨自開辟了一條迥異于歐洲的嶄新道路。1831年，托克維爾借法國政府公務派遣之機，與友人在美國全面考察，寫下《論美國的民主》，剖析美國民主制度的活力來源與未來，成為傳世之作。而今天，《經濟學人》的兩位編輯，英國人約翰·米克爾思韋特與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或許是托克維爾的當代繼承者：他們也在美國做了一番細致的走訪探查，目的則是深入理解美國在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個特征——它為何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右派國家”。本書也許不會成為一本托克維爾式的開山之作，但也是深刻而富有洞見的，它展示了新世紀里美國保守主義的全面圖景，以及它將如何影響整個世界。
美國在它那并不漫長的歷史上，一直是西方世界里的異類。早在19世紀，歐洲的觀察者就驚奇地發現，這里對歐洲風起云涌的各種派別的社會主義運動幾乎徹底免疫。恩格斯曾經以忿怒的口吻寫道：“美國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國家，甚至沒有封建主義的過去，并且以自己純粹的資產階級制度而自豪。”原因也許是北美的自然條件過于優渥，有大片的待開發土地，留給所有人廣闊的發展空間，不至于出現歐洲式的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就像德國人桑巴特說的：“烤牛肉與蘋果派當前，社會主義烏托邦煙消云散。”到了20世紀初，雖然左翼運動最終在美國誕生了，但也是以個人主義面目出現的，反對國家角色的擴大，他們更關心機會的平均分享，而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直到今天，就全球范圍而言，在大多數論爭中，美國都處在偏保守的一側。美國人更能容忍貧富差距的存在，對政府規模與開支的擴大的警惕性更高。在奧巴馬改革之前，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政府支持的全民醫保的國家。美國還是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兒童撫養資助的國家，也是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唯一沒有婦女帶薪產假的國家。和廢除死刑的歐洲不同，美國人支持死刑等嚴厲的刑罰。美國在對外政策中更傾向于使用武力，對多邊主義更不感冒，對加入國際公約的戒心更大。美國公民的宗教化程度高于歐洲，是唯一一個半數家庭做飯前禱告的國家。而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歸到一個共同的源頭——美國的保守主義之根。
從世界歷史來看，保守主義雖然看起來比自由主義古老，但作為一種建制性的、有自我認知的“主義”，卻是在自由主義勃興之后，才作為其對應物與對沖力量而崛起的。美國亦然。美國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涌現的保守主義大潮，是對“羅斯福新政”以及二戰后近30年里以民權運動等為代表的進步主義的反叛，而且它很快就壓倒了自由主義，迫使其處于守勢。
在赫伯特·胡佛的年代，雖然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但政治家等精英分子都以“自由派”自稱，對“保守派”這個當時帶有貶義的詞匯避之唯恐不及。“大蕭條”之后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主政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更是步入繁盛時期，到了二戰之后，仍然在很長時間里余威不息。1953年上臺的艾森豪威爾雖然是共和黨人，卻是一位繼承“羅斯福新政”諸政策的總統，支持各種平權政策，并為自己超越了意識形態爭論而自豪。當時處于萌芽狀態的保守主義運動，被視為持異端邪說的一小撮邊緣人。后來的另一位共和黨總統尼克松在大部分方面也是一個艾森豪威爾。“布什王朝”的開創者，小布什的爺爺普雷斯科特·布什，當時也自稱是“溫和進步”人士。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主流政治階層還將歐洲福利國家模式視為模本，試圖控制槍支，允許墮胎，取消死刑，用各種平權措施來消除對少數族裔的歧視。
但是，右派反攻的風暴隨著1964年大選中巴里·戈德華特挑戰民主黨人約翰遜而吹響了號角。這位反對“羅斯福新政”遺產的“保守派先生”雖然不出意料地失敗了，卻成為保守主義運動先驅，為后來人提供靈感和激勵。在學術陣線上，被重新發現的哈耶克與“芝加哥學派”的明星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充實了保守主義運動所可吸取的思想資源。從此保守派在自由派面前不再顯得像是無知又固步自封的守舊者，而似乎是掌握了更新潮的經濟學思維的人。與此同時，“滯脹”等經濟困境的出現則使自由派推崇的凱恩斯主義聲望大減，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學說。
在政治方面，1964年約翰遜簽署“民權法案”，從而徹底得罪南方白人，使南方各州投入共和黨麾下。南方轉向帶來的政治格局變化，讓保守主義不再是一場邊緣化的運動，而是擁有了通過選舉來實際執政政權的可能，而羅納德·里根的出現，意味著保守主義運動擁有了一位期待已久的領袖。南方的倒戈不僅支撐了共和黨的政治崛起，而且改造了它。這個“老大黨”的風格從美國東北部溫文嫻雅的貴族派頭，一舉轉變為南方式不加掩飾的坦率與火熱。在短短30年里，政治的鐘擺徹底掉轉了，就像艾森豪威爾曾是一位“左傾化”的共和黨人一樣，世紀末上臺的克林頓成為一個“右傾化”的民主黨人，贊成保留死刑，承認福利制度已不符歷史潮流，“大政府”的美好時代已經結束。當然，當時“冷戰”的終結與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是右派力量平添聲勢的重要國際因素。
隨著美國政治被保守主義主導，美國與歐洲漸行漸遠。歐洲福利國家從一種值得向往的模式，變成了屢受嘲諷和抨擊的靶子，尤其是在近期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后。以法國為代表的“老歐洲”被保守派描述為暮氣沉沉、快要被過度福利壓垮的失敗典型，他們斷言，奧巴馬推行的全民醫保就是在走歐洲的錯誤道路。與此同時，歐洲的保守派即使放在美國，也會變成異類。撒切爾夫人被美國保守派視為其在歐洲的同類，但她當年的改革卻主要集中于社會與經濟政策，而非倫理與價值觀，當她試圖向上帝求告時，甚至被本黨內部人士嘲笑。而當小布什邀請他的盟友、與他聯合出兵伊拉克的布萊爾在公開場合祈禱時，后者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如兩位作者以生動而翔實的方式記述的，即使在西方陣營內部，美國也是個偏右的異類，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右派國家”。在今天，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以保守主義者自居，而只有20%的人有勇氣稱自己為自由派。右派控制著美國兩大政黨之一：共和黨，雖然該黨暫時沉潛，但總在等待著卷土重來的那一天，而未來的執政權，也意味著對全球最強大國家機器的操控權。如兩位作者所說，美國保守主義是一系列相互聯系的“部落”。這些部落植根于美國的土壤，帶著強烈的美國特色氣息，獨一無二，難以援用其他國家的政治框架來闡釋，其運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為其他國家所了解。但就是這個略有神秘色彩的“部落”，透過其對美國政治的強大影響力，給全球的政治格局變遷和公共生活打上烙印。對這樣一股力量，閉目不視將是一種失策，一種過錯。
兩位作者寫道，美國保守派是店鋪林立的集市。任何一種精英式的運動都難以擁有長久的生命力。保守主義的力量源泉是基層的保守主義運動：每個州都有反對墮胎和支持持槍權的基層組織，基督教右派有強大的草根動員能力，而在首都有保守派智庫與各種游說施壓集團在活躍地運行。前者是保守主義運動的步兵軍團，后者則是其神經中樞。
不過，這本書對于美國保守主義的發展趨勢略有一些誤判。在其初版的2004年，美國右派的統治地位還顯得固若金湯，這一年小布什在大選中輕松戰勝了克里。與很多人的判斷一致，兩位作者預言保守派將長期主導美國政治生活。但是局勢變化一日千里，短短四年之后，伊拉克的泥潭就讓共和黨付出沉重代價，民主黨新銳奧巴馬在選民普遍的期盼變革心理中競選獲勝，上臺執政，并在2012年再接再厲擊敗羅姆尼連任。不過，我們很難因此而指責兩位作者目光短淺，因為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保守主義一直構成美國政治的底色，目前奧巴馬的執政期，很難說是意味著美國人對保守主義的決定性摒棄，還是僅為一段稍稍偏離主調的小小插曲。
這是因為，民主黨目前的執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手的缺陷，而不是它自身的優勢。在最近的兩次選舉中，共和黨都敗在了形象上，用作者的話說，它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反同性戀的老牌白人黨”，而民主黨則憑借“奧巴馬旋風”的聲勢高歌猛進，吸引了被張牙舞爪的共和黨人嚇到的少數族裔，并獲得公共部門員工的支持，后者擔心保守派的“小政府”夢想對自己不利。而保守派的作風變得頑固，乃至于，現在要找一個支持女性墮胎權的共和黨人，變得越來越難。宗教信仰、反對同性戀、維護傳統家庭倫理、保護持槍權，這些“價值觀議題”變成了保守派在競選中的主打牌，但是在后經濟危機時代的廢墟中，這顯然不是有建設性的競選策略，相當于將經濟與公共政策議題上的主動性拱手讓與民主黨人。
與此同時，保守主義內部的矛盾日益凸顯。保守派強調個人自由，但在宗教、反恐等議題上他們又主張團結一致。兩位作者問道：“在響亮的軍號聲和強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們怎么可能擁有一個小政府呢?在個人服從上帝統治時，人們如何能夠頌揚個人主義?今天的右派美國充滿了這樣的矛盾。”或許不是偶然的是，被保守派奉為宗師的哈耶克，也在《自由憲章》一書的最后一章自陳“不是保守派”，他終生對所有形式的集體主義保持著深刻的懷疑。
而保守主義內部也正在分裂。一條越來越明顯的界線呈現于社會保守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之間，前者更強調維護傳統的宗教倫理與生活秩序，后者則把奉行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作為核心訴求。此外，鷹派與鴿派之間，溫文爾雅的“鄉村俱樂部”與激進的民粹主義者之間，謹慎的知識分子與喜歡在電視上宣講簡單教條的“脫口秀”節目主持人之間，裂痕正日益顯現。當然保守主義一直并非鐵板一塊，但在今天面臨嚴峻的挑戰時，它更可能因為壓力而分裂。在2008年的選舉中，一些老派共和黨人就因對副總統候選人佩林不滿，把選票投給了奧巴馬。兩位作者暗示，美國右派可能毀在自己的手上，如果繼續把自己與“保守的南方白人”劃等號，那么他們可能重蹈美國左派在上世紀60年代的覆轍——因為自滿封閉而早上一條持久性的衰落之路。
但他們同時也提醒，千萬不要把保守主義一筆勾銷，保守主義并未躺在地上任人擺弄，現在還沒有必要為他們舉行盛大的葬禮。民主黨的好運主要來自于對手的崩潰，而不是自身的復興。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對政府作用持懷疑態度，自由派仍沒有將其主張與政策付諸實踐的空間。奧巴馬執政的作用力很快激起了右派的反作用力，催生了“茶黨”這個民粹主義運動。在對外政策和國家安全方面民主黨還必須證明自己不是“軟蛋”，因為它們背負著更大的輿論壓力。奧巴馬任內美軍擊斃本·拉登曾是他光彩的一筆，但去年，敘利亞出現化武襲擊疑云時美國未能對敘利亞動武，今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又吞并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挑釁西方，奧巴馬的反應再次引發了對他行事軟弱的質疑。在下一場大選中，共和黨仍然擁有和民主黨一決高下的實力。
歐洲的右派通常帶有精英氣質，傾向于維持既有的等級秩序，而歐洲左派則往往反傳統，喜歡動員底層的力量，甚至直接主張暴力革命。但美國的情況也恰好相反，美國保守派以民粹主義為最強大的戰斗武器，通常是群眾性的，往往可以把自由派描繪為一群高高在上試圖毀滅國家的精英。美國保守派對“大政府”的容忍度大大低于歐洲保守派。他們信奉里根的信條：“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機構，它本身就是問題的源頭”。即使奧巴馬版的全民醫保與英國等歐洲國家的醫療服務體系有著天淵之別，但保守派依然把奧巴馬描繪為“社會主義者”。
美國的血管中天生流淌著保守主義的血液，無論保守派的成分多么復雜，他們都分享對政府權力的懷疑與拒斥，以及對基于個人自由的自治秩序的維護，在呼喚政府干預的“羅斯福新政”時代逐漸逝去后，美國的政治潮流又自然而然地回歸到保守主義的河床。但美國的保守主義也是例外的，它是商業共同體的保守主義，而非歐洲貴族派頭的托利主義，其象征是揮舞馬鞭拓荒的牛仔，而不是英國上議院議員的假發，它沒有歐洲保守派對昔日時光一去不復返的哀嘆，而是充滿著改天換地的沖勁與活力。這樣一個雜糅著保守與激進、冷酷與狂熱、反烏托邦與理想主義的政治派別，將對世界產生持久的影響。理解他們，才足以理解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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