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目錄
一、尼赫魯：印度“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二、尼赫魯對印度前途“兩極”判斷的地緣政治視角
三、“麥金德悖論”及其對印度國家安全的影響
【內容摘要】印度洋是世界級海上交通要塞相對密集的海區，是國際大宗能源、礦產資源及糧食運輸必經要道。也就是說控制了印度洋，也就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資源;控制了世界主要資源，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地緣和資源的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并為控制印度洋進行決戰。資源政治與地緣政治在時間和空間上合二為一并以前者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繼麥金德古典地緣政治理論之后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的鮮明特色。在這新的視野中，麥金德“心臟心帶”理論被注入資源政治的內容，而作為世界現代工業動力基礎的礦物資源分布地帶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又恰巧重合。這樣，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關鍵意義再次得到大國政治家的高度重視。
【關鍵詞】印度洋 印度國家安全 資源政治 地緣政治.
說明:全文4萬余字,刊發于《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4年第2期
一、尼赫魯：印度“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盡管尼赫魯在政治上是一個蹩腳的實踐者，但絕對是一個優秀的思想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個優秀的預言家。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身陷英國大牢中的尼赫魯已預見到歐洲的霸權將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將從西方向東方回歸。他說：“當歐洲還在落后而常陷于黑暗時代的時候，亞洲代表著人類的進步精神已經有了一千年以上了。一個時代接著一個時代的輝煌文化在那里繁盛起來，文明和權勢的偉大中心也成長了。約在五百年前，歐洲才得復興，于是緩慢地向東西兩方發展，一直經過了幾個世紀才在權勢上、財富上和文化上成為世界握有霸權的大陸。是不是這種演變有一種循環周律，而現在正是在逆轉的過程中呢?”[①]
尼赫魯接著認為，取代歐洲的將是新的大國群落即美國、蘇聯、中國主導世界政治的格局，他說：“現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覺得擁有這種活潑的潛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個——美國人、俄國人及中國人，這三個民族相提并論是古怪的!美國人雖然根本是舊大陸人，但已成為一個新的民族，無拘無束，沒有古老的種族的負擔和復雜性，因此不難了解它們豐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也是如此，它們都是毅然決然離開舊世界而到新環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俄國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它們對舊時代完全中斷，像死了一樣，它們史無前例地復活起來了。它們變為年輕而有驚人的強毅力及生命力。它們也在重新搜尋它們的老根，但是實際上它們是新民族、新種族和新文化。俄國人的榜樣啟示我們一個民族如何能夠返老還童，只要它肯付出相當的代價去在民眾里開發被壓抑的泉源。這一次的世界大戰，雖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災難，可是也許能使戰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獲得復興。
中國和它們情形不同，中國人不是一個新種族，也沒有經過像俄國那樣從上至下驚天動地的轉變。然而七年的殘酷戰爭[②]無疑地也把它們改變了，這是勢所必至的。中國所受戰爭的或其他更深的影響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國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驚奇。我不能想像這樣一個賦有基本力量的民族還會沒落下去的。[③]
值得說明的是，尼赫魯關于文明向東方回歸的判斷與他前后的許多思想家的看法暗合。1913年列寧曾提出“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④]的命題;1993年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發表文章還對這種文明回歸路徑都說得很具體，他說：“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后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⑤]在這種文明回歸的進程中，有些人更是看好中國，比如尼克松就說：“中國現在正在覺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動世界。”
富有異國情調，神秘莫測，令人神往——中國從遠古時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聯翩。但是，連150年前預言過美國和俄國將成為世界上互相競爭的兩大強國的先知托克維爾，都不可能預見到，在20世紀的最后幾十年能夠決定世界力量對比，在21世紀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那個國家，將是中國。[⑥]
尼克松的看法與黑格爾的神似，黑格爾曾說過：“假如我們從四大文明古國的國運來比較它們，那末，只有黃河、長江流過的那個中華帝國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國家。”[⑦]
至于印度在戰后的前景，尼赫魯不僅持有謹慎——當時印度正醞釀著印巴分裂——樂觀的態度，同時更有著巨大的擔憂。他從樂觀的角度提出自己對印度未來的構想：“在一個較長遠的前景中，這些問題[⑧]就可能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在一些皮毛事件下面，更多而重要的力量可能在活動著。讓我們暫時把當前的問題忘掉，并且向前瞻望一下吧，印度成為一個強有力而統一的國家，成為一個和它的鄰邦密切聯系著并在世界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由許多自由單位組成的聯邦而涌現在我們面前。它是那些擁有能夠自立的豐富資源和能力的極少數國家之一。今天類似這樣的國家大概只有美利堅合眾國和蘇聯。大英帝國也可算在其中之一，如果把它帝國的資源與它本身的資源加在一起的話;但縱然這樣，一個散布太廣而內部感到不滿的帝國終歸是軟弱的根源。中國和印度在潛在能力上可以作為那個集團的一員，這兩個國家中每一個都是堅實而純一的國家，都充滿著天然財富、人力、技術和能力;的確，印度的潛在工業資源或許比中國所有的還要多而且廣，它用來交換它所需要的進口貨的那些可以出口的商品也是如此。除了這四大國之外，其他國家，就個別來講，沒有一個具有這樣實際或富有潛在力的地位。當然，大的聯邦或國家集團也可能出現于歐洲或其他地方，并且形成若干龐大的多民族國家。”
在將來，太平洋將要代替大西洋而成為全世界的神經中樞。印度雖然并非一個直接的太平洋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要在那里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在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那個正將要迅速發展起來的世界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著印度洋而在印度兩邊的那些國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錫蘭、馬來亞、暹羅、爪哇等，有一個區域性的集團組織的話，那么，現今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將消失，或者無論如何，都將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上來加以考慮了。[⑨]
尼赫魯的這一番遠景是放在“讓我們暫時把當前的問題忘掉”即揮之不去且即將發生的印巴分離的噩夢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尼赫魯心里明白，他這一番描述與其說它是一個“遠景”，不如說——如果處理不好眼下的“一些皮毛事件”——是一簾春夢。尼赫魯想用蘇聯模式將這些印度洋北岸國家結成一個大聯邦，但他卻沒有列寧、斯大林手中的力量——武力力量和工農支持——以實現他的遠景目標，因而只能是自說自話。但同時尼赫魯又欲罷不能，他明白印度“它的地位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是有重要性的”，而這又無可避免地將印度推入哈姆萊特“生存，還是毀滅”[⑩]的悖論之中。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他對印度的現實及其前景是十分憂慮的。他說：“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11]
讀到這段文字使人對尼赫魯有了一種“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12]的感動。盡管尼赫魯有詩人的情懷，但他畢竟不是詩人，他必須面對現實問題并對其作出理論解釋。
二、尼赫魯對印度前途“兩極”判斷的地緣政治視角
尼赫魯為印度作出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前途判斷，在當時是說給要與印度分離的巴基斯坦人聽的。他看到了印度可能擁有的“有聲有色”的前景，但他更擔憂的是印度可能出現的“銷聲匿跡”的危險。這是因為他明白，與蘇聯、美國、中國相比，他接手的國家歷史包袱最重，不像美國人那樣“無拘無束，沒有古老的種族的負擔和復雜性”，也不像俄國人和中國人那樣經歷了戰爭的洗禮而“變為年輕而有驚人的強毅力及生命力”;而他的國大黨——由于是從英國人手中和平接管國家——用于解決這些歷史問題的手段至少沒有像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那樣有效，這是因為蘇共、中共都有一支聽命于黨的武裝力量。黨沒有軍隊，正如醫生沒有手術刀，其結果就是只能思考而不能行動。英國人給尼赫魯留下的政權交接條件使他不可能作出蘇聯和同期中國式的政治選擇，而只能選擇“階級合作”的道路。這樣，在建國之初，這種低成本的革命自然要在未來的發展中付出高成本即“誰也動不了”的代價。面對國家即將分裂的可能，只有思想而無手段(武裝力量)的尼赫魯，恰如一個看到危險而又無力阻止、看到機遇又無力抓住的智者，其思其想不能不帶有悲劇的色彩：面對國家分裂，手無寸鐵的尼赫魯不能不對印度“銷聲匿跡”的可能充滿擔憂和無奈。
從國際環境看，更使尼赫魯擔憂的還是印度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世紀印度亡國的種因來自北方山地，而自從工業革命歐洲人征服大海后，印度的亡國種因就來自南方的印度洋——這與中國近代亡國的外部環境相似。尼赫魯明白，近代印度北方問題只涉及領土遠近，而南方海洋安全卻關乎印度的生死存亡。印度前外交部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務》一書說得明白：“印度歷史的轉折點并不是最終發生在陸地上的沖突”，“我們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的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展到后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里，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出現一個意義重大的戰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13]但讓尼赫魯最擔心的還是印度在世界地緣政治中“峣峣者易缺”[14]的敏感地位。曾留學于英國并對印度歷史及英國人治理世界的技巧了然于胸的尼赫魯明白，印度洋是世界地緣政治的海區中心。印度洋是世界級的海上交通要塞相對密集的海區，它西連曼德海峽東口，北銜霍爾木茲海峽，東接馬六甲海峽西北出口，南面有莫桑比克海峽、南非好望角，都是國際大宗能源、礦產資源及糧食運輸必經要道。因此，印度洋天然地成為世界海權和制海權的中心。而位于印度洋北岸并被稱為“亞洲命運的旋轉門”的阿富汗一向是海陸大國爭奪世界霸權“大規模匯合的地點之一”。[15]
但是，沒有利益，僅憑地理位置并不足以說明印度洋在世界制海權中的“中樞”地位。地緣政治即資源政治。只要我們看一眼世界地圖就對此不難理解。地圖中的國際邊界曲折程度與所處地區的資源豐富程度成正比，而與資源的稀缺程度成反比。最直的國際邊界都集中在沙漠地區。與其他大洋相比，印度洋周邊國家還蘊藏著最豐富的資源利益。世界已知鉻礦的96%在南非、津巴布韋。南非占世界石棉的1/10，黃金1/2，錳礦1/3，鈾礦1/5，金剛石1/3。交通運輸方面，歐洲國家所需的戰略原料的70%，石油的80%都是通過印度洋的海路運往歐洲的。
不僅如此，印度洋西北岸的波斯灣為世界最大石油產地和供應地，素有“石油寶庫”之稱。這里已探明石油儲量占全世界總儲量的一半以上，年產量占全世界總產量的1/3。所產石油，從霍爾木茲海峽經印度洋運往世界各地。中東是最大的石油輸出地區，所產石油75%用于出口;世界石油進口地主要是美國、西歐和日本。2000年它們進口石油占世界各國進口總量的62.1%，其中，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2001年，中國從海灣地區進口的原油份額高于世界其他地區，占原油進口總量的56.2%。中東是世界石油出口量最大的地區，約占世界總出口量的45%。[16]尼克松在《真正的戰爭》一書中將印度洋北岸的地緣政治地位提到“心臟”和“咽喉”的高度，他說“歐洲把基本能源從它自己的煤改為進口的石油，這一點大大改變了世界的地理政治結構。中東長期以來是亞洲、非洲和歐洲交界的十字路口?，F在中東石油成了現代工業生命所必需的血液。波斯灣地區就是把這種血液輸送出來的心臟。波斯灣附近的海路是輸送維持生命的血液所要通過的咽喉”。鑒于此，尼克松得出結論認為，“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17]
“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18]而資源政治則是地緣政治的核心。極而言之，沒有資源就沒有地緣政治。如果說在中世紀農業時代，印度洋只不過是聯系世界諸大洋中的一個地理環節，但到近代工業革命之后，波斯灣和非洲的豐富的戰略資源使印度洋在諸大洋中的地位上升為世界資源政治的中心，這一特殊的因素又使擁有豐富的海陸要道的印度洋隨之升級為大國必須控制的世界海權的中心。也就是說控制了印度洋，也就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資源，控制了世界主要資源，也就控制了世界政治。但是，控制印度洋也就意味著要控制印度。司馬遷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19]地緣和資源這雙重誘惑招致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強國都將目光鎖定在印度洋，并為控制印度洋進行決戰。俄國彼得大帝就是從資源的角度看待印度洋的戰略意義的，1725年彼得一世臨終前在遺囑中告誡后人：“盡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誰統治那里，誰就將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連續的戰爭。在黑海邊上建立船塢，在黑海邊和波羅的海沿岸攫取小塊土地，這對實現我們的計劃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敗之際，突進到波斯灣，如有可能應重振古代與黎凡特(今中東和巴爾干南部)的貿易，推進到印度，它是世界的倉庫。達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再需要英格蘭的黃金了。”[20]
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達·伽馬率船隊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西海岸。此后葡萄牙、荷蘭、法國商人接踵而至，并在印度沿岸建立據點。公元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并在英女王的支持下參與大國在印度洋的角逐。葡萄牙人于17世紀初葉，荷蘭人于18世紀后半葉，相繼放棄印度大陸。英國人便與歐洲大陸的最強對手法國在印度洋展開決戰。英國人于1746-1761年間向法國在印基地開戰，進行了三次戰爭，法國戰敗。拿破侖為了挽回法國在印度洋的利益，向英國宣戰。1798年拿破侖在打敗第一次反法聯盟后，他向督政府建議在準備渡海對英作戰的同時，出兵埃及，進而占領印度，掐斷英國所依賴的從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貿易線，截斷其來自印度的財源。他認為“牢固地占領(埃及)這個國家是遠征印度整個計劃的基礎”。[21]他說：“要在(印度)這樣遙遠的戰場打勝仗，就必須有一個中途陣地作為進攻基地。埃及離土倫六百法里，離馬拉巴爾(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這樣一個進攻基地。法國如果能夠在(埃及)這個國家里牢固站穩腳跟，那么它遲早會成為印度的主人。廣大的東方貿易也會回到紅海和地中海這條古道上來。這樣，一方面，埃及會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島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會成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個兵站。”[22]
拿破侖從歐洲的視角提出他的以印度洋為中心的關于世界地緣政治戰略。他說：“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是與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貨物集散地”。[23]“如果亞歷山大的防御工事已經完成，那這個城市就會成為歐洲最強固的要塞之一。”據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歐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為自己左右兩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當地的條件就能決定城市的繁榮和大小，那么，亞歷山大較之羅馬、君士坦丁、巴黎、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應該成為世界首都了”。“從開羅到印度和從巴榮訥(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到莫斯科是一樣遠的。六萬大軍乘五萬頭駱駝和一萬匹馬，帶著五十天的干糧和六天的飲水，用四十天時間可以走到幼發拉底河，再用四個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現在渴望擺脫壓迫的塞克教徒、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島各民族中間。”“在占領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過森納爾、埃塞俄比亞、達福爾和費贊等地傳播到非洲腹地去。”[24]
拿破侖為打開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與伊朗國王簽訂同盟條約：伊朗同意廢除英伊同盟，對英宣戰，派兵進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進攻印度;同意法國假道伊朗進攻印度、為法國供應糧食并為法軍開放波斯灣一切港口。但法國在歐洲戰場的失敗，導致其征服印度的計劃破產。
“英國的海上霸業是在拿破侖戰爭時期全部完成的。”[25]英國利用拿破侖在歐洲大陸的征戰，攻占了錫蘭，接收了荷蘭人在好望角的據點，從法國人手中奪回毛里求斯，并從荷蘭那里獲得馬六甲。1824年，英國人占領新加坡，這“可說是替英國在印度洋上的霸業安下了一塊基石。”[26]印度駐新中國首任大使潘尼迦評價說：“英國，維也納條約以來印度洋上唯一強國，現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處的戰略要沖;得此海上憑借，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穩了。從此英國就這樣統治了整個印度洋。”[27]此后的印度洋，潘尼迦認為 “這就比別處更像是英國的一個內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歐洲國家一點好處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復如此。”[28]
拿破侖在圣赫勒拿島流放期間，看到英國利用歐洲戰爭在印度洋的收獲，對當年放棄征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認為他應該留在東方，征服阿拉伯、印度，成為東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說：“如果我占領了阿克爾，我就可以進攻印度。誰統治埃及，誰就能夠統治印度。”關于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他說，如果他帶著一小隊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國人趕跑。[29]
但是，根據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退出印度洋的經驗，英國人明白，如果沒有對印度次大陸的全面占領，英國已擁有的對印度洋的制海權是得不到持久鞏固的。拿破侖戰爭后，英國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對手之后，便將目光瞄向整個印度次大陸。1757年，英國人發動普拉西戰役，印度戰敗，英國占領孟加拉。1857年英國鎮壓了印度民族大起義并由此形成對印度的絕對統治。1858年英國取消東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掌控對印度的統治。
潘尼迦認為：“自從1805年法國艦隊在特臘法耳加被殲之后，在整個19世紀，英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制海權的國家，這是英國當之無愧稱得起威鎮四海的世紀。”[30]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戰役后英國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對優勢的時間，我們僅從拿破侖失敗后的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英國開始退出世界霸壇，英國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的時間大約有一個半世紀之久，此間英國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成了英國世界海權從而世界霸權的關鍵支柱，它是如此堅固不可撼動以至英國在這一百多年間能夠相繼挫敗俄國人、德國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發起的全面進攻。而這樣的“戰績”，即使美國人至今也是難以企及。
英國是先在德意法西斯合擊，后又在美蘇合謀下才被逐出印度洋的。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最終告別印度洋的回光返照。[31]
英帝國的衰落與其失去在印度洋的制海權是同步發生的。近代史表明，只有一流國家才能獲得對印度洋的制海權，而只有最終占領印度的國家才能獲得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比較此前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及后來的美國等霸權國家而言，可以說英國是控制印度洋時間最長的帝國，有百年之久，其巔峰時期，印度洋儼然成為“英國的內湖”。尼克松看得明白，他說：“誰在波斯灣和中東控制著什么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是誰在世界上控制著什么這一問題的關鍵。”
英國早就看到這一情況到來了。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們試圖使美國相信，波斯灣問題“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還具有高度的戰略和政治意義。”英國人比美國人更易遭受攻擊，因此，他們需要更清楚地認識這些問題，但他們也更有經驗，在波斯灣尤其是如此，因此，他們能更加清楚地認識這些問題。
雖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一直到1973年發生阿拉伯石油禁運之后才知道波斯灣有一些小小的酋長國，但是英國的統治者們150年來一直在注意它們的事務的最微小的細節。英國最初在19世紀初進入了海灣，以阻止海盜破壞他們的貿易。從那時起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英國軍事力量維持了秩序，提供了保護，并解決了分布在海灣沿岸各個酋長國里的爭端。
在整個海灣和阿拉伯半島周圍，英國一直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亞丁、阿曼、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通常叫做“海盜海岸”的酋長國里，英國是酋長們和世界其余地區之間的紐帶。他們用機智、徹底和強硬手腕來執行他們的任務。1934年，在一場保衛他們的亞丁港的運動中，英國人利用奉承、賄賂和周密策劃的顯示武力的作法，同現在叫作南也門的內陸的各位統治者締結了不下1400項“和平條約”。正是在英國的保護傘下，巨大的跨國公司在它們尋找石油的努力中開始在這個地區進行勘探。
英國不僅控制了海灣，而且還控制了從印度洋各個地區來到海灣的通道。印度洋各個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度、錫蘭、亞丁、蘇伊士、肯尼亞、南非、澳大利亞、迪戈加西亞和印度洋的其他島嶼，這些地方在以前某個時候全是英國屬地。波斯灣和波斯灣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國的內湖”。
英國把它在波斯灣的勢力一直保持到1971年。但是，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分階段地擺脫了它在“蘇伊士以東”所負的責任，從而造成了一系列力量真空，這些真空由蘇聯人煽動的反英民族主義者填補了。[32]
之所以英國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英國對印度的百年占領;換言之，正是英國對印度的百年占領，才得以擁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絕對制海權所需要的巨量物質資源;同理，不能，尤其是不能在印度洋內就地獲得這巨量的物質資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國這樣的海洋強國不能形成對印度洋“英國式”即絕對控制的原因。
大英帝國的衰落使印度失去了大國的庇護，而國家獨立又迫使印度必須獨立地承擔起印度國防的重擔。尼赫魯在接任之前曾冷靜地思考著印度的命運，他從冷酷的歷史經驗中告誡他的人民：“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
尼赫魯將印度的未來命運與印度洋的戰略地位聯系在一起思考，有其特殊的理論視角和理論依據。
尼赫魯在英國讀書時受到當時流行于英國的經典地緣政治學說的熏陶。尼赫魯出生于1889年，1905-1912年在英國留學。其間，哈·麥金德的地緣政治政治學說在英國流行。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范圍和方法》，1904年再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這兩篇論文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 [33]英國牛津大學還為麥金德專設為期五年、薪水300英鎊的講師席位并于1899年設立地理系，聘麥金德擔任系主任?？梢婝溄鸬绿岢龅牡鼐壵螌W說的影響之大。尼赫魯到英國讀中學的時間是麥金德發表《歷史地理的樞紐》論文的第二年，這篇論文發表后爆發了日俄戰爭，這更加強了麥金德地緣政治學說對英國，乃至對世界的沖擊力。麥金德學說與以往地理學的最大區別在于他從世界政治和世界體系的視角觀察地理現象，從聯系為一體的世界地理視角解釋世界政治現象，并由此將地理學發展為融于世界體系中的地緣政治學。尼赫魯對麥金德的“樞紐地區”學說及其“樞紐國家”的概念想必不會陌生。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這樣總結他的理論：“當我們考慮對這個廣闊的歷史潮流所作的迅速回顧時，不是覺得明顯地存在著某種地理關系的持續性嗎?歐亞大陸上那一片廣大的、船舶不能到達、但在古代卻任憑騎馬牧民縱橫馳騁，而今天又即將布滿鐵路的地區，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樞紐區域嗎?那里從古到今，一直擁有適合一種具有深遠影響而又局限性質的軍事和經濟力量的機動性的各種條件?，F在俄國取代了蒙古帝國。它對芬蘭、斯堪的納維亞、波蘭、土耳其、波斯、印度和中國的壓力取代了草原人的向外出擊。在全世界，它占領了原由德國掌握的在歐洲的中心戰略地位。除掉北方以外，它能向各方面出擊，也能受到來自各方的攻擊。它的現代鐵路機動性的充分發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
樞紐以外地區，在一個巨大的內新月形地區中，有德國、奧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在外新月形地區中，有英國、南非、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和日本。在當前的力量對比的狀況下，樞紐國家俄國與周圍的國家不對等，有一個讓法國來充當平衡物的位置。
樞紐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這將使它能夠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來建立艦隊，那時這個世界帝國也就在望了。如果德國與俄國結盟，這種情況就可能發生。因此，這樣一種事態的威脅，必將推動法國與海上強國聯盟，于是法國、意大利、埃及、印度和朝鮮就會成為這么多橋頭堡，外部的海軍可以從這些橋頭堡支持陸上部隊來迫使樞紐聯盟也部署陸上部隊，從而阻止他們集中全力去建立艦隊。同這一情況相比，以前威靈頓在伊比利亞半島戰爭中，利用托雷維德拉斯的海軍基地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小規模的了。難道這不能夠最終證明印度在大英帝國體系中的戰略作用嗎?[34]
與意大利、埃及、朝鮮，甚至中國等國比較，印度(當時印度和巴基斯坦尚未分裂)及南亞次大陸是海洋國家抵抗樞紐國家向海洋擴張的最近和最大的“橋頭堡”，因而不僅是大陸“樞紐國家”而且也是海洋強國必須爭奪的地區。對此，與麥金德同時代的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也從海權的角度得出與麥金德同樣的結論，但比麥金德分析的更為細致。他在1900年寫的《亞洲的問題》一文中說：朝地圖瞥一眼，我們馬上就會注意到這么一個再顯眼不過的事實：龐大的、渾然一體的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從小亞細亞的頂部毫不間斷地向東延伸并橫亙日本的上端。在這樣大的，沒有任何政治障礙能阻止俄國集中它可調用的力量。在俄國境內，只有距離本身以及自然環境帶來的阻礙可以限制力量運動的自由與充分程度。因此俄國擁有處于中心位置這個權力因素，另外俄國領土還象楔子一樣伸進了中亞，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脈及俄國控制下的內陸里海的保護，另一翼則因從阿富汗向東北延伸至中國西部的山巒而得以加強，至今俄國還沒有碰到什么來自中亞東翼的可怕危險。
俄國至今的領土推進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它在中亞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對此應想到，通過波斯更遠地挺進至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具有誘人的便利條件。同樣的活動也可在大陸的另一端進行，俄國在跨過滿洲直抵旅順港方面已取得較大進展。于是，在東西兩端，俄國都表現出了無怨無悔熱情，它的表現不是時有時無，而是輕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則與種族本能，俄國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東西兩翼向南推進，而前進的中心地帶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對上述地區之內的俄國行為及其在不同地段間的相互呼應進行干涉。就自然與政治境況而言，上述地帶的漫長并非俄國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并不能被擊碎。如果確實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針對上述地帶的側翼或由此向內進行。[35]印度由于距離和地形最適合于被用來對中亞發揮影響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采取行動。印度的陸上邊境受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后翼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本質上，印度對英國并不僅僅是一個基地的價值，它相對于中國與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適用于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對于其他殖民地對英帝國聯邦的支持，印度起著協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與其他亞洲問題的相關性而言，它也不是毫無保障。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在廣泛的意義上，這種經營是針對于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36]
馬漢從海權的角度認為，印度是俄國必然覬覦的戰略目標。他說：若俄國的地緣狀況和要實現的目標的確如前所說，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話表達，就是尋求盡可能寬闊、開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東部的目標就是中國海岸;在西部則有兩個方向，一是經波斯抵及波斯灣，另一是經黑海或小亞細亞涉足地中海。從來自俄國政府的信息：最近的歷史以及俄國推進地帶的天然狀況——沒有什么自然的障礙或民眾的反抗能阻遏俄國——來看，上述計劃是順理成章的。而且，除了這些計劃，不少人猜測俄國對印度有野心。如果這是真的，那它就是從中間地帶而不是兩翼發起推進了。研究一下地圖就可知道俄國在波斯灣的進展不僅會使它靠近海灣，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脈，如果暫不考慮阿富汗的艱辛環境和居民強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難。這樣，俄國就能在阿富汗及其與北部地區的交通方面獲取良好的區位，而從便于進行針對印度的行動。[37]
馬漢認為印度實際上是英國遏制俄國南下印度洋的“一個前進基地”，這話反過來說印度也是俄國南下印度洋必須控制的最關鍵的基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蘇聯崛起，美國N.J.斯派克曼教授推進了馬漢的學說，提出陸緣地帶(亦稱“邊緣地帶”)理論。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學》。斯皮克曼認為麥金德過分夸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作用，實際上包圍著心臟地帶的外緣大陸地帶如中國、印度、巴爾干、法國等擁有大量的人口、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農業資源，而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蘇聯)自然環境比較嚴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認為主宰世界的關鍵地區不在心臟地帶。他稱這個內新月形地帶為陸緣地帶，認為陸權國家無法壟斷歐亞大陸腹地，而陸緣地帶國家如果聯合起來,則可通過天然通道進入心臟地帶。斯皮克曼將麥金德提出那句戰略名言改為：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誰就能控制世界。[38]
斯派克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和日本的軍事推進是想統一陸緣地帶的嘗試。斯派克曼的陸緣理論反映了德國失敗和蘇聯強大的事實，并為了適應美國凱南提出的“遏制”理論及戰后美國奪取世界霸權政策提供的理論鋪墊。斯派克曼的理論比馬漢的理論進一步提高了印度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作用，這引起尼赫魯的高度關注。
尼赫魯就任總理后隨即任命潘尼迦為印度第一任駐華大使的舉動表明尼赫魯欣賞潘尼迦對世界政治的洞察力及其對戰后印度洋安全形勢的判斷。潘尼迦認為：“正是由于英國在印度大陸上的地位，才使英國得以享有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才使它得以把勢力伸張到太平洋上去的。”[39]認真研究一下印度歷史上的各種力量，就可以毫不懷疑地認識到：誰控制印度洋，誰就掌握了印度。[40]
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41]
潘尼迦注意到印度獨立后，印度洋并不會因英國退出后而太平，他告誡尼赫魯：“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以往倒也確是并不需要什么別的政策，因為當時印度洋可算是一個禁區，或者不如說是一個英國的內湖。只要有大英艦隊在，印度的安全就有了保障。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42]
研究歷史的人都很清楚，印度的安危系于印度洋。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系的。[43]
潘尼迦在《印度與印度洋》這本著名的小冊子中多次引用馬漢的思想，因而他不能不對馬漢的觀點予以注意。馬漢提醒美國政府說：“美國人仍需要接受并熟悉這樣的事實，即美國已經不可改變地介入世界事務，它發表了門羅主義，接下來占領了一些島嶼——主要是菲律賓，在中國又具備了關鍵利益，因而美國人絕不能擺脫如利凡特或波斯灣入口的力量平衡這樣的問題對于他們自身關聯性。這些地區密切關系到美國的利益，至少現在是如此，因為美國要控制從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國新獲得的地區的最短路線——它經過紅海，何況這條路線對英國和德國更具意義，而這兩國對中國的政策相同從而有助于美國。”[44]
印度建國后，潘尼迦也及時提醒尼赫魯在英國退出印度洋之后，注意美國對印度洋的圖謀。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成了至高無上的海軍國。不錯，它還沒有能建成世界海權國必備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塢等，但是從它在對日戰爭中所表現的海軍聯合作戰規模之大，以及從它在海軍建設中強調航空母艦的重要，都說明了美國海軍可以遠離基地作戰，實際上是愛在哪里動手，就可以在哪里動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馬尼拉，又占領了從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島和關島，真是不可一世。而對印度洋，美國戰后確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國在阿拉伯、中東、巴林群島的油權，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區域的聯系正在大大增長。就是對伊朗的統一，阿富汗的建設，美國也是興趣很濃。實際上，由于美國奉行到處“遏制”共產主義的政策，所以各國沿海，凡是共產主義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對美國安全有關的地區。戰后的世界形勢給印度洋帶來的對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變成一個主要的戰略性戰場。”[45]
尼赫魯與潘尼迦是成長于麥金德陸權和馬漢海權理論風靡及西方殖民擴張達到高峰時代的思想者，他們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們對麥金德、馬漢、斯派克曼的理論，尤其是他們理論中關于印度次大陸的地緣政治意義的分析更是了然于胸，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們對印度獨立后的國家安全的深深的憂慮，并作出“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的兩難判斷。實際上，在這兩難判斷中，尼赫魯最擔憂的是后者。鑒于古典地緣政治理論都將印度列入樞紐國家和海上強國為控制印度洋必須占據的“基地”國家，又鑒于英國一百多年中對印度洋形成的絕對制海權的實踐前提就是對印度的占領歷史經驗，尼赫魯深知：印度如果不能將印度洋控制在自己手里，那么印度“銷聲匿跡”的未來恐怕就不是不可思議的。尼赫魯說得非?？隙ǎf：“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為此，軟弱的尼赫魯還是走了“中間路線”，他用麥金德的理論說明英美海洋國家與印度“結成聯盟”的必要性。他說：“抱著征服世界迷夢的德國為恐懼被包圍而感到困惱。蘇聯怕它的敵人的聯合。英國的國策久已是以歐洲的均勢為根據的，并且反對歐洲有任何具支配力量的強國。對于他人的恐懼總是有的，也就是那種恐懼才導致侵略和勾心斗角的陰謀。在這次大戰后將要出現一個全新的局勢，有兩個支配世界的國家——美國和蘇聯——其余的都要遠遠地落后于他們，除非這些國家組成某種集團。而斯派克曼教授在他的遺言中告訴美國說就連他們都有受包圍的危險。因此應該與處于大陸“邊緣地”的國家結成聯盟，無論如何他們不應阻止這“核心地”的國家(現在指的就是蘇聯)和邊地國家聯合在一起。”[46]
顯然，印度就是這個“邊緣地”中的重要國家。尼赫魯，這位后來不結盟運動的發起人，在其著作中暗示英美，要想遏制蘇聯，就不要忘記聯盟印度。請求西方“聯盟”而又拒絕西方涉足南亞內部事務，這種“兩難”政策是軟弱的尼赫魯的必然選擇。
三、“麥金德悖論”及其對印度國家安全的影響
但是，尼赫魯作出這樣的判斷迄今已有半個多世紀了，其間，印度既沒有成為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也沒有“銷聲匿跡”;當然，更沒有象潘尼迦估計的為某一大國所控制。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英國在被迫退出印度時對印度洋周邊國家的均勢重新作了完全不同于19世紀的安排。英國人根據自己控制印度洋的成功經驗，知道未來的美國，如果不能占領印度，就不能擁有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在離開南亞時給印度留下一個龐大版圖以此使印度的國力底線足以抵御其他海上強國——比如美國——直接占領，同時又留給印度一個破碎的社會結構以使印度的國力增長極限不足以達到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了解印度被英國占領前后的歷史狀況。
英國人占領印度之前，南亞次大陸大部分時間里都處于割據戰亂狀態。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開始入侵印度，引進了伊斯蘭文化。11世紀開始，突厥人開始入侵北印，建立了德里蘇丹國，后勢力逐漸衰微，印度逐漸又進入了分裂的時代。德里蘇丹國瓦解后，同樣是來自中亞的突厥人在16世紀初建立了莫臥兒帝國，其統一版圖幾乎達到整個印度半島，成為當時世界強國之一。
18世紀起莫臥兒帝國開始衰落。從1707年到1757年五十年間，共傳十個皇帝，政令所及只有德里、阿格拉、克什米爾、信德、白沙瓦和喀布爾等北方地區。18世紀前半葉，印度又相繼遭到來自北方伊朗、阿富汗封建主的入侵，后者于50年代征服旁遮普和克什米爾，并屢次進占德里。1761年印度馬拉特軍終為阿富汗擊敗，此后，印度就處于分裂局面。帝國中南部各省如敖德、孟加拉和海德拉巴的總督已成獨立君主。位于印度半島中部地區的馬拉特拉人國家依然強大。馬拉特封建主逐漸擴張，建立那格浦爾、瓜遼爾、因陀爾和巴羅達等國，以浦那為首結成聯盟。
英國人來到印度的時候，印度已處分崩離析的前夜。這為英國全面占領印度提供了難得的歷史契機。1757年莫臥兒帝國和英國的東印度公司之間爆發了普拉西戰役，印度因戰敗而逐步淪為英國的殖民地。184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成功掌握了印度全境的統治權，只有少數地區由葡萄牙及法國統治。1857年，印度全境爆發了著名的印度民族大起義，反抗英國殖民者，遭英國人的殘酷鎮壓。此后印度統治權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轉為由英國女王直接統治，成立印度政府，并結束了名義上還存在的莫臥兒帝國。1877年，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加冕為印度帝國的皇帝。1911年，印度帝國的首都也由加爾各答遷往德里。英國人完全實現了對印度的占領，并由此掌握了對印度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絕對制海權。
為了鞏固其在印度的統治從而達到長期控制印度洋的目的，英國占領印度后在為英國利益保留印度大版圖的同時，也盡可能地從地理結構、民族心理結構和社會結構上粉碎印度民族的凝聚力和統一性。
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黎塞留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介紹，“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著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并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的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 [47]這種土邦在英國嚴密監督下存在著，占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
印度版圖外觀完整而內部破碎保證了英國統治地位的穩固。而這種內部破碎又是英國人統治印度的前提，這正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是控制印度洋的前提一樣。尼赫魯寫道：“這些土邦不惟在面積上大小懸殊，大的等于法國，小的幾乎等于普通一個農人的所有地，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上也是不相同的。”[48]
這些土邦是怎樣產生的呢?有些是很新的，是被英國人制造出來的;另外有些是莫臥兒皇帝的疆臣，得到英國人的準許繼續為封建領袖;還有一些，其中特別是馬拉塔族的酋長，他們是為英國軍隊所戰敗然后被封為藩臣的。差不多所有這些土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英國統治的初期;它們沒有更古的歷史了。[49]
這些土邦并不是密集在一塊兒的，它們散布于全印度，就像島嶼一樣被非土邦的地區包圍著。他們中的極大多數甚至于連一種半獨立的經濟都不能完全維持;就連最大的土邦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的影響，若是得不到包圍著的地區的充分合作，要想維持半獨立的經濟也是幾乎沒有希望的。如果一個土邦與非土邦的印度發生任何經濟上的沖突，用關稅壁壘和其他經濟制裁方法就能夠很容易地使前者屈服。很顯然地，在政治經濟上甚至連其中最大的土邦也不能分開作為獨立的實體來看待的。在這種情形下，它們將不能幸存，并且連印度的其余部分也要大蒙其害。它們將成為滿布印度全國的敵對著的被包圍的地區;如果它們依靠某些外力來保護的話，這外力本身就將成為對于一個自由印度的不斷而嚴重的威脅。的確，要不是整個印度，連土邦也包括在內，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在一個保護著這些土邦的有統治權的強國控制之下的話，這些土邦是不會茍延到今天的。[50]
英國占領印度方式的目的是為了英國實現和加強對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的直接控制，為此，英國既要統一并擴大印度版圖，同時也不能因此強化印度的民族力量。在這個目標下，英國在印度用暴力打擊和經濟殘暴掠奪的方式弱化了地方封建主的勢力，并由此將印度半島那多如牛毛的地方政治統一于英王麾下。為了長期占領印度的戰略需要，英國同時又利用克倫威爾占領愛爾蘭以及英國對付歐洲大陸國家的雙重經驗，大量保留印度土邦并在此基礎上培養出具有封建買辦特征的新的地主階級。這大大弱化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尼赫魯在其著作中每每及此，其聲討都是滔滔不絕且痛心疾首。關于印度土邦對印度未來的危害，尼赫魯揭露道：“這樣構成的土邦甚至在19世紀也是違反時代的東西。在現代情況之下，人們不能想像印度被割裂成為幾十個分別獨立的個體。不僅會發生無窮無盡的沖突，而且一切有計劃的經濟上和文化上的進步都會成為不可能了。我們必須記住，當19世紀初期這些土邦剛剛形成并與東印度公司締結條約的時候，歐洲正分為無數的小的公國。從那時起，許多次戰爭和革命改變了歐洲的面貌，而且今天還在改變之中;但是印度的面貌卻因強加于它身上的外部壓力而被固定下來和硬化了，并且不容許有所改變。”[51]
對印度社會更具破壞性的是，在土邦之外，英國還培養了一個效忠于英王的封建買辦性質的地主階級，這更加深了印度人間的隔閡，只有制造和加深印度民族內部的隔閡，才能阻止印度民族民主革命。尼赫魯寫道：“還有一種更直接的打擊，那就是地主制度的采用，因而改變了土地所有權的整個概念;這個概念認為土地公社所共有，并不大在乎土地本身的共有，而在乎土地上產品的共有。本身代表著英國地主階級的英國統治者們可能未曾充分理解這一點，而更可能的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在印度采用了某些與英國相仿佛的制度。最初他們指派包稅的農民在短期內負責將所包收的田賦和稅款呈繳政府。后來這些包稅的農民就發展成為地主。農村公社對于土地和產品的一切控制權都被剝奪了;過去始終被認為是公社的主要利益和所關懷的東西，現在卻變成新造成的地主的私產了。這就導致公社共同生活和集體性質的破滅，勞務上和職業上的合作制度就開始逐步地消滅了。”[52]
這一類型的土地所有制之采用不僅僅是重大的經濟改變，而且還有更深刻的影響，它打擊了整個印度人對于合作性的集體社會組織的概念。一個新的階級——地主出現了;這階級乃是英國政府所一手造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與英國政府一致的。
英國人根據自己的模樣制造出大地主來，主要是因為對付少數個人要比對人數龐大的農民更容易得多。目標就在于征收田賦的形式來聚集大量的金錢，愈多愈好，愈快愈好。如果一個地主未能如期繳納出賦稅，他立刻就被趕走，而由另一個人取而代之。他們并且認為制造出一個與英國人利害一致的階級是必要的。在印度的英國官吏滿懷著對于起義的恐怖，在他們的文件中曾屢次提到這一點?？偠酵?middot;本丁克勛爵在1829年說道：“如果對于防止大規模的人民騷動或革命還缺乏保障的話，那末我應該說，那永久佃租制雖然在許多其他方面是失敗了，但至少還有一種巨大的好處，因為，它已經制造了一個龐大的富有的地主集團——他們都是深切地關心著英國統治的持續，以便于他們對人民大眾的徹底控制。”[53]
這些數量龐大且受到英國人保護的土邦和地主階級，對印度未來造成最致命的后果是拖住印度的工業化后腿。尼赫魯對此尤為憤怒并以相當的篇幅作了深刻的揭露：東印度公司初期的主要業務——也正是該公司創辦的目的——就是將印度的制成品、紡織品等和香料以及類似的貨物從東方運到歐洲，那里對這些貨品是有廣大需要的。隨英國工業技術的發展，一種新的工業資產階級興起了，要求著改變這政策。英國市場要對印度產品關門，而印度市場卻要對英國制造品開放。受這新興階級所影響的英國議會開始對印度和東印度公司的工作感到更大的興趣。首先是用立法程序排斥印度貨物，不許輸入英國，由于該公司壟斷了印度的出口貿易，這種排斥也影響了其他的外國市場。跟著就用各種措施和征收內地稅的辦法來企圖有力地限制和摧毀印度的工業，甚至妨礙了印度貨物在國內的流通。然而同時英國貨物卻可以自由進口。印度的紡織工業崩潰了，影響了大量的織工和手工業者。在孟加拉和比哈爾，這過程是迅速的;在其他地方則隨著英國統治和鐵路建筑的擴張也逐漸展開起來了。在整個19世紀中這過程繼續演進著，也摧毀了其他舊有的工業，如造船業、五金業、玻璃業、造紙業以及多種手工業。
當較陳舊的制造工業與新的工業技術相沖突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這情況是無可避免的。但政治與經濟的壓力使其加速起來，而且連把新技術應用到印度的嘗試也不曾有過。的確，人們用盡各種企圖就是要防止把新技術用于印度。這一來，印度的經濟發展就受到阻撓，新工業的成長也被制止了。新機器不能夠輸入到印度來。在印度造成了一種真空現象，只能用英國貨物來填充。它造成失業和貧窮的迅速增加。現代殖民經濟的標準類型被建立起來了，印度成為工業英國的農業殖民地，輸出原料，為英國的工業品提供市場。[54]
尼赫魯認為從農業向工業經濟轉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但印度的這種正常轉型道路卻為英國人中斷了，不僅如此，西方國家在這次轉型中的代價卻是由東方國家為其買單的。尼赫魯繼續寫道：“印度越來越成為一個農業國了。在過去的世紀中，在每一個進步的國家中，都有一種人口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現象;由于英國政策的結果，在印度這過程適得其反。數字是具有啟發性和深長意義的。在19世紀的中葉據說有55%的人口依農業為生;近年來這比例被估為74%。這是戰前的數字。雖然在大戰期間，工業上雇用的人比較多，而在1941年的人口調查中，由于人口增加的關系，依農業為生的那些人數實際上又升高了。主要以犧牲小城市為代價而造成的少數大城市的成長很容易將膚淺的觀察家引入迷途，而給他一種對于印度情況的錯誤觀念。”[55]
這就是印度人民可驚的貧窮的真正而基本的原因，而那是發源于比較近代的事情。造成這現象的其他助因的本身也是這貧窮、長年饑荒和營養不良所產生的后果——例如疾病和文盲。人口過多是不幸的，如有必要必須采取抑制措施;可是與許多工業化國家的人口密度比較起來，印度仍居有利地位。只有在農業占優勢的社會里它才算過高;而在適當的經濟制度之下，全部居民都能夠從事生產，并應當能夠增加國家財富的。事實上，人口密度較大的只有在類似孟加拉和恒河流域的特別地區才是如此;而若干廣闊的地區卻仍然人煙稀少。值得記住的是大不列顛的人口密度比較印度高出兩倍以上。
工業上的危機很迅速地就蔓延到鄉村，變成永久性的農業危機。地權愈分愈小，田地分裂演變到了荒謬的程度。農業負債的重擔日增，土地所有權往往轉讓到放債人手中。無田的貧農人數成百萬地增加起來了。印度在工業資產階級政權控制之下，而它的經濟大部分卻是資本主義前期的經濟，還要減去資本主義前期經濟的許多產生財富的因素。它變成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消極代理人了，遭受著它的一切禍害，而幾乎沒有得到它的任何好處。
由一種前工業經濟向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是與巨大的困難相聯系的，并且給人民大眾帶來了重大的災難。在早年時節尤其是如此，當時沒有為這樣的轉變或者減少它的有害的后果努力想過辦法，而一切事情都留給個人自動處理。在這轉變時期中，英國也有這樣的困難，不過就整個說來，困難并不大，因為這轉變很迅速，并且所造成的失業者不久也就為新興的工業所吸收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所受災難的代價是未償付的。它的確已經償付過，而且是全部由別人償付的，尤其是由印度人用饑餓死亡和大批失業來償付過的?？梢哉f，西歐轉變到工業主義的大部分代價，都是由經濟被歐洲列強所統治著的印度、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國家所代付了的。[56]
尼赫魯進而得出結論認為，英國人有計劃地削弱印度工業化水平是出于一種戰略考慮：顯然印度一直都擁有著發展工業所需要的豐富資源——管理和技術才能、熟練工人，甚至還有一些資金，盡管這資金繼續不斷的從印度外流出去。歷史家蒙哥麥利·馬丁(Montgomery Martin)在1840年向英國議會的一個調查委員會作證時說道：“印度是一個農業國，同樣也是個工業國，要想將它降為農業國就是想降低它的文明水平。”那正是在印度的英國人所不斷堅持著想要做的事情，他們成功的尺度就是在于他們在這里掌握獨裁統治達一世紀半之后的現在印度的情況。自從印度提出發展近代工業要求之后——我想這要求至少有一百年之久——英國人告訴我們說印度是一個特別適宜于農業的國家，謹守農業是對它有利的。工業發展可能會破壞平衡而有害于它的主要業務——農業。英國的工業家和經濟學家對于印度農民所表示的關懷確實令人滿意。鑒于這種情形以及在印度的英國政府所慷慨給與印度農業的親切照料，人們只能夠得出一種結論，那就是有些萬能而惡毒的命運之神、有些超自然的力量阻礙了他們的善意和措施，而使得印度農民成為地球上最貧苦最可憐的人物之一。
任何人今天要在印度來反對工業發展是困難的;但是甚至到了今天，當任何廣泛的和遠大的計劃被提出來的時候，我們的英國朋友就不斷地提出勸告和警告說，一定不要忽視農業，并且它必須占第一位。好像稍微有一點點知識的印度人都會不顧或忽視農業，或者忘記農民似的!印度的農民比較任何其他的人更代表著印度，而印度的進步改良要依農民的進步改良為轉移。但是我們農業上的危機雖然嚴重，它是與工業上的危機互相聯系著，而且是從工業危機引起來的。兩者不能夠分開來單獨處理，主要的是應該改正兩者之間的不平衡。[57]
英國人對印度的摧毀最終表現在對印度人的自覺精神和自主意識的摧毀。英國人在印度有意扶持甘地告別革命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和文化。英國在印度一批一批地殺人的同時卻刻意扶持國大黨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綱領，不僅如此，英國人還將其塑造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的主張——與中國清末武訓的主張一樣——對英國用暴力維持的殖民統治，不要進行暴力抵抗。英國人在印度推廣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識，再結合它的傳統文化的上述特點，將印度人的革命意識徹底抹殺了，使印度文化成了告別革命的文化。甘地學說使被壓迫者失去了對壓迫者的反抗意識，對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立的意識，使印度人最終失掉了民族獨立的靈魂，而失去了獨立的靈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馬克思說“印度人失掉了他們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這就使他們現在所遭受的災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色彩”;[58] 馬克思還說“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么內容了。”[59]尼赫魯似乎也看出了甘地學說中的問題，他婉轉地對其進行了批評，他寫道：戰爭的瀕近印度，使得甘地大為不安。他的政策和非暴力的綱領與這個新發展不大容易配合得上。很明顯，面臨著一支侵略軍隊或是在雙方的敵對軍隊之間，和平抵抗都是不可能實行的。采取消極的辦法或是接受侵略也同樣是不可能的。[60]
尼赫魯回憶：“甘地本人的同僚以及國民大會黨的一般人士都拒絕把非暴力應用在這樣的場合或用來代替對侵略的武裝抵抗，最后他(甘地)對于他們有權去那樣做的這一點終于同意了。但他仍然感到煩惱，因為就他自己而論，作為是個人，他是不能夠參加任何暴力行動的。但他遠比一個普通的人重要得多;不管他在民族主義運動中有沒有任何正式的職位，他總占有著一種突出而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言論對于大多數人民是有力量的。”[61]正因此，尼赫魯試圖對甘地學說的失誤，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學說以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方式予以糾正，他寫道：“甘地在各方面的影響深入了印度并且留下了它的痕跡。然而他之成為印度領袖當中的第一流和最突出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非暴力和經濟的理論。在極大多數的印度人眼中，他是決心要獲得印度自由的、戰斗性的民族主義的、拒絕屈服于傲慢的強權的和永不贊同牽連到民族恥辱的任何事情的那個象征。雖然在印度的很多人在百般事情上可能和他意見不同，雖然他們可能責難他或者甚至為了某些特殊的爭點而與他分離，可是在印度的自由處于存亡關頭而需要采取行動和斗爭的時候，他們又會成群地向他奔來，并且把他看作是他們的當然領袖。”[62]
這就是說，甘地并不是因為“非暴力”的學說，而是因為他的反英姿態而成為人民前進的旗幟。至于甘地這面旗幟對印度進步的作用，尼赫魯是有保留的，他說：“甘地對印度人思想影響在現今時代已經是意味深遠的;它將在時間和形式上持久到如何程度，那只有到將來才能證明。”[63]事實上，尼赫魯對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學說是持謹慎批判態度的，按尼赫魯的話說，“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間地位是可能的。”[64]尼赫魯后半句話似乎是對甘地尋求印英和解的中間道路的否定。
甘地的道路似乎就是中國清末出現的“武訓”式即乞求壓迫者“良心發現”的方式實現救國道路在印度的翻版。中國毛澤東不能容忍《武訓傳》中宣揚的奴性精神，并對其進行無情批判。尼赫魯也看出甘地學說中的奴性并對此進行了婉轉批評，他號召人民：“我們必須把過去幾代人中獻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國政權所留下來的恥辱一掃而空。”[65]但面對甘地學說中的奴性精神，尼赫魯則無能為力。尼赫魯從英國人手中接受的只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總理”虛位，他就任總理后既無力進行所有制變革，也無力進行文化革命，這是因為尼赫魯組閣時手中——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同——沒有一支聽命于國大黨而有的只是聽命于英國人的武裝力量，面對英國人分裂印度的“建議”，尼赫魯更是一籌莫展，只能說些無奈的空話，他說：“去接受一種分裂的原則，或者不如說是去接受一種不帶強迫統一印度的原則，可能會使人們對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靜而沉著的考慮，而這一來，就會認識到統一是對各方面都有益的。”[66]“很明顯，不管印度的未來可能怎樣，縱然正式分裂，印度的各個部分還是不得不在許許多多方面彼此合作。就連那些獨立國家也需要彼此合作，印度各省和因分裂而產生出來的那些地區尤其更須如此，因為它們彼此之間有著親密的聯系而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就會衰敗、崩解和喪失自己。”[67]“統一總比分裂好，但是一種強迫的統一是一椿虛偽而危險的事情，充滿了爆發的可能性。統一必須是思想和情感上的統一，有同屬于一家，共御外侮的精神。”[68]
“統一而又不帶強迫”，這是一種理論正確而在實踐上極難實現的事。尼赫魯也不是不明白這樣的道理，他這樣說只表明他面對國家分裂而又無力回天時的百般無奈。他很清楚：“如果印度被分裂為兩個或更多的部分，那時想將那些主要的印度土邦并入印度就更加困難了，因為只有在分裂的情況下那些土邦才可以找出種種更多的理由來置身事外，并堅持它們的獨裁政權不放，否則那些理由是找出不來的。”[69]
再比較同期的中國。1949年李宗仁要與中共劃江而治，如果沒有共產黨“百萬雄師過大江”，其后果，用后來李宗仁回憶錄中的話說就是“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70]但是中國與同期的印度不同，在中國有一支聽命于中國共產黨的強大的人民軍隊，而尼赫魯國大黨上臺前還在搞“非暴力不合作”，不要說軍隊，就是必要的財力也不足。所以毛澤東說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實在是經驗之談。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的經驗說：“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71]“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尼赫魯手中既沒有這種物質力量，又沒有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的時間，他只有眼看著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裂為兩國，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卻在與國際國內試圖分裂中國的勢力進行著頑強的斗爭并于兩年后實現中國統一。
就這樣，英國人實現了在撤離南亞次大陸之前為緊箍印度發展制定了方案，這就是：印度發展的上線是永遠不能讓印度形成獨控印度洋的能力。為此，英國人從根基上摧毀了印度的民族工業及其自主創新的能力;此外，英國還為印度保留了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時代的產權所有制，以及已經碎化了的意識形態，這從精神上破壞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并使之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如無一場大換血式的革命——則無力恢復這種能力。對此，羅斯福和斯大林都看得明白，1943年在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對斯大林說：“議會制政體對印度是不適合的，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在印度創立某種類似蘇維埃的制度，從下面開始，而不是從上面開始，也許這個就是蘇維埃制度。”此話一語雙關，一方面羅斯福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蘇聯的勢力范圍;另一方面是說印度要建立自主創新制度沒有革命是不行的。斯大林接過羅斯福的話說：“這意味著走革命道路。”[72]德黑蘭會議上，在討論打敗希特勒后如何處置德國方案時，羅斯福與斯大林都認為：防止德國東山再起的關鍵是毀滅德國的重工業生產能力;只要沒有重工業生產，德國就永遠沒有發動戰爭的力量。羅斯福還說要把德國變成牧羊場。牧羊場國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無工業技術原創力的依附性國家，就是工業國家商品的傾銷地。牧羊場的國家是沒有競爭能力的。英國在被迫放棄在印度統治，離開南亞次大陸之前，已將印度變為一個“牧羊場”國家。
英國從內部摧毀印度的同時，英國人在退出印度洋之前，還要印度有能力考慮阻止其他海上強國在印度洋再次形成當年英國曾擁有過的那樣的絕對制海權。為此，英國需要設計出新的印度洋力量均勢，并使印度保持相對的制衡力量。英國不希望印度強大，但更不希望印度過于衰弱以致再次出現臥莫兒王朝后期的頹勢并使其他海上強國——具體說就是美國——乘虛而入。這就規定了英國弱化印度的下線是不至讓印度喪失牽制英國之后的其他海洋強國的能力——而這恰恰是海洋強國在印度洋形成絕對制海權的前提。二戰后，英國人給印度留下了大小剛夠用于遏制而非驅逐其他海上強國的國家版圖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相應武裝力量。牽制的對象，南面海上當然是美國，北面陸地當然是蘇聯和中國。為此，1937年，英國將緬甸從印度劃出，1948年在許諾印度獨立的同時，也放手斯里蘭卡獨立并允許巴基斯坦與印度分離。前者中斷了印度向印度洋四面擴張的可能，后者即印巴分離既從北方牽制印度南下勢頭又阻隔印度與俄羅斯聯手形成更大的“中樞地區”并由此在印度洋形成絕對制海權。英國人的邏輯很簡單：我要拿不到手，誰也甭想拿到手。這個“誰”不僅包括獨立后的印度，還包括曾聯手蘇聯扳倒大英帝國的美國。
印度就是這樣在英國人搭建的新的地緣政治舞臺上困難地開啟自己的航程的。英國人留給印度的“牧羊場”式的經濟結構使印度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失去了同期中國那樣“有聲有色”的前景;同樣，英國留給印度的大版圖又使印度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內避免了“銷聲匿跡”的結局更為重要的，這也是英國新的地緣政治板塊設計中的核心目標，即大版圖印度存在，也對沖了美國經過勞師征遠進駐并控制印度洋的能量。1944年還蹲在英國大牢中寫書的尼赫魯可能并沒有意識到躲在幕后的英國人將他推向前臺主演的竟是這樣一場如此悲喜交織并令他百般無奈的歷史大劇。
更令尼赫魯沒有意識到的是，英國人如此安排下的印度洋力量格局，使他用來解釋印度未來命運的古典地緣政治學的“中樞地區”及“心臟地帶”理論在戰后陷入令人難堪的悖論狀態。1919年，麥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樞紐地區”概念提煉為更富有沖擊力的“心臟地帶”的概念，并以更簡潔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
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73]
麥金德這一經典表述，可以說是對英帝國時代治理世界有效經驗的理論總結，可惜的只是，這種總結只是在英帝國快要結束的時候才出現，來的畢竟太晚了。就在麥金德譽滿全球的時候，他已看到了帝國的黃昏。好在眼不見為凈：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
似乎是凱南的理論忽悠美國歷史的預演，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在后發帝國主義國家中得到贊賞。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希特勒聯手蘇聯擊敗歐洲，又回頭與蘇聯沖突以爭奪東歐和小亞細亞的政策、戰后美國實行以“艾森豪威爾主義”命名的與蘇聯搶占中東的政策、勃列日涅夫在對中樞地區的兩翼地帶戰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實行最后一擊的政策、以及小布什上臺后直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顯的麥氏“心臟地帶”的痕跡。
資源政治與地緣政治在時間和空間上合二為一并以前者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繼麥金德古典地緣政治理論之后的現代地緣政治理論的鮮明特色。在這新的視野中，麥金德“心臟心帶”理論被注入資源政治的內容，而作為世界現代工業動力基礎的礦物資源分布地帶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又恰巧重合。這樣，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關鍵意義再次得到大國政治家的高度重視。在這方面理論貢獻最大的，是曾在20世紀70年代初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將地緣政治利益與資源政治利益緊密地結合并使前者服從于后者，是尼克松考慮全球戰略時貫穿始終的思想方法。蘇聯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即出版《真正的戰爭》一書，其中對阿富汗地緣政治位勢的分析可視作美國中東中亞政策最到位的腳注。他寫道：“面積和得克薩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雖然是貧窮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國施展陰謀詭計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稱作“亞洲命運的旋轉門”一樣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在北面與蘇聯有一千英里長的共同邊界，它一向是帝國的大規模推進匯合的地點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個歷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亞歷山大大帝、帖木兒，全都在謀求建立帝國時縱騎馳騁于阿富汗的土崗與沙丘之間。在19世紀，英國和俄國在整個中亞細亞交戰，以爭奪對這個大陸的控制權時，曾在阿富汗進行過基普林所謂的“大比賽”。英國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嶇的開伯爾山口是進入印度次大陸的大門，他們曾進行了兩次殘酷的戰爭，為的是不讓俄國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蘇聯擴張主義勢力中的一個不祥的新階段中的試驗場。[74]
波斯灣的戰略重要意義今天集中于兩個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現在都有賴于石油。這個基本事實在20世紀最后這幾十年里使波斯灣成了全球風暴的風眼。如果蘇聯有力量關掉中東的石油龍頭，它就會有力量使工業化西方的大部分國家向它屈膝。為了做到這一點，蘇聯人沒有必要像他們接管阿富汗那么實際接管波斯灣國家。他們通過外部壓力或內部動亂，使西方得不到這些國家的資源，也可達到他們的目的。
蘇聯人長期以來就知道這一點。蘇聯持不同政見的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追述了蘇聯一位高級官員1955年在克里姆林宮發表的一次談話。這位官員解釋說，蘇聯在中東的政策的長期目標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義給歐洲國家在獲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難，從而獲得對它們的影響。”這番話是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18年說的。
在21世紀的某個時候，核能、太陽能、地熱能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發展，以滿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現在我們生活在石油時代。在今后幾十年里，這一點使波斯灣地區具有特別的戰略重要意義。這意味著，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穩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區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區之一。[75]
尼克松用比麥金德提供的更為鮮活的事實說明“心臟地帶”是大國實現世界霸權的必爭“命運之門”，他將控制資源作為麥金德單純的地理控制的前提，認為控制世界資源是控制世界的前提。他寫道：“對蘇聯來說，凡是妨害他們實現其最高統治權——他們的霸權——的人，都是敵人。蘇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的最后目標是它的主要對手美國。它的中間目標是西歐和日本。它在當前的目標是非洲、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那些脆弱和不穩定的地區，在這些地區里，它以相對小的風險和代價可以得到戰略好處，使自己越來越處于一種能夠控制世界資源和生命線的地位。”
斯大林早在1921年就強調西方的資源很容易被切斷。他說：“如果歐洲和美洲可以稱作前線，那就應當把擁有原料、燃料、糧食和大量人力的非主權國家和殖民地看作是帝國主義的后方，帝國主義的后備力量。為了贏得一場戰爭，光在前線取得勝利不行，還必須使敵人的后方，使他的后備力量革命化。”最近，蘇聯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馬里總統西亞德·巴雷(當時還是蘇聯的盟友)交心說，“我們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兩大寶庫──波斯灣的能源寶庫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礦藏寶庫。”
美國只是部分地依靠進口石油和戰略礦物，而歐洲和日本則絕對地依靠海外來源。我們用的石油有一半是進口的，但是歐洲進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進口百分之百。至于礦物，西歐進口百分之八十，日本進口百分之九十五。進口的小規模中斷只會給美國造成不便和煩惱，但卻可能在我們的工業化盟國中造成恐慌。因此，它們比我們甚至更有理由對于蘇聯向“西方所依靠的兩個大寶庫”推進感到關注。
蘇聯領導人把眼睛盯在現代社會的經濟支柱上。他們的目的是破壞西方工業機器。西方工業國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國來源，這一點是我們的主要脆弱性之一。這一點以及許多生產國固有的不穩定，決定了蘇聯在像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這種地區的戰略。
大多數美國人對于非洲地圖像對于南極地圖一樣是不熟悉的。大多數人分不清馬里和馬拉維;他們也不知道索馬里或者厄立特里亞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為什么在那里發生的事件可能決定世界的未來。他們也說不上像南也門、阿曼、霍爾木茲海峽、巴林或者卡塔爾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這些地方以及同它們類似的其他地方，對于美國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卻是十分重要的。它們對莫斯科為取得戰略統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國對這些地方的無知或不感興趣，使蘇聯人得到了他們的最大有利條件之一。[76]
如果蘇聯在向非洲滲透方面繼續取得成功，它將在它的更大的戰略中取得很大進展，這個戰略就是包圍世界這個“城市”，使工業化西方得不到它賴以生存的資源。甚至是資源豐富的美國，有幾種現代經濟必不可少的基本資源，是非常依賴進口的。鉻就是說明這種依賴性的潛在危險的一個例子。
大多數人在想到鉻時，就想起汽車上的高級裝飾。但是，對戰略計劃人員來說，鉻意味著滾珠軸承、精密儀器、導彈等東西。一架噴氣飛機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鉻。正像一位專家所說，“如果沒有鉻，就沒有高質量的飛機引擎。”沒有鉻，就生產不出不銹鋼。全國科學委員會最近得出結論說，美國在鉻方面的長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鉻已經供應不足，而我們迫切需要它重建我們的武裝部隊。我們本國的鉻礦石數量小，質量差;我們所需的鉻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須進口。最近，我們的兩個主要來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蘇聯(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鉻礦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聯邦和津巴布韋-羅得西亞。
這種重要的依賴性說明蘇聯為什么特別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許多人對其有強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為干涉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很少是沒有目的的，而他們的目的總是戰略性的，從來不是道義性的。因此，必須從世界這一地區的資源以及從這些資源對西方的重要性這種背景，來看待蘇聯為了在南部非洲這塊已經是混水的地方進一步推波助瀾而頑固地進行的努力。據一種權威的估計，光是南非共和國就擁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鉻礦的四分之三，世界鉑類金屬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黃金，三分之一的錳礦，五分之一的鈾礦，三分之一的金剛石：具有幾乎是無法估計的戰略和經濟重要性的一個礦物寶庫。
扎伊爾的銅和鈷，羅得西亞的鉻，南非的黃金、金剛石、錳和鉑類金屬——這些就是蘇聯在南部非洲所下的一部分經濟賭注。他們已經控制了在好望角兩邊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優良港口。如果南非處于他們的控制之下，他們將能夠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約的歐洲國家所需戰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過這些海路運輸的。[77]
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戰而戰》，再次強調美國必須在“心臟地帶”遏制俄國人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把波斯灣稱為西方石油咽喉。”我曾寫道，如果有朝一日蘇聯控制了波斯灣地區的石油資源，克里姆林宮就可以通過威脅扼殺以石油為動力的西方經濟，來對西方進行訛詐。今天的情況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紀剩余的年月里，這種情況仍然將繼續下去。”[78]
20世紀70年代末，克里姆林宮對海灣形成了鉗形包圍。一邊從西南進行包抄。1978年蘇聯向埃塞俄比亞空運了2萬名古巴士兵，以便一方面支持埃塞俄比亞政府與索馬里進行戰爭，一方面從沙特到紅海對岸建立軍事設施。那年晚些時候，親蘇集團在南也門奪得了政權，使蘇聯在阿拉伯半島上有了一個灘頭堡。不久，南也門公開向北也門發動軍事進攻?？植乐髁x分子以南也門為基地對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動。游擊隊也以南也門為基地襲擊阿曼的一個邊界省份。鉗形包圍圈的另一邊是從東北方向包抄。1978年在阿富汗一場軍事政變使共產黨上臺。阿富汗共產黨政府很快就與莫斯科簽署了協議。當人民起義威脅要推翻共產黨政權時，蘇聯侵占了這個國家。有了阿富汗的基地，蘇聯的戰斗機、轟炸機便可以飛到霍爾木茲海峽?？死锬妨謱m領導人從兩個方向同時推進，企圖控制這一“石油咽喉”。[79]
事實上，尼克松已從世界稀缺資源分布和世界地理通道分布相結合的角度完善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的理論，尼克松呼吁美國政府必須擔起與蘇聯爭奪“心臟地區”的重擔。他說：“今天，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灣保護西方利益的國家。親西方的波斯灣國家都不夠強大，無法承擔這項工作。我們的歐洲盟國也都無力或沒有決心來完成這項任務。因此，我們必須站起來解決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80]“在外交戰線上，我們一定不能夠允許莫斯科在談判桌上贏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阿富汗不是一個像文化交流計劃那樣的小問題，不應該在首腦會晤中為了緩和氣氛而把它放棄掉。它是一場重要的沖突，將決定誰在美蘇爭奪中獲勝。”[81]
尼克松可能是羅斯福之后美國人中對地緣政治學理解最為深刻的政治家，他認識并創造性地發展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并要求美國政府從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這一地帶的主導權。
但不能不令人深思的問題是，在印度洋的歷史上，只有英國——它獨控印度洋的時間長達150多年——成功了;而在此后再沒有一個國家——不管它是美國還是蘇聯——能對印度洋形成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那樣的絕對控制。不錯，美國阻止了蘇聯對阿富汗的占領，但美國也沒有在印度洋制海權方面——除了迪戈加西亞基地外——達到當年英國那樣的規模。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蘇聯利用美國頹勢實現19世紀英俄沖突中沒有實現的向印度洋沖刺的實際步驟，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也是利用蘇聯的頹勢及其解體后出現的戰略機遇，試圖在“心臟地帶”實現“英國式”(即陸地占領)推進。盡管美國在1998年發動科索沃戰爭，拿下印度洋西側——這與當年蘇聯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東側的中南半島而后進軍阿富汗的道理一樣——并以此為小布什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實現對中亞的軍事占領做了鋪墊。老布什通過幫助科威特收復國土實現了軍事力量在海灣地區的“英國式”部署。老布什的“成功”激起了小布什的萬丈雄心并于任期內大規模揮師向中亞深入，其結果在伊拉克嚴重受挫，隨之而來的便是2008年美國國力由此大幅衰落并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
美國在中亞的失敗說明美國地緣政治理論是有缺陷的。
自從大英帝國退出歷史舞臺后，麥金德的古典地緣政治學所勾勒出的“心臟地帶”就已成為地平線上那看似近在眼前實則遙不可及的美麗落日。筆者不妨將二戰后這種理論和實踐之間出現的悖論現象稱之為“麥金德悖論”。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英國人退出麥金德“心臟地帶”后留下的——當然也是美國的“民族自決”理論促成的——新的力量均勢消耗了美國從太平洋東岸或太平洋西岸勞師征遠進入印度洋的能量。這時，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已立起了南亞最大的主權國家印度。更有甚者，在印度的東西兩翼即亞洲和非洲已聳立起了中國和埃及這兩個獨立自主的大國。這更加大了美國獨控“心臟地帶”的難度。英國獨控印度洋時，印度、埃及、中國的國運均處頹勢，其國家內部也是動蕩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大起義、中國的太平洋天國運動等)，外部沖突加劇(比如中國和英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埃及和奧斯曼帝國的埃土戰爭等)。這時國力正處上升階段的英國尚能在遠離本土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同時向東方兩個最大的國家印度和中國發動并打贏了兩場大規模的戰爭。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美國羅斯福為了打倒歐洲，釋放出民族自決的浪潮。民族解放運動將歐洲殖民勢力逐出并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后，這些國家又成了美國實現“英國式”世界霸權的阻力。
摩擦力度決定前進速度，阻力決定動力。二戰后民族國家紛紛獨立，這使美國已無力對這些國家發動任何一場像樣的陸地戰爭，而沒有陸戰的勝利，就不可能在海外有“英國式”的占領;而沒有“英國式”的占領，就不可能有19世紀英國那樣的對關鍵海域的絕對制海權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權;而沒有“英國式”的絕對制海權，依靠他國依附而存在的美國經濟就不會有穩定的基礎。為此，當時還是涉世未深的美國人在20世紀后半葉啟動了朝鮮和越南戰爭，這是美國通過陸戰實現對這兩個國家“英國式”占領的初試。美國出動了遠比19世紀英國更多的兵力，其結果卻敗得讓美國人迄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話，20世紀下半葉，美國從英國手中接收過來的世界已失去了在海洋國家贏得大陸戰爭的有利條件。而沒有陸戰的勝利，就不可能有絕對的海上霸權。“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82]潘尼迦的話可謂英國控制印度洋的經驗之談，而這樣的經驗似乎對后來的美國人成明日黃花。
這些道理，美國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戰越戰爆發后，美國人試圖通過結盟的形式替代英國式的直接占領：1950年10月17日，美國同泰國簽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8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御條約》;9月1日，美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簽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4日至8日，美國與包括日本在內49個國家單方面簽署了《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與此同時，美日也簽訂了《日美安全條約》;1953年8月8日，美國與韓國簽訂《美韓共同防御條約》。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后，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鏈條從單邊擴大到廣泛的多邊集體條約，從中國東部延伸到中國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簽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臺灣當局簽訂《共同防御條約》，美國1955年2月主導所謂“巴格達條約組織”。但后來的事實證明，面對一個個嗷嗷待哺的盟國，美國用于“維修”這一串串防務鏈條的代價不比直接占領更少，其效果對美國海外安全更是添亂。為此，尼克松上臺后幾乎放棄了美國為這些盟國承擔的義務并領導美國渡過了戰爭失敗帶來的國家危機。
蘇聯的解體和美國在海灣戰爭中的勝利，再次驕縱了20世紀50、60年代美國政治普遍存在的“凱南式”輕率，21世紀初的美國人再次考慮如何才能擴大由這次勝利帶來的紅利。這時他們的目光再次轉向古典陸權學說。他們認識到，沒有對中東的直接軍事控制，中東石油利益對美國只能是若即若離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對中東石油的絕對控制呢?大概是受到海灣戰爭勝利的鼓舞，這時美國的軍事理論又有回到19世紀克勞塞維茨的古典陸權理論的趨勢。在小布什上任前夕，時任美國陸軍學院院長的羅伯特·斯格爾思(L.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國軍事技術如何進步，但它終替代不了陸軍占領的軍事效果，他認為：“在21世紀，我們國家軍事戰略的兩根支柱將繼續是前方存在和力量投送。”[83]而“持續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陸軍部署即“直接控制陸地”。在總結美國面臨的各種挑戰后，斯格爾思寫道：“雖然上述軍事挑戰的根源不同，種類不同，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程度也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在每一種挑戰中，戰略勝利最終將要求直接控制陸地、人民和資源。與發展中國家對抗時，戰爭目的很可能是領土的控制。在與第三世界的對抗中，則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鎮壓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戰者將要求剝奪他們的政治、心理和物質支持。”[84]“戰爭是意志的考驗。最有把握使敵人意志崩潰的辦法是控制他的領土。如果沒有實際占領，戰爭只能僅僅是遠距離的懲罰，是任何一個想要抵抗的國家都能無限期忍受這種東西。”[85]
最后，羅伯特·斯格爾思似乎是在為即將上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政策謀劃，他提醒美國政府：“如果在下個世紀很長的時間里，我們還要像一個軍事大國那樣有發展能力，我們必須極大地改進奪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我們必須將速度和靈活性建造在我們的戰爭系統之中，使得在通過大片地域時能不受阻礙地機動。我們必須像我們現在精確和靈活地把炸彈投擲在遠距離目標上一樣，能將戰斗部隊精確和靈活地部署在關鍵地點。”“如果我們有能力將部隊部署在廣大地區，而且還能在敵人最脆弱和最虛弱時迅速地集中這些部隊，那么我們就能在敵人自己的控制區域內將其打敗。”[86]
我們真的不知道拉姆斯菲爾德是否了解到羅伯特·斯格爾思的意見，但從其在2001、2003年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分析，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的作戰目標已與科索沃戰爭有了本質的不同，即從科索沃的海上打擊轉變為地面的縱深占領。如果讀了羅伯特·斯格爾思的書后會發現拉氏指揮的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戰樣式與斯格爾思的觀點，尤其是與其“領土占有”的觀點有相當的契合。
斯格爾思的軍事觀點是否正確呢?歷史經驗，尤其是英帝國時代歐洲世界霸權的經驗證明斯格爾思的觀點是絕對正確的。
但結果是拉姆斯菲爾德在伊拉克失敗了——這將在阿富汗引發連鎖反應。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考慮到此前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海灣戰爭，小布什任內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并不是美國試圖實現“英國式占領”的唯一嘗試，與當年朝戰中的麥克阿瑟被解職、越戰中的麥克納馬拉辭職后的結果一樣，拉氏2006年辭職后，美國陸軍便從占領他國的領土上退了出來
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斯格爾思的“領土占領”的軍事觀點，僅從純軍事角度看似“正確”的觀點，在美國時代已只有理論價值而失去了實踐的歷史條件，這與麥金德“中樞地區”和“心臟地帶”理論猶如只看得著卻又抓不住的天邊彩虹，雖然正確并且也有戰略指導意義，但在美國時代已失去了落實的條件的情形一樣。
如前所述，盡管麥金德理論宏大且邏輯合理，但在其理論和實踐之間，還有其天然的悖論，即在麥金德“中樞”地區與斯派克曼所說的“陸緣”地區的交接帶的中亞，尤其是其中處于關鍵位置的阿富汗地區，在實踐上不僅僅是美國時代，更是古今歷史上——從古代的亞歷山大到現代的勃列日涅夫——陸權和海權國家趨之若鶩卻從未能得手的地區。
這又是為什么呢?
這是由于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是現在工業文明條件下的思想成果。但我們知道，中亞位于麥金德“中樞”或“心臟”地帶，但其社會結構卻處于工業化的邊緣地帶，整個社會細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構成;與其相應，建立其上的政治結構也呈蜂窩狀：局部的破壞不僅不影響它的整體，它自身還會迅速繁衍加以彌補。這就使中亞地緣政治中有了大國政治的“百慕大三角”特征：所有的打入阿富汗的外族征服者都是有去無還。19世紀末在對阿富汗的數次征服戰爭失敗后英國人意識到這一特征，但其地緣政治理論卻至今仍沒有對這一特征加以理論解釋，以至21世紀初美國大軍在此深陷不能自拔。
中亞地緣政治有點像中國黃河兩岸的地質特征，松散的泥沙狀，人在此作用的力量越大，陷入泥沙中的速度也就越快，不管人多少，在此都是有來無回。中國汪洋大海般的松散的自然經濟存在曾使得歷史上所有進入中國的征服者，不是失敗，就是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馬克思以英國征服印度為例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87]而美國21世紀初在阿富汗、伊拉克——如果再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則使這條規律發生了動搖。
美國目前在中東最大的“敵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的“核問題”，而是中亞的社會結構：蜂窩似的，像一塊大海綿，有多少外來資源都能它被吸干，這使得麥金德畫出的“心臟地帶”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墳場”。英國19世紀后期曾經三次進入阿富汗，都敗了。敗在哪兒?就在這種社會結構上。今天的美國也是如此。在這里美國大兵總不能一個一個山洞地找，找完山洞，還有無數多而又互不聯系的部落，漫山遍野，都用精確導彈打，這顯然是不行的。這種蜂窩狀社會包圍著大城市而又不依賴大城市，這種“農村包圍城市”的現實，是決定中亞上層建筑的東西。部落不靠現代化的商品生存，他們互不隸屬，在任何地方都能戰斗：一把鐵鏟、一些種子就能生長出糧食;有糧食就有人繁衍，有人繁衍，就有戰士，有戰士，反侵略的戰斗就不會終止。
這種被馬克思稱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結構不僅是中亞國家的基礎，也是整個東方國家的基礎。英國人在海上打敗中國，可在中國三元里卻敗在中國老百姓手中。小布什輕率進了中亞后，就仿佛來到中國黃河岸邊，越是跳得起勁，就在被筆者稱之為“麥金德悖論”中陷得越快越深。
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88]二戰后，美國人為擊敗歐洲放縱出的民族自決權反成了美國實現世界霸權的障礙，大批獨立國家的出現使美國無法支出建立“英國式”霸權的成本。21世紀初的美國在中亞再次遭遇越戰噩夢。造成這樣后果的原因是蘇聯解體以及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中輕而易舉取得的勝利使美國戰略學界產生了狂妄自大的“勝利病”。對此，美國陸軍軍事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威廉遜·馬雷教授在為斯格爾思《未來戰略》一書寫的的序言中總結說：“海灣戰爭在美國戰爭史上是一特例。在那次戰爭中，軍方領導人深深地擔心，一旦開戰他們的軍隊將蒙受巨大傷亡。結果，在一次閃擊戰中美軍挺進伊拉克，地面作戰僅持續了不到100小時。但是，這種輕而易舉的勝利很可能埋下了危險的種子。目前一些人認為，光靠技術優勢和遠距離打擊能力就能使美軍以極少的傷亡去進行決定性的戰役，從而公開否定3000年積累起來的軍事歷史。這種虛幻的希望，是緊隨海灣戰爭結束而爆發出來的“勝利病”的直接產物。如果美國要以聰明而有效的方式進行改革，他們恐怕壓根兒就不能相信他們自己的國家的報紙對那場戰爭的報道。”“如果我們不能預測下一次戰爭將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發生，當美國軍隊進入下一個千年的時候他們就不能不有所準備。很明顯，軍隊必須準備物質條件，并且訓練陸軍士兵、海軍陸戰隊員、水手和飛行員。但同樣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培養下一代軍事領導人具有處理戰場挑戰的意識。相比之下，思想準備將比美軍在戰爭中所需要的任何一種手段都更為重要。在那些思想準備中，最重要的是必須識別什么是不變的東西。”[89]
馬雷教授抓住了美國軍事理論的軟肋：輕哲學而重技術，是美國軍事理論的致命通病。
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對美國國力破壞性最大，當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戰略家思想，是喬治·凱南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后對美國破壞性較大同時也是集麥卡錫的反共意識形態和凱南浪漫主義于一身的戰略理論家，就是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粮裾f“凱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兵防守，他的觀點對此有決定性的貢獻。事實上，由于崗哨林立，美國可以大大自我批判。”[90]基辛格對凱南的批評用于布氏也是合適的。
我們看看布熱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反共著作《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91]，其中關于意識形態的見識與當年的麥卡錫不相上下。1997年布氏又出版《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他給美國設計的戰略與凱南、麥克阿瑟大體相同：其目標如天女散花，而且大得驚人。他告訴美國今天的“地緣政治已從地區問題擴大到全球范圍”，“當務之急是確保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聯合具有把美國趕出歐洲大陸，或大大地削弱美國關鍵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他告訴美國政府“美國的首要利益是幫助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單獨控制這一地緣政治空間(即中亞——筆者)，保證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攔地在財政上和經濟上進入該地區”[92];“美國應給予最有力的地緣政治支持的國家是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和烏克蘭”[93]。在臺灣問題上，他說的話與當年麥克阿瑟在威克島上對杜魯門說的內容[94]差不多一樣輕率，甚至連口氣都很像，他說：“如果臺灣那時候無力保護自己的話，美國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換句話說，美國將不得不進行干預。但那并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臺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這是個重要的區別。“[95]
他書中的那為戰略研究者大忌諱的驕橫之情躍然紙上。他幾乎是用命令、輕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訓俄國人說：“俄國唯一真正的地緣戰略選擇，亦即能使其發揮符合實際的國際作用和能使俄國得到改造自身和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的選擇就是歐洲。這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歐洲，而是一個橫跨大西洋、擴大的歐盟和北約的歐洲……這樣的一個歐洲正在形成，而且這個歐洲也可能仍然與美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如果俄國要避免在地緣政治上被危險地孤立，這就是俄國必須與之打交道的歐洲。”“對美國來說，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為美國的病人，俄國又太強壯了。”[96]
這段充滿驕橫的引文使筆者想起1950年10月15日麥克阿瑟與杜魯門在威克島那次決定美國在朝戰敗局的談話，麥克阿瑟告訴總統說：“朝鮮的復興只有等到軍事行動結束后才能開始。我相信對整個南北朝鮮進行的正式援助將在感恩節前結束。北朝鮮幾乎沒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約1.5萬人——而那些我們沒有消滅的力量將會隨著冬季的來臨被消滅。在我們的臨時集中營里現在約有6萬名戰俘。”“十分不幸的是，他們正在北朝鮮追求一個無望的目標。他們有10萬人作為補充兵員接受訓練，這些人訓練無素，領導無方，裝備極差，但他們卻十分固執，我討厭去消滅他們。他們只是為了保全面子而戰。東方人寧可死也不愿丟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誕節前把第八集團軍撤到日本。那將使重組的第五集團軍由第二師、第三師和聯合國分遣隊組成。我希望聯合國能在新年第一天組織選舉。軍事占領一無所獲。所有的占領都是失敗。(總統點頭稱是)大選過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領軍。”[97]
談話是在中國出兵的前幾天，麥克阿瑟的輕率導致美國在朝鮮戰場大丟其丑;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寫在伊拉克戰爭之前，伊拉克戰爭的結局也讓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丟其丑。書中對中亞重要性的論述說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真理，但只是一個美國力所不及的真理。小布什被布熱津斯基畫出的天邊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亞，結果落了個灰頭土臉的下場。在臺灣問題上，布熱津斯基也沒有想想：曾在朝鮮、越南一敗涂地，已近八年還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國，難道在臺海就立起美國的“凱旋門”嗎?我說不能。原因很簡單，歷史反復表明，美國并沒有足以覆蓋全球所有目標的防務資源，甚至沒有防務位于中國和俄羅斯這類陸權大國近鄰等的非關鍵目標的資源——這與1962年蘇聯沒有插手美國近鄰古巴事務的資源、2008年美國沒有插手俄羅斯近鄰格魯吉亞事務的資源而被迫后撤的道理一樣。對于這一點，姜還是老的辣，曾任陸軍部長助理(1917年)并參加過巴黎和會的沃爾特•李普曼看得遠比布熱津斯基明白，他說：“事實上，他(約翰遜)的戰爭目標無限大：它擔保整個亞洲的和平。這樣的無限大目標，戰爭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贏。由于我們目標無限，我們必然會被擊敗。”[98]
李普曼是美國人在戰后最不冷靜時期最冷靜的政府官員。1947年就在凱南在《外交季刊》上發表那篇著名的論文《蘇聯行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紐約先驅論壇》上陸續發表文章批評凱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認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不適宜于執行凱南的遏制戰略。他認為，在美國現行憲法制度下，國務院不可能從國會取得“一張從國庫領錢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裝力量的絕對權力”，因而也無法做到“隨時在全球不斷轉移的地點上使用‘對抗力量’”。而且，美國的經濟是“沒有劃一組織和不受控制的”，國務院也不可能“規劃和指揮進出口貿易”來推行“遏制政策”。在軍事方面，李普曼也認為：“沒有理由確信美國能夠在一切個別的地點都集結‘堅定的對抗力量’。歐亞大陸是一塊很大的地方，而美國軍事力量盡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話，就應該對這種局限性心中有數。我們生活在象島嶼一樣的大陸上。我們同沖突地區之間遠隔重洋。我們的人口相對較少，在戰時就得把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產、運輸和維修那些構成我們軍事力量的復雜的武器和機械。同俄國相比，美國缺乏足夠的步兵后備隊。我們的海軍控制著海洋，我們擁有重要的進攻武器。但在歐亞大陸的內陸地區，象我們在希臘山區所領教的，可能有很多‘個別地點’，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為‘對抗力量’”。而美國卻沒有足夠的能夠占領這些地區的步兵力量，“美國軍事力量的優點在于它的機動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進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執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務于一種以決戰和解決問題為目標的政策。”而不適合于服務于在這些地區實行長期陸軍占領為目標的政策。[99]
李普曼進一步設想，如果美國一定要執行凱南設計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聯盟的政策，但這樣的代價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領的代價低。李普曼說：如果美國沒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貼和支持一支由衛星國、附庸、仆從和傀儡所組成的雜牌軍。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處于蘇聯外圍的那些無組織的、內部分裂的、軟弱的或者混亂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聯合體”。為了維持這個聯合體，“美國就得對它打算去組織、去保護、去領導和去利用的這個聯合體的全體成員的事務，進行不斷的、復雜的干涉。我們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幾乎萬無一失的才能，能夠正確而迅速地判斷哪些人和哪些政黨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誰應被任命，誰應受津貼，誰應給他涂脂抹粉，誰應得到青睞，誰應充當我們的仆從和我們的盟友”。這樣，杜魯門主義實際上“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美國)不斷干涉所有那些號稱在‘遏制’蘇聯的國家”。[100]但是，與蘇聯毗鄰而又受美國控制的“衛星國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來建立攻不破的藩蘺的好材料”。“它們顯然是軟弱的。而一個軟弱的聯盟并非一筆資產。它是一筆債務”。[101]最后，李普曼得出結論：美國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標，如按凱南那全球“遏制”戰略制定政策，結果是“在俄國人遠沒有受挫之前，美國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102]的政策所挫敗了”[103]。
可惜的是，美國人總是在國力達到高峰的時候瘋狂，當時處于巔峰時期的美國人對李普曼的冷靜意見一點也聽不進去，只是美國人在朝鮮、越南受挫后，其發熱的頭腦才漸清醒并轉向尼克松的主義。尼克松主義實則是20年前李普曼的思想經過凱南否定后的“否定的否定”。
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二戰后，美國在自己安排的民族國家紛紛獨立的世界布局中，已沒了支持走遠路的“干糧”，自然也做不到在“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墻都已配置衛兵防守”，而布熱津斯基全然不理解這樣的變化，給美國設計了一個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天大目標，以至小布什在中東地區被折騰成這副模樣。不難預料，如果今后美國要再按布氏《大棋局》中的意見，對中國臺海統一“決不能在軍事上無所作為”的話，屆時中國人民只需有抗美援朝時的一半意志，就會讓美國落個灰頭土臉的下場。
無疑，目前的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即使如此，美國的力量只夠保住幾條關鍵利益線，這是老牌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也是兩位羅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機時刻為美國贏回榮光的經驗。
20世紀初，美國總統塔夫脫(1909-1912)在東北亞的外交攻勢在日本與俄國的聯合抵制下受到挫敗，這引起西奧多•羅斯福的不安。此前他對兒子長嘆“可憐的塔夫脫”。他曾就東北亞問題寫信并拜訪塔夫脫，告誡他：應將美國的國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認為：日本可能成為包括美國在太平洋領地在內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亞洲大陸的利益對日本是生死攸關的，而美國在那里的利益，特別是在滿洲的利益“實在不重要，而且美國人民也不會甘心為它冒導致沖突的最低限度的風險。”他警告塔夫脫：在滿洲向日本挑戰需要巨大的軍事力量，相當于把英國海軍和德國陸軍結合在一起的實力。羅斯福對塔夫脫的理想主義“新計劃”大潑冷水說：當一個強大的國家有意不顧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而寧愿使用武力時，“門戶開放”政策就毫無用處。當前美國除辯論外，并不具備和日本在東北亞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羅斯福建議塔夫脫放棄帶有攻勢的東北亞政策。[104]
1988年，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就60、70年代美國的東南亞政策說：“我們簡直沒有能力把越南人趕出去。在這一地區，應該打頭陣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菲律賓關系到美國的重要利益。我們在蘇比克的海軍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軍基地是美國在國外的兩個最大的軍事設施。它們對于我們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灣顯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東南亞沒有任何其他合適的替代地方。”[105]注意，尼克松對美國力量的使用范圍說的很謹慎。在太平洋，他用“存在”一詞，而在更遠的印度洋和波斯灣而用“顯示武力”。這說明，尼松克明白美國在印度洋的軍事力量是并不具備“英國式”直接陸地占領的能力。
美國小布什連同其身邊的戰略家們在戰略上忘記了前任的這些經驗——也可能他們想超越這些經驗，他上任后試圖在海灣戰爭成果之上，按著斯格爾思的思路，用直接的陸地占領方式，一勞永逸地解決對中東石油的控制難題，結果卻應驗了中國那句“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老話，現在美國在中亞陷入欲進不成，欲罷不能的困境。
不僅如此，似乎是上帝對歐洲在二戰后被美國剝奪了的利益的“補償”，20世紀末的美國在中東和巴爾干地區開始為俄羅斯人和歐洲人擔當起戰略清道夫的角色：老布什幫著歐洲打倒了蘇聯，克林頓通過科索沃戰爭幫著歐洲恢復了自二戰后失去的在東歐的影響力;塔利班曾是俄國和伊朗的死敵，小布什趕走了塔利班，為俄羅斯南下掃清了障礙;信奉遜尼派的伊拉克薩達姆曾是什葉派伊朗的死敵，小布什幫著伊朗搬開這個障礙，伊拉克在美國的“幫助”下轉入什葉派手中;二戰前東歐屬破碎地帶，也是西歐國家的外圍地區，今天的美國人早已忘記當年西歐的衰弱是羅斯福和斯大林共同拉起來“鐵幕”擠壓出的結果，在兩國那一代老政治家去世之后，美國人將當年與蘇聯間的“周瑜打黃蓋”假戲做真了，結果把蘇聯這個“黃蓋”給打殘了，美國由此也失去了在歐亞大陸牽制歐洲的“蘇聯因素”。大家看看21世紀的世界地圖的變化，就會發現，現在的歐洲版圖，尤其是東歐和南歐的版圖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格局。而促成這一變化的關鍵因素是美國自科索沃戰爭后推進的北約和歐洲東擴的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是——這是羅斯福、馬歇爾無論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卻是布熱津斯基在《大棋局》書中希望的結局——歐洲坐大，在大西洋東岸對美國形成新的更大的壓力，并迫使美國戰略收縮。歐洲曾于1990年10月15日為解體蘇聯立了“頭功”的戈爾巴喬夫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作為獎勵，美國國家憲法中心于2008年9月18日又向戈爾巴喬夫頒發“自由勛章”，而為戈氏掛獎章的人就是當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間踹倒蘇聯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布什對戈氏說：這是一個真正的榮譽。[106]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09年10月9日歐洲也向上任不久就致力于從伊拉克撤軍的奧巴馬頒發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獎項的深意在于感謝自老布什以來美國對歐洲收復東歐的“貢獻”，鼓勵美國再將中亞讓給歐洲。從這個角度看，這個獎項的真正得主應當是布什父子倆，因為是他倆幫著歐洲掃清了從東歐到中亞的前進障礙，歐洲授獎奧巴馬是希望他最終落實布什倆為歐洲復興曾做出的“杰出貢獻”。
成熟的政治家，比如俾斯麥、斯大林、毛澤東、羅斯福、馬歇爾、尼克松等與不成熟的政治家如赫魯曉夫、小布什等的關鍵區別就在于，前者既看到了天邊的彩虹，同時又知道那只是一道彩虹;后者不僅看到了彩虹而且還撒歡似地傾全國之力奔向彩虹，結果落了個飛蛾撲火的下場。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看到“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107]，這樣的“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辯證法也發生在美國時代。美國人本用于摧毀大英帝國的“民族自決權”理論，沒想到當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之后卻對準了美國人自己。英國退出世界舞臺后反倒卸了以往的包袱，隨即暗助中國、印度等國家與美國抗衡的立場，1946年丘吉爾一紙“鐵幕演說”又忽悠著美國于20世紀50年代奔向朝戰、60年代奔向越戰，最終大敗而歸。20世紀70年代經尼克松收縮戰線，美國元氣恢復，90年代蘇聯解體又讓美國有了余勇可賈，隨后又揮師中東和巴爾干打響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并于21世紀初重復勃列日涅夫兩翼出擊、中間突破的戰略。為打擊伊朗，美國于2001、2003年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結果又重蹈越戰覆轍，被迫撤軍。2008年美國國力大幅縮水，國運出現頹勢。正是美國這一次次在進軍印度洋的征途中的大抽大搐，才使半個世紀后的印度在沒有獲得“有聲有色”的發展的前提下，也沒有遭遇“銷聲匿跡”厄運。
Indian Oceanand the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
——the Critical Research of Mackinder’s “Central Region”
Theory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Mritime Power Theory
Zhang Wenmu
Abstract: Indian Ocean is a world-class maritime-fortress-dense area, and is also the thoroughfare of international bulk energy, mineral resources and food transportation. Thu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 also mean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main resources of the world, and getting control of the world's main resources means getting control of the world politics. Geopolitical temptation and resources temptation lead to that in modern history almost all major powers ha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dian Ocean, and battled for the control of the Indian Ocean .That resources politics and geopolitics combined in time and space, and the former is the main aspect of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odern geopolitical theory after the classical Mackinder geopolitical theory. In this new vision, Mackinder's" Central Region theory "was injected of resources politics content, while the mineral resource distribution zone and Mackinder 's "Central Region" happened to coincide. Thus, the Indian Ocean's crucial geopolitical importance has once again received attentions of major powers.
Key Words:Indian Ocean; Indian National Security; Resources Politics; Geopolitics
* 張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①] [印]賈瓦拉哈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齊文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6年版第727頁。
[②] 此指中國的八年抗戰，尼赫魯寫這些文字時是1944年，從1937年算起共七年。
[③] 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6頁。
[④] [蘇]列寧：《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載《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9頁。
[⑤]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頁。
[⑥]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常錚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頁。
[⑦] [德]黑格爾：《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頁。
[⑧] 指印巴分裂問題。
[⑨]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711-712頁。
[⑩] 出自[英]莎士比亞：《哈姆萊特》。
[11]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7頁。
[12] [唐]陳子昂：《登幽州臺歌》。
[13] 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Britain﹐1999，p.265
[14] 范曄《后漢書·黃瓊傳》：“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
[15]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11頁。
[16] 劉新華、秦儀：《中國的石油安全及其戰略選擇》，載《現代國際關系》，2002年第12期。
[17]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91-92頁。
[18]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頁。
[19] 司馬遷：《貨殖列傳》。
[20] “彼得一世遺囑”，轉引自李際均：《軍事戰略思維》，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頁。
[21] [法]拿破侖：《拿破侖文選•下卷》，陳太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76頁。
[22] [法]拿破侖：《拿破侖文選•下卷》，第175頁。
[23] [法]拿破侖：《拿破侖文選•下卷》，第22頁。
[24] [法]拿破侖：《拿破侖文選•下卷》，第39-41頁。
[25]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德隆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68頁。
[26]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68頁。
[27]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68頁。
[28]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69頁。
[29] [蘇]葉•維•塔爾列：《拿破侖傳》，任田升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382頁。
[30]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69頁。
[31] 關于這段歷史，可參閱“世界霸權與印度洋——關于大國世界地緣戰略的歷史分析”，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第104-126頁。
[32]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92-93頁。
[33] [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前言》，林爾蔚、陳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34] [英]哈·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第67-69頁。
[35] [美]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論》，蕭偉中、梅然譯，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頁。
[36] [美]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論》，第217-219頁。
[37] [美]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論》，第231頁。
[38] 程廣中著：《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頁。
[39]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8頁。
[40]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1頁。
[41] [印]潘尼迦著：《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1頁。
[42] [印]潘尼迦著：《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7-88頁。
[43] [印]潘尼迦著：《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9頁。
[44] [美] 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海權論》，第236頁。
[45]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3-84頁。
[46]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717頁。
[47]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9頁。
[48]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9頁。
[49]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402-403頁。
[50]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9-400頁。
[51]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400頁。
[52]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4頁。
[53]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5-396頁。
[54]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87-388頁。
[55]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89頁。
[56]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89-390頁。
[57]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0-391頁。
[58] [德]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頁。
[59] [德]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第73頁。
[60]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99頁。
[61]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99頁。
[62]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91頁。
[63]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390頁。
[64]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7頁。
[65]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57頁。
[66]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700頁。
[67]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707頁。
[68]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699頁。
[69] [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第700-701頁。
[70]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71]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
[72] 《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談記錄》(1943年11月28日)，載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7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頁。
[73] [英]哈·麥金德著：《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言》，第13頁。
[74]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11-12頁。
[75]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88-89頁。
[76][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28-29頁。
[77] [美]尼克松：《真正的戰爭》，第36-37頁。
[78] [美]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王觀聲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頁。
[79] [美]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第130頁。
[80] [美]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第131頁。
[81] [美]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第158頁。
[82] [印]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第81頁。
[83] [美]羅伯特•斯格爾思：《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薛國安、張金度譯，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頁。
[84] [美]羅伯特•斯格爾思：《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第36頁。
[85] [美]羅伯特•斯格爾思：《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第84頁。
[86] [美]羅伯特•斯格爾思：《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第83頁。
[87] [德]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第70頁。
[88] [德]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8頁。
[89] [美]羅伯特•斯格爾思：《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第2、4頁。
[90]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顧淑馨、林添貴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頁。
[91] [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92] [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第197頁。
[93] [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第198頁。
[94] 參閱《1950年10月15日威克島會議紀要》，載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500頁。
[95] [美]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第245-246頁。.
[96]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頁。.
[97] 《1950年10月15日威克島會議紀要》，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第488頁。
[98]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614頁。
[99] Water Lippman:The cold War，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70頁。
[100] Water Lippman:The cold War，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第70-71頁。
[101] Water Lippman:The cold War，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第72頁。
[102] “X先生”，即凱南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所用的筆名。
[103] Water Lippman:The cold War，轉引自《戰后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第78頁。
[104] 孔華潤：《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張靜爾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頁。
[105] [美]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第162-163頁。
[106] “美國送戈爾巴喬夫‘自由勛章’ 贊其‘結束冷戰’”，http://news.ifeng.com/photo/news/200809/0919_1397_793937.shtml。
[107] [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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