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提起這個話題，是因為央視名嘴水均益的一篇訪談“中國人不理解西方窮人是什么概念”。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去法國戛納采訪G20的時候，國內媒體當時都報道，歐洲不行了，要完蛋了，民不聊生了。什么呀，戛納海灘上，商店生意興隆，大街上車水馬龍，人家在享受藍天大海和紅酒。哪個國家哪個社會沒有窮人，什么叫一派蕭條，西方的窮人是什么概念?我們根本不理解。”
這使我想起當時我在報道戛納G20峰會時為《新民周刊》寫的一篇文章中的這一段：“……各國、特別是新興國家前來戛納參加峰會的記者們往往不理解法國的危機感。他們看到的是奢侈品商店里的熙熙攘攘，飯店里的人滿為患……但問題是，歐洲的‘蛋糕’(即經濟增長)已經做不起來了。不過歐洲人分蛋糕的水平很高，甚至把不屬于他們的蛋糕也分到了自己盤中，只是買單時才意識到自己囊中羞澀。外國記者們看到的只是盤中誘人的蛋糕，而不是壓在底下的賬單。”
確實，水均益說的沒錯：戛納極為奢華、繁榮，與危機確實沾不上邊。我們駐外記者在報道、評論2008年爆發、迄今為止尚未走出隧道盡頭的歐美金融危機時，如果給國內讀者留下的是1929年西方大蕭條的印象，那就是失職，就是偏差。
電影《百萬英鎊》里的“窮人”亞當撿起他人扔掉的半只蘋果放入嘴中大嚼的鏡頭，在今天西方發達國家是看不到的。因為從殖民擴張到工業革命，數百年的積累使西方社會今天已經極為富裕;而今天的全球化則進一步使世界財富主要流向西方。西方實在已經富得流油。
再加上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浪潮和左翼思想革命，也使西方社會形成一整套保護窮人的機制。在巴黎七區亞歷山大大橋附近有一個救濟站，每天傍晚都有義務人員向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們發放免費晚餐。這些晚餐都是來自于人們的慈善募捐。在西方生活過的人，都會遇到在超市門口有義務人員請購物者多購幾樣食品捐贈給窮人的慈善行動。盡管這種救濟餐與亞當撿蘋果吃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但卻維護了窮人的尊嚴。只是，窮人吃救濟餐的景象，在戛納這個法國最富裕的小城當然是很難看到的。
戛納是法國最富裕的小城，在那里能理解“西方窮人是什么概念”嗎?
因此，今天發達國家的窮人概念確實與過去不同。如果有人要去測試一下一個發達國家流浪漢每天攝入的熱量、再去與一個發展中國家中產階級相比較的話，就能夠更為確切地理解兩者之間的差距。
但這并不意味著危機就不存在。看到蛋糕，同時也應該看到蛋糕底下的賬單，特別是要理解為什么西方已經付不起這份賬單了，這才是我們完整、真實地認識西方的惟一方法。
從我近十多年來對法國社會的觀察來看，法國“蛋糕下的賬單”主要表現在三個領域：一是經濟增長乏力，“蛋糕”已做不大。今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不到0.1%。無論是出口、投資還是消費都令人失望。二是貧富分化嚴重，“蛋糕分配”出現問題，社會矛盾開始激化。法國社會財富總量在持續增長，但法國中產階級總體購買力卻在下降。三是債務重負已經使法國身陷泥潭而難以自拔。連做“蛋糕”的錢都是借來的，還不知如何歸還、何時歸還……
但到目前為止，這三大領域里出現的現象，盡管已經開始波及普通法國人的日常生活，但影響尚有限。這就是為什么走馬觀花式對西方社會的訪問，是無法看到危機的存在的。細心的觀察家可以發現，法國曾經“神圣不可干擾”的夏季度假，現在過半數法國人已經不再問津。過去任何藥物都可以報銷的美好日子，今天也已經開始變化，越來越多的藥從可報銷的單子上被劃去了。最為明顯的，當然就是日益增多的失業人口(法國已達10.9%、意大利超過12.7%、西班牙和希臘分別高達25.8%和27.8%……歐洲總失業人口達2620萬)、特別是年輕人就業市場的萎縮，使法國年輕一代對未來前景極為擔憂。這些，就是危機。
事實上法國諸多經濟學家們在他們所撰寫的書籍中對這場危機的產生原因、前景和后果都有精確的分析。如最近暢銷歐美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所著《21世紀資本論》，實際上就向我們描述和解釋了今天西方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拉大的現狀及原因。曾任密特朗、薩科齊等多位總統顧問的雅克·阿塔利所著《國家的破產》，為我們分析了西方發達國家正走向破產的原因與可能前景。左翼經濟學家羅歇—杰拉爾·斯瓦爾曾博格所著《1788年：論民主弊端》從政治機制上探討今天的法國為何走不出危機。而年輕的經濟與金融學者彼埃爾-伊夫·魯杰容出版的《對1973年1月3日法律的調查》則向我們深刻揭示了法國巨額債務的真正來源……
用29年大蕭條時期的窮人形象來套觀今天的西方社會危機，是荒謬的;但如果因此就否認歐美面臨嚴重的經濟、金融和社會危機，則無疑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還好，水均益指出了前者，似乎并未否認后者?Ainsi soit-il(就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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