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共（馬）在西孟加拉邦的興衰

　　紅色孟加拉邦的興衰

　　作者：克赫亞·巴格〔Kheya Bag〕

　　譯者：sovietlijie

　　由于已被廣泛地預料到，掌權34年的西孟加拉邦共產黨政府的下臺就不僅僅是一道分水嶺了。在超過一個世代的時間里，印共馬塑造了印度人口最多的邦之一(9100萬人)的文化、經濟和社會，并且在連續七屆邦議會選舉中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西孟加拉邦也為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大量印度議會(人民院)的代表;在1990年代中期，該邦首席部長喬蒂·巴蘇被認為可能成為一個中左翼聯合政府的總理。印共(馬)的下臺便因此表現了全印政治層面上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但是，這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向右轉。西孟加拉邦見證了反對印共(馬)過去十年里 北京式的征地活動的大規模群眾運動。盡管源于該邦極端保守的國大黨，但瑪瑪塔·班納吉所發起的運動卻根植于被印共(馬)極端危險的資本主義發展政策(尤其是黨在辛格烏爾〔singur〕和楠迪格拉姆〔Nandigram〕以臭名昭著的野蠻方式對待貧苦農民)所驅逐的人。此外，共產黨人還指責她對待毛主義者的態度是溫和的。

　　位于加爾各答的邦政府所在地作家大廈 的門衛的變更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疑問。首先，為什么是西孟加拉邦?也就是說，為什么印共(馬)能在這個人口稠密的東北邦中成功地建立如此廣泛、有效的統治，而同時它在印度其他地區(喀拉拉邦部分除外)卻未能做到這一點?其次，在1970和80年代，印共(馬)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首先奪取而后鞏固政權的?第 三，如何評價他們執政時所取得的成就?第四，如何解釋該黨對待作為自己天然基礎的被壓迫階層的不計后果的野蠻行徑?最后，是哪些因素瓦解了它長久以來經由選舉而對西孟加拉邦政府的控制?下面我將嘗試著為上述問題提供一些可能不成熟的答案。

　　孟加拉邦的特點

　　首先，是什么導致了印共(馬)能在西孟加拉邦上升到它在印度其他地區所未能達到的顯赫地位?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獨立后該邦國大黨的相對弱小，以及這里獨特的社會結構(尤其是在土地方面)。歷史上，印度共產黨產生于反殖民斗爭，盡管它從未獲得全國層面的普遍支持，但卻在印地語地帶(這里是國大黨的支持力量的中堅)之外的一些邦中(安德拉邦、孟加拉邦、喀拉拉邦、旁遮普省)有著穩固的基礎。其中，孟加拉邦最為重要。20世紀初印度的反英起義便誕生于此，它也是次大陸的重要產業中心，并為文化復興、民族覺醒、農民起義以及工人的戰斗性(而這些也是共產主義牢固的根基所在)提供了溫床。[1]共產黨人在該地區密布的革命團體的和活躍的地下組織中工作。擔任西孟加拉邦黨委書記將近半個世紀的普羅莫德·達斯古普塔〔Promode Dasgupta〕就成長于1920年代的自主文化聯盟(Anushilan Samiti)。比他稍微年輕的喬蒂·巴蘇和哈里·克里希納·科納爾〔Hare Krishna Konar〕則作為工會和農民組織家而活動，并常常遭受英國人監禁和毒打。

　　相較于當時印度的其他地方，這里的氛圍更為激進，就連國大黨也是如此。在鮑斯兄弟(沙拉特·鮑斯〔Sarat Bose〕與蘇巴斯·鮑斯〔Subhas Bose〕)的領導下，該邦國大黨試圖通過一個世俗、社會主義的綱領將分別占人口多數和少數的穆斯林和印地語社區聯合起來。資助甘地的馬爾瓦里商人們對此是深惡痛絕的。1937年，在百萬富翁甘· 達·比爾拉〔Ghanshyam Das Birla〕的要求下，當時以加爾各答為基地、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中央從甘地那兒得到指示，禁止該邦國大黨與親農民、占有政治優勢的穆斯林農民人民黨〔Muslim Krishak Praja Party〕在孟加拉邦立法院結成聯盟。這一預示著國大黨后來的印度教沙文主義的宗派主義決定，使國大黨在隨后十年靠邊站了，并迫使農民人民黨與孟加拉邦的地主組織穆斯林聯盟走到一起。由此，穆斯林聯盟獲得了更大的影響，而農民人民黨也從社會經濟問題轉向宗派問題。當甘地反動一場混亂以反對蘇巴斯·鮑斯 (他在1939年通過民主選舉而成為國大黨主席)并以最專斷的方式將他驅逐出黨時，孟加拉邦的國大黨便再無可能接近農民運動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政策所造成的饑荒在孟加拉邦導致了大概200萬人的死亡。戰后，當英國人發覺他們不得不撤離次大陸時，國大黨(印度教徒占97%的黨)在穆斯林占人口多數并掌管邦政府的孟加拉邦地位脆弱。隨著印巴分治，沙拉特·鮑斯和該邦穆斯林聯盟的領袖蘇拉瓦爾迪〔Suhrawardy〕為了一個獨立、統一的孟加拉國而聯合起來，反對怒氣沖沖的印 度大會黨(現今人民黨的前身)。國大黨全國領導層(尼赫魯尤甚)聯合印度大會黨(大會黨領導人因此在尼赫魯內閣中謀得一席)，阻止孟加拉獨立，并強行推動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罪惡地瓜分孟加拉邦，以確保印度教精英能夠至少控制孟加拉邦的西部大概三分之一的地區。不過，一當印度獨立，西孟加拉邦就在權力體系 中迅速邊緣化，在政治體制(它的重心落在印度北部的圣牛帶[2])中的作用也大大降低了。當地國大黨雖然緊隨中央，但在尼赫魯的統治架構中，也不過是個局外人。

　　社會狀況

　　分治重塑了孟加拉邦的經濟和社會，它災難性地切斷了西部工業區和東部農業區之間的聯系。1947 年之前，孟加拉邦是一個急速成長的國際黃麻產業中心，但現在，加爾各答周邊的工廠與東巴基斯坦的糧食供應之間的聯系被切斷了;西孟加拉邦的農田改種黃麻加劇了獨立后出現的嚴重的糧食短缺。最大的地產和最肥沃的土地劃歸東巴基斯坦，數百萬難民——首先和最首要的是前印度教鄉紳，他們由于分治而喪家落魄——涌 入西孟加拉邦，并在能定居的地方定居下來。那些想拿回財產的人被落魄的親戚所拖累(根據《利 亞格特-尼赫魯協定》，孟加拉邦難民有權要回自己的財產，因此沒有接受像旁遮普省那樣的邦政府的支援)。西孟加拉的種姓結構尤其富有地方色彩并且支離破碎，因此并不像圣牛帶那么突出，不過仍然影響到了階級結構;如果婆羅門并不是那么根深蒂固，那么受教育的種姓就比在其他地方占有更加主導的地位(尤其在政 治領域)，而農村資本家依賴馬爾瓦里人(據信是18世紀末拉賈斯坦商人種姓移民的后裔)的家族貿易和信貸網絡。無地和貧窮的通常是低種姓農民和穆斯林。西 孟加拉是印度賤民比例最高的邦之一，達到邦人口的23%，同時穆斯林占到了總人口的25%，并主要集中于沿1947年邊界的邦東南部。

　　直到土地所有問題得到關注，允許占有大片土地的柴明達爾制才在1947年后被尼赫魯政府在名義上廢除了，而印巴分治使得這一點在西孟加拉邦成為現實。盡管封建地主不再是一種勢力，但喬 特達爾(過去的工頭，占有中等面積的土地，是印度國大黨的基石)卻存留下來了。大部分家庭僅占有不過1英畝的土地，僅夠維生和再生產。土地所有制度便高度 分散了。在占西孟加拉邦很大一部分的稻產區，常見的是臨時性、季節性的雇傭方式(一年少則僅有三個月)。盡管也種植經濟作物(比如黃麻和高地的茶葉)，但稻米還是基本的糧食和主要的食物來源，除此之外還有豆類、油籽和蔬菜。有一般的田地是由分成佃農(或 稱巴加達爾)耕作的。這些人一般只擁有一小塊所有權無法得到充分保障的土地，還常常困于債務。土地不足導致了次級分封和復雜的雇傭模式：境況較好的人從窮人那里租來土地，而農民則能夠依季節或環境靠受雇勞動、家庭勞作或者工資勞動維生。獨立時，農業生產停滯了將近一個世紀，雖然這里是印度最肥沃的地區之 一。電氣化在城市之外無人知曉，道路也大部分沒有鋪砌。

　　獨立后，西孟加拉邦的共產黨人和其他激進分子一道為饑荒和援助難民而奔走呼號。在 1950年代，隨著圈占公地運動的勝利，加爾各答附近進行了一些土地的重新分配。在這之后，黨便開始壯大了。西孟加拉邦的工會入會率已經比印度其他地區高了，而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又翻了一番。失望的中產階級移民，住在加爾各答市郊，被迫進入勞力市場。工程、化工以及文職工作的熟練工人不得不面對高失業率：這一階層構成了印共的工會基礎。同時，印共的基本方面是選舉向的：在西孟加拉邦的選舉中，得票率從11%(28席)上升到1951年的25% (50席，全部席位的將近1/5)，到1962年則成為邦議會中國大黨的反對黨。

　　左邊的敵人

　　西孟加拉邦的絕大多數共產黨人，以及幾乎印共的所有的工會分子和基層激進分子，都站在黨內“左” 派一邊。當1964年印共分裂時，該派在其加爾各答代表大會上成立了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1962年的印中邊境戰爭加劇了對立：達斯古普塔、巴蘇和其他人反對尼赫魯的沙文主義并被監禁，而其他中央委員則支持國大黨的“衛國戰爭”。這些對立的立場，根本地涉及到黨針對國大黨的策略方向，要么屬于反對 “封建”印度統治階級的廣泛聯盟的策略(印共)，要么屬于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策略(印共馬)。[3]在 階級斗爭高漲、經濟危機加深的時期，兩大共產黨都不斷注重選戰。在1967年的西孟加拉邦議會選舉中，印共(馬)贏得了18%的選票，占有43席，并加入 了執政聯盟——由孟加拉國大黨(一個短命的、從國大黨中分裂出來的黨)領導的聯合陣線。印共(馬)的喬蒂·巴蘇成為西孟加拉邦的首席部長，而哈里·克里希納·科納爾則成為土地部長。

　　當年5月，大吉嶺地區的納薩爾巴里村爆發了一場由印共(馬)農民陣線領導的農民起義。科納爾試圖從中斡旋，讓農民放下武器，但未果。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派安全部隊去鎮壓起義，這在隨后幾個月里導致了極端殘酷的沖突。聯合陣線政府對印共(馬) 的一部分基層組織實施了報復行動，而黨的領導層卻繼續參與該政府。這便使黨又一次分裂了，建立起遵循毛主義路線、訴諸農村游擊戰策略的印度共產黨(馬列主義)。納薩爾巴里成為印共(馬)的分水嶺：在普羅莫德的領導下，進行了一場惡毒的、反對“左傾冒險主義”的運動(這一運動還時常退化為武裝沖突)。與此同 時，由于盧比貶值而惡化的食品危機和經濟衰退在城市中引發了騷亂和群眾抗議。在加爾各答北部，人們搶劫米店，并將里面的東西瓜分一空——這便是廣為人知的開達姆達姆藥[4]。左翼激進分子領導了總罷工，幫助推廣了非常有效的圍困策略〔gherao〕。聯合陣線聯盟瓦解了，中央政府命令邦長借機實行總統管制〔President’s Rule〕。

　　1969—1971年間，前后兩次的邦議會選舉——時不時受到總統管制的打擊——見證了印共(馬)在巴 爾達曼(西孟加拉邦的煤鋼產業帶和最大的稻米生產區)的農村和城市擴大自己根基：沿達莫德爾河、散布于阿散索爾、杜爾加布爾和巴爾達曼城之間的礦業-制造 業帶，使這里成為恒河三角洲之外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之一。1969年，印共(馬)贏得了20%的選票，拿到了80個邦議會席位;1971年則是33%的得票 率和113席。再次加入聯合陣線聯盟(由孟加拉國大黨領導)的印共(馬)決心不再重蹈納薩爾巴里的覆轍，推行切實的土地改革。隨著人口增長，西孟加拉邦的人均土地占有率變得非常低：人均占有土地少于1/3英畝?？萍{爾的策略是將群眾運動和邦法律批準的土地再分配手段結合起來。[5]農 業工人、分成佃農和小農被號召起來，認領無主土地和非法占據的超額土地〔benami holdings〕，并樂于成為見證人。這次腳踏實地的努力使得印共(馬)的干部能在農村站穩腳跟，并趕走了支持國大黨的統治精英。貧農和無地農民被發動起來奪取土地，他們還帶著竹竿、斧頭和長矛進行武裝游行。[6]

　　與此同時，鄉間爆發了毛主義的印共(馬列)所領導的農民起義。而東巴基斯坦省實行的戒嚴 以及隨后的孟加拉獨立斗爭，使得東西孟加拉的統一(以及赤化?)成為可能。為防止上述可能成為現實，并鎮壓1947年邊界線兩端的起義軍，新德里的國大黨政府調派印軍。雖然此間對自己的兄弟納薩爾派進行攻擊，但印共(馬)還是又一次陷入了中央政府的鎮壓?？偨y管制的另一后果是1972年國大黨重新掌權， 而科納爾的土地改革也迅速遭遇復辟。首席部長悉達多·山卡爾·拉伊〔Siddhartha Shankar Ray〕實行恐怖統治，對印共(馬)和印共(馬列)的激進分子一視同仁、加以鎮壓。除此之外，工會分子、農民組織家以及激進學生也在被鎮壓之列。1973 年，在西孟加拉邦的監獄里，有18000名政治犯。鎮壓是如此嚴厲，以至緊急狀態(由英迪拉·甘地在1975-77年實行)的子彈和警棍仿佛不過是國大黨 正在領導的鎮壓運動的繼續。[7]

　　執政

　　當拖延已久的人民院選舉終于在1977年舉行時，國大黨遭遇了獨立后的第一次失敗，將權力移交給人民黨(一個由社會主義者、大資本家以及印度教極右翼組成的松散聯盟)。同年夏舉行的邦議會選舉中，英迪拉的黨在全印各地遭遇失利：在北方邦、哈里亞納 邦、奧利薩邦、拉賈斯坦邦、中央邦和喜馬偕爾邦，人民黨的得票率都超過了46%。在西孟加拉邦，全國反英迪拉浪潮的受益者是印共(馬)，它的干部在擔任領 導職務時表現出了極大的勇氣。印共(馬)致力于實現自己的最低綱領：釋放所有政治犯，為窮人提供基本的救濟。由于在邦東部的豪拉和胡格利，以及邦西部的比爾布姆、班庫拉、普魯利亞和米德納普爾所獲得的支持，印共(馬)的得票率達到了35%，贏得了西孟加拉邦議會294個議席中的大多數——178席。人民黨 在西孟加拉邦的得票率僅有20%，所獲得的議席則是29席。國大黨的得票率降至23%，席位減至20席。

　　通過在一系列選戰協議(也就是后來為人所知的、以印共[馬]西孟加拉邦老書記命名的“普 羅莫德方案”)的基礎上建立起左翼陣線，印共(馬)在1977年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根據該陣線的宣言，各選區中的左翼陣線各黨不再相互攻擊。除此之外，無論左翼陣線中是哪個黨在選舉中得票率最高，它的地位在以后的選舉中都將不受其他黨的挑戰。印共(馬)在左翼陣線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全印進步聯盟〔All India Forward Bloc〕和革命社會主義黨〔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這兩個黨都在西里古里走廊和部落密布、相對落后的邦北部得到了巨大的支持。[8]1977年的邦議會選舉中，進步聯盟贏得了5%的選票、25個議席，革社黨則獲得4%的選票、20個議席。印共(馬)的盟友們被邀請加入左翼陣線政府(巴蘇任首席部長)。左翼陣線總共控制了230個議席，是邦議會全部議席的將近五分之四，得票率則為45%。

　　雖然有著1960和1970年代的經驗，但由于執掌中央政府的國大黨不斷施行總統管制，以及對印共(馬)干部的監禁、毆打，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無論受到多么廣泛的支持，印共(馬)領導的西孟加拉邦政府總會是短命的。達斯古普塔、巴蘇和其 他人決心不再重蹈聯合陣線的覆轍：國大黨對土地重新分配的反動使得農村地區的成就喪失殆盡。鎮壓之下，印共(馬)的黨員數在1977年選戰時只有4萬。面 對迫在眉睫的風暴，黨的領導層決定進行一次大變革，以在政治上和選舉中鞏固黨在農民中的地位。[9]左翼陣線政府迅速實現了自己土地綱領的三大支柱：登記分成佃農權利的佃農行動〔Operation Barga〕;土地再分配綱領;激活潘查雅特(鄉村評議會)民主制度。這在策略上是要通過運用已經頒布的進步(當然，還沒實行的)法律來避免中央政府的拖延和阻礙，因為邦一級法律必須經由總統批準才能通過。

　　鄉野的鞏固

　　佃農行動又一次通過動員群眾來使法典中的法律條文得以落實。依照法律，分成佃農擁有了永久的、可繼承的耕種權，以及75%的收成(如果地主提供了種子之類的東西的話，則是50%)。事實上，由于大部分契約都是口頭的，因此面對地主的驅逐和剝削，巴加達爾[10]并 不能從法律上得到多少幫助;而對自己所收獲的糧食，他們所能分得的份額也很少能超過半數，少的只能達到四分之一。甚至在英國統治時期，就存在要求登記分成佃農的運動。而對左翼陣線所領導的這場運動，群眾帶著由衷的喜悅參加進來。1978—1982年間，印共(馬)及其盟友在各地鄉村設立了8000多個革新 營〔reorientation camp〕。在革新營舉行的公共集會讓人們表達不滿，并向租種土地的農民進行權利教育。村民們被登記在案，明確了自己的所有權。盡管佃農行動更多的只是登記造冊而非強制行動，但邦政府現在讓地主買單，以表明他們無權侵犯佃農的權利。在這場運動的頭三年，有約120萬分成佃農進行了登記，占分成佃農總數的約 2/3和耕地農民總數的30%。他們登記了110萬英畝土地的租種權。

　　在左翼陣線的土地再分配方案中，對于超過法律限額的土地，會經過漫長的贖買程序，轉歸邦 政府所有。按照法律，被占用的土地會做上標記，分給或者無地或者少地(所擁有土地不超過1英畝)的農民。印共(馬)首要的是鞏固人們(首先是少地農民和小 農)對自己的支持。個人必須向自己所在的潘查雅特提出申請，通過后者的資格審查，才能被頒給帕塔(patta，土地權屬證書)或訂立契約。到1982年佃 農行動的第一階段結束時，左翼陣線已將80萬英畝的土地分給了1572531名戶主。而每戶分得的那一小塊土地，雖然其收成并不能富余到進行市場買賣，但維持一家生計還是足夠的。[11]

　　不過，正是潘查雅特改革導致了西孟加拉邦農村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變化。鄉村自治是甘地的 想法，并在獨立后得以正式確立，但真正落實的卻寥寥無幾：在西孟加拉邦的許多地方，已經有近二十年沒有進行潘查雅特選舉了;裁決村內糾紛的評議會一如既往地操控于當地豪強世家之手。左翼陣線的改革為潘查雅特建立了任何政黨都能參與的普遍、比例代表制的直接選舉制度。所有會議均向公眾開放的潘查雅特負責制定 發展計劃、分配邦和國家基金。它們由三級組織構成：村潘查雅特，由從大概10個村、12000人中選舉的代表組成;潘查雅特委員會，代表了10倍于村潘查 雅特的人口;區潘查雅特，所代表的人口還要多20倍。在1978年的潘查雅特選舉中，左翼陣線在三級組織中分別獲得了69%、76%和92%的席位，打破 了——或者至少限制了——富農、磨坊主和放債人對潘查雅特的控制。

　　佃農行動成效幾何，是頗具爭議的。一俟引進，現金地租便替代了分成佃農制——地主不需要 投入任何東西，便能獲得一筆穩固的收入，或者也可以通過季節性地變更租戶而提高租金。登記本身并不能使佃農免于驅逐或對收成的低份額占有;受影響的土地面積太小，以致無法對整個生產力產生任何巨大的影響。盡管占全印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的20%，但左翼陣線的土地分配計劃還是小規模的。但是，將潘查雅特制度和土地再分配結合起來，從而動搖了地主在收獲時節震動鄉村生活的爭斗中曾具有的無可置疑的支配地位，佃農行動便促進了鄉村社會關系的變革。盡管這些改革是溫 和的，但是分權管理和社會經濟穩定性的增強促進了投資(對如此碎片化的土地租讓制度進行投資，曾經是不賺錢的)，為農業工人創造了更多的工作，并且減少了農村債務。

　　在執政的第一個十年里，由于左翼陣線的改革，在西孟加拉邦進行的綠色革命比起大部分印度 其他各邦更具平等主義色彩。對于生長期更短的稻種(這樣就能使糧食一年幾熟，并延長收獲季)，雨水并不能滿足需求，還需要灌溉系統。中央政府為道路、管井灌溉之類的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便在農業生產的淡季為人們提供了工作)撥出了資金，而潘查雅特在這些資金的分配方面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后來，西孟加拉邦農 業勞工的總工作日躍居全印之首。在最初兩屆印共(馬)政府的任期內，不斷擴大的生產力和全年就業使得實際工資出現增長。曾在該邦盛行的債務束縛切實減少。歷史上曾飽受饑荒之苦的西孟加拉邦變身為印度的糧倉。在這十年里，人均消費翻番，農村貧困率從近60%下降到80年代末的35%。黨的干部參與平息工資爭 議，而后者是地方斗爭的關鍵所在。例如，工資談判之前會進行短暫的儀式性罷工：地主同意印共(馬)所設定的稍微低于官方最低標準的工資所占比;至少能夠支付基本工資的中農便不會輸給更有錢的地主。印共(馬)因此就能夠通過調和不同階層的利益來鞏固自己的選票基礎。它的農民陣線(全印農民聯盟)的成員由1978年的120萬增長到1987年的700萬。

　　印共(馬)所獲得的政治回報則是高效的農村機構，一架或許在世界其他地方無可匹敵的選舉 機器。在間隔幾年的三級選舉——地方選舉、邦選舉以及全國選舉——的選戰中，全天候的印共(馬)黨員定期用自己選舉基礎的需求來交換選票。傳統的宗派主義和庇護主義在潘查雅特(作為西孟加拉邦選票銀行的分支)中仍然活躍。就像在印度其他地方一樣，地方領導人在自己的圈子(親戚、種姓和經濟關系戶)里分配土 地和政府援助。另一方面，潘查雅特制度使得地方的勢力掮客參與其中：要從之前被排除于決策之外的人那里獲得支持，而黨員身份成了給窮人中分發物品工作中論功行賞的工具。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潘查雅特成為了金字塔式的庇護制度的中堅，而阿里姆丁大街上的印共(馬)總部則踞于塔尖。[12]

　　城市中的影響

　　在城市中，左翼陣線的出現結束了悉達多·山卡爾·拉伊〔Siddhartha Shankar Ray〕統治時期的混亂與近乎城市戰爭的暴力沖突。盡管加爾各答交通依然擁堵，電力依舊短缺，但在印共(馬)的協調下，公共管理總歸得以重建。在此期間，印共(馬)也擴大了自己的領導權。到80年代中期，學校教師的工資幾乎翻了兩番，可與中央政府的雇員相媲美。警察的工資也上漲了，并且很大一部分普通警察被組織進了工會;整個警方成了支持印共(馬)的堡壘。印共(馬)下屬的工會對公共部門工人、銀行雇員以及機場工作人員照顧良多。黨的知識分子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思重塑和管理大學以及文化機構;在一片歡歌中，新任公共事務部長賈汀·查克拉波爾蒂將烈士紀念碑〔Shaheed Minar〕的頂部染成了紅色。公務員的工資占據了邦預算的80%;公共部門雇員開始成為城市中支持左翼陣線的選票支柱，與左翼陣線在潘查雅特的堡壘遙相呼應。但不同于后者的便宜，公務員的工資耗資不菲。這樣一來，就只剩下很少一部分資金能夠用來改善其他群體的社會服務。

　　在西孟加拉邦的產業中心，印共(馬)面臨著為國大黨時代補漏的艱巨任務。在分治前，統一的孟加拉邦占據了印度制造業產量的30%。1947年后，西孟加拉邦根本無法為自己的競爭優勢獲取原材料、工廠和港口：通過限制執照審批和投資、實行“運費均等”的關稅制度(以提高向內陸地區運輸的費用)，尼赫魯政府系統地打壓了西孟加拉邦。1960年代以來，長期的電力短缺使得投資乏力、利潤降低。雖然勞工的戰斗性——孟加拉邦是班德(bandh，一種持續數天的總罷工)的故鄉——無疑加速了資本外逃(就像慣常據說的那樣)，但到70年代末，它變成主要是防御性的了。不過，印共(馬)的選票在這里卻是很有保障的。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改善;組織良好的農村票倉和城市公共部門的支持的鞏固;與左翼陣線內部小黨結成的幫扶聯盟;群眾對國大黨專制主義的記憶——這些顯然是因反對緊急狀態的選票而導致的印共(馬)1977年在西孟加拉邦的勝利能在接下去的選舉中得以延續的重要因素(雖然這在其他邦也發生過，但是卻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盡管1980年代，光是這些因素并不足以保證印共(馬)在國大黨的選票回復后繼續保持優勢。外國人常以為，左翼陣線在1980、90年代和2000年代初的西孟加拉邦贏得了超過三分之二的選票，并且一如既往地贏得了那么多(或者更多)的邦議會的比例和議席。事實上，從1982年以來，國大黨以及后來的草根國大黨的得票率就基本上與印共(馬)持平，有時甚至高于它(見表 1)。但是，由于英國人在印度建立的奇特的贏者通吃的選舉體制，國大黨的選票所換得的席位卻只有印共(馬)席位的一半以及四分之一(有時甚至更少)。

　　換句話說，國大黨在西孟加拉邦有著穩固的選票支持(考慮到它那糟糕的記錄，這一點就有些令人驚訝了)。但是，它那比印共(馬)支持者略少的選民一般要么是高度集中于一小部分選區(主要在加爾各答市內或邦北部)，要么分散于許多選區之中，但在印度“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中，這些算不了數。在更具代表性的制度中(比如在喀拉拉邦)，印共(馬)受到嚴竣的政治競爭、甚至下臺的可能性的刺激;而在西孟加拉邦，反對派的缺場腐蝕了邦中央行政大樓作家大廈的文化。雖然印共(馬)保持了自己在1977年贏得的35%的得票率，但在接下去幾十年執政期間所實行的改革，并沒有把它的得票率提高多少百分點。

　　限制與停頓

　　應該怎么評價左翼陣線執政的第一個二十年呢?印共(馬)正確地指出，黨在西孟加拉邦的改革努力面臨著嚴重的結構性限制——首要的是中央政府的敵視。作為國大黨的對手，印共(馬)與聯邦歧視的斗爭日甚一日，并且得不到其他由國大黨統治的邦所享有的援助。英迪拉·甘地政府以“安全”為由，駁回了一項在加爾各答的衛星城建設電力聯合企業的申請。巴克利什瓦爾火電站項目〔Bakreshwar Thermal Power〕和哈爾迪亞石化〔Haldia petrochemicals〕的發展便被遷延十年之久。隨著拉吉夫·甘地政府于80年代末著手結束印度的發展主義模式，中央政府采取了懲罰性的緊縮政策，并在隨后對借貸進行了嚴厲限制。此外，西孟加拉邦經歷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并由此成為聯邦中人口密度最大的邦。資本外逃是關乎生死的問題。但是，就像前所述及，勞工的戰斗性很大程度上已經是防御性的了：從80年代中期開始，制造業的實際工資就在下降，該部門在邦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滑，現在則低于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古吉拉特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在左翼陣線的統治下，由老板為抵制罷工、挫敗工人而采取關廠措施所導致的工作日的喪失甚于罷工。

　　需要注意的是，印共(馬)自身的內部文化也是使得這一發展受限的原因之一。本地的個人崇拜和家長制的習俗進一步鞏固了印共(馬)那僵化的斯大林主義;對僵硬的黨的紀律的服從有力地抹殺了一切內部爭論。在公共部門、大學、公立醫院以及其他等等機構，黨內人士能夠優先得到升職。當然，這種對朋黨的偏愛在國大黨治下也是存在的;但一個左翼政黨應該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左翼陣線領導層內的這種風氣最終敗壞了道德、瓦解了紀律。對于非黨知識分子的宗派主義態度是這種“政治化”或曰派別主義的一部分：你要么支持、要么反對印共(馬)(在非政府部門以及街頭收保護費時也是如此)。雖然在其同情者中包括一些印度最明智的思想家和藝術家，但是印共(馬)卻未能繼承印共豐富的思想遺產。加爾各答不再是文化中心;政治的僵化以及獲得更好資助的誘惑，慢慢地使孟加拉邦的學者和出版商流失德里。[13]西孟加拉邦黨的主要宣傳形式是它的孟加拉語日報《人民力量報》〔Ganashakti〕，這份報紙每個工作日發行23萬份，并且能在遍布加爾各答的布告板上讀到。在反智主義和日益嚴重的狹隘的地方眼光的束縛下，孟加拉邦的印共(馬)一方面對左翼陣線盟友所持的不同理念抱持著剪除異己的態度;另一方面，又以冷漠的沉默對待黨外對自己發展政策的批評。對納薩爾主義欲置之死地的敵視也深深地腐蝕了印共(馬)。

　　由于黨的士紳[14]領導層充斥著社會保守主義和家長做派，印共(馬)對于給普通百姓提供教育和社會服務，既缺乏政治意愿又沒有計劃藍圖。它并不像拉美左翼那樣，對群眾識字運動充滿熱忱。從90年代起，西孟加拉邦的初等教育出現退步，入學率是全印倒數;而二十年前，它還是全印的佼佼者。女童的小學入學率從1986年的43%下降到十年后的40.5%?；鹕蠞灿偷氖牵笠黻嚲€以鼓勵孟加拉語基礎教育的名義，從邦課程中去掉了英語，這就在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制造出了不可逾越的鴻溝。一代人缺乏科技修養，而席卷班加羅爾和海德拉巴的信息產業也避開了加爾各答。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喀拉拉邦的印共(馬)則在同一時期動員志愿者開展了一場非常成功的群眾識字運動;較高婦女識字率降低了嬰兒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西孟加拉邦的醫療預算在政府總支出中所占比率也低于印度的平均水平，在最大的十個邦中墊底。[15]

　　由于大量邦預算用來支付警方和公務員工資，剩下用來改善公共服務的資金就少之又少了。道路的建設、水的供應、社會住房以及電氣化沒能趕上不斷增長的人口的需求。去工業化和人口遷移降低了生活水平——過渡擁擠、糟糕的公共衛生，這使得左翼陣線在加爾各答所獲得的支持日益減少，不滿的資產階級將選票投給國大黨。小額勒索——“為黨籌款”——成為尋常事;印共(馬)雇人經營的大型流氓團伙由于和警察相勾結，便肯定會免于制裁。無論是在國大黨得票一般都超過印共(馬)的城市，還是富農堅定地支持國大黨的鄉村，印共(馬)將非黨人士排除于公共部門、晉升、社會服務等等之外的政策都使得民憤劇增。[16]

　　農村的成果也陷于停頓——綠色革命和土地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消耗殆盡。自1990年代起，無地農民的數量開始增加，而貧困率也不再降低(盡管28%的農村貧困率相較于1992年全印的43%是個大進步)。隨著人口的增長，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積變得更小，但也更平均(不過這主要是由市場銷售或分家，而不是由規模相對更小的土地再分配造成的)。[17]隨著越來越多農產品的商品化，耕種者從依靠磨坊的商業精英那里得不到多少保護，而這些精英則靠著稻谷和稻米之間的巨大差價過活。隨著肥料、殺蟲劑和借貸成本的增長(因此回報減少了)，邊緣農民和小農背負債務并失去土地。大磨坊主和商人由于在地主制中沒有特殊的利益，所以也就不會妨礙土地的再分配。事實上，在印共(馬)治下，他們的力量變強了：70年代，電力磨開始取代傳統的木制脫粒機和數百萬為其工作的婦女。由于90年代初監管的撤銷，稻米磨坊不僅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穩固，還能擠掉小型中間人;這就使政府能夠為印度拜占庭式的公共分配制度節省收獲稻米的成本。[18]

　　從標志性的政府職務配額來看，左翼陣線并沒有對于種姓、宗教和種族的社會歧視;土地改革的受益人是所謂的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穆斯林，這樣他們在這里就比在印度其他地方獲得了更多的保障。盡管他們的地位仍然是不穩。[19]在孟加拉邦社會幾乎沒有上升空間的極端邊緣的群體中，原住民〔adivasis〕狀況最糟糕。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年齡都低于15歲，并長期遭受著營養不良的折磨。該邦部落人口主要集中于西米德納布爾(與奧利薩邦和賈坎德邦接壤);其中桑達爾人〔Santhals〕最多。糟糕的醫療和教育對少數族裔(他們加在一起構成了西孟加拉邦人口的多數)危害巨大。幾乎三分之二的穆斯林是文盲;在表列部落中，幾乎為零的婦女識字率嚴重影響著兒童的身心健康。左翼陣線每年都在加爾各答的馬坦廣場組織紀念阿約提亞沖突受害者的活動，但是這從未發展為在西孟加拉邦廢除種族歧視的運動(西孟加拉邦的穆斯林在文化和市鎮生活方面幾乎沒有自己的代表)。西孟加拉邦所謂的表列與退步族群并不用對付印度其他地方有的大屠殺，但是左翼陣線對消除不平等的懶惰和公共服務的缺乏使這些人非常容易接受毛主義或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召喚。結果，西孟加拉邦開始通過例行的警察襲擾來提升自己的暴力水平，而在社會公益方面則更進一步退步了。

　　一種后共產主義模式？

　　在1991年連續第四次選戰勝利后的僵局中，垂垂老矣的印共(馬)領導層不得不面對兩個創口：蘇聯共產主義的終結和(隨著曼莫漢·辛格的財政部長在全國實行經濟自由化)印度的發展主義模式的終結。印共(馬)在人民院對辛格的政策給予了口頭批評;但是在隨后三年里，它在西孟加拉邦的領袖們卻很好地遵循著這一路線。巴蘇在1994年宣布了第一次公私合作。印共(馬)轉而效法中央政府，將西孟加拉邦重新打造為投資友好型的東南亞門戶，并吹噓本邦無組織的產業部門在印度規模最大(也是最便宜的之一)。[20]新聞標題中的數字是驚人的：1996到2003年間，西孟加拉邦吸引了超過13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其國內投資在邦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僅次于古吉拉特邦。邦內生產總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在邦內生產總值中，出口所占比例超過了1/10，與中國和東亞四小虎相比毫不遜色：2001年達到280億美元。

　　不過，制造業的騰飛并沒有使得西孟加拉邦重新成為產業中心，增加的只有裁員和緊縮。左翼陣線所追求的是“飛地經濟”：一種規模小、效率高，并且能夠穩定地獲得資本、交通、電力和水的經濟部分，一成不變的農業勞動力群體和傳統經濟則圍繞其左右。[21]印共(馬)領導層與其說是想恢復工業(以及工人的戰斗性)，還不如說是要在一片處女地上建立經濟特區。在美國顧問的建議下，印共(馬)按照世貿協定重新調整了農業的結構，并建立起加工水果和番茄農業出口區(大磨坊和承包商則準備為之服務)。著名的投資商里面包括了小吃制造商菲多利。不僅工會權利可以忽略不計，涉農企業還在銷售農業投入品方面享有壟斷地位;合同允許他們預先確定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并且迫使農民改種經濟作物。農業出口區被歸為工業區，因此不受制于常規的土地限額。物價上漲使得印共(馬)長期以來的天然支持者(小農和產業工人)的生活日益艱辛。

　　在轉向北京模式的市場改革的同時，印共(馬)領導層實現了世代交替。2000年，86歲的喬蒂·巴蘇從首席部長的職位上退了下來，將它交給了自己的門徒巴德哈德卜·巴塔恰吉〔Buddhadeb Bhattacharjee〕，以為下一年的邦大選做準備。權力交接醞釀了十年。長期以來就有謠言稱，生活殷實的商人詹丹〔Chandan〕，作為巴蘇的兒子，從自己的家族關系和偷稅中大獲其益。1993年，巴塔恰吉向邦內閣請辭，以抗議行政部門和黨的腐敗，卻沒有招致任何責難;后來，由于他的清廉的公眾形象，領導層便將巴塔恰吉視作衛道士。印共(馬)上一代領導人——巴蘇、達斯古普塔、科納爾——曾是勞工組織家、地下工作者，常常受難入獄。而巴塔恰吉和比曼·波瑟〔Biman Bose〕(新一任西孟加拉邦黨委書記和左翼陣線主席)，都生于1940年代初的加爾各答，成年后大部分時間都在作家大廈的走廊里度過。巴塔恰吉代表著印共(馬)“溫和”、“現代化”的一面：世界主義、第三條道路。他最初作為文化部長進入邦內閣——他曾經還是劇作家和翻譯家，但后來又掌管警察事務。人們希望他會使黨煥然一新，以擊敗一位危險的新對手。

　　復仇女神

　　當左翼陣線在仿佛不可動搖的選票支持下，開始加速自己的新事業時，化身為惡毒的國大黨政客瑪瑪塔·班納吉的復仇女神出現了。瑪瑪塔1955年生于加爾各答一個溫和的中產階級婆羅門家族，孩提時代就跟著父親參加了國大黨的集會。緊急狀態時期，她由于在加爾各答包圍迦亞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的汽車，并在引擎蓋上跳舞而臭名昭著。在此之后，她便從國大黨的學生(糾察)組織學生大會〔Chhatra Parishad〕中脫穎而出。1984年，她拿下了印共(馬)加爾各答賈達沃普爾選區的人民院議席——這是印共(馬)最穩固的議席之一。1991年，她加入納拉辛哈·拉奧的內閣。在人格方面，她既可以是知心大姐，又能成為煽動家。盡管過著斯巴達式的生活，但瑪瑪塔在政治舞臺上的表現則飽受爭議——她的那些表演就包括在人民院當場掐住另一位議員的脖子，和在一場集會上威脅用自己的圍巾上吊自盡。

　　由于多變的性情，瑪瑪塔·班納吉成了近些年來國大黨政客中不同尋常的人物。她在90年代中期和國大黨分道揚鑣，這主要是因為從拉吉夫·甘地和桑賈伊·甘地時代開始，她就將頑固的反共立場貫徹于自己的事業。1990年，印共(馬)干部把她狠狠地揍了一頓，使她由于顱骨骨折而住院三個月，這就使反對印共(馬)的戰斗成了她的個人事務。1993年，她在作家大廈前組織了一次示威活動，警察開槍打死了13人，這就進一步地刺激她對抗左翼陣線。1996 年，陷入腐敗丑聞的國大黨開始與印共(馬)進行磋商，以期組成一個由小黨組成的、將人民黨排除在外的聯合政府。如果聯合政府成立，國大黨將作為在野黨加以支持，而喬蒂·巴蘇則可能出任聯合陣線政府總理?，敩斔磁蚜耍ち遗険暨@種全國聯盟的政治權術，這會嚴重削弱西孟加拉邦國大黨旨在將印共(馬)趕下臺的斗爭。她抨擊孟加拉邦的國大黨政客由于全國性的野心，而拋棄了草根階層的利益。這樣一來，便導致了最后的分道揚鑣。

　　1997年末，瑪瑪塔領導那些心懷不滿的孟加拉邦國大黨活動分子反叛出來，組建了受她掌控的草根國大黨。90年代中期，她開始接觸國大黨的傳統支持者之外的群體，例如印共(馬)以復興城市的名義而趕走的加爾各答街頭小販。同時，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失業率不斷攀升，血汗工廠數量激增，但印共(馬)下屬的全印工會中心卻由于“保護產業”而無法獨立活動。1998年西孟加拉邦的人民院選舉中，瑪瑪塔和最有可能給她的競選活動提供啟動資金的人民黨就席位分成達成了協議。這是一個妥協的聯盟：為了維持受壓迫者斗士的表象，她不得不向人民黨表示自己不會容忍地方自治主義。1998年的選戰對印共(馬)來講是一次警示，它表明不穩定的城市各部門中不斷滋長的犬儒主義和變革情緒。盡管印共(馬)的得票率并未滑落至34%之下，但在加爾各答市郊的工業區，草根國大黨和人民黨卻獲得了巨大的支持。在印共(馬)自1952年以來只落敗過一次的達姆達姆，黨吞下了苦藥：得票率低于10%，席位則被人民黨奪去了。次年，草根國大黨加入人民黨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瑪瑪塔登上了全國政治舞臺。

　　在西孟加拉邦2001年的邦議會選舉中，草根國大黨拿到了31%的選票和60個席位，幾乎將正牌國大黨(得票率降至8%，雖然由于贏者通吃的制度還能弄到26個議席)掃除盡凈了。巴塔恰吉成為新任首席部長的印共(馬)拿到了37%的選票和 143個議席。巴蘇和達斯古普塔建立的選舉大廈——農村的潘查雅特的支持，城市的官僚俸祿和工會賂金，左翼陣線內低級盟友的山區票倉——顯得巋然不動。 2006年的邦議會選舉使和國大黨聯盟的草根國大黨的得票率降至27%、議席減半至30席，這就令阿里姆丁大街對自身的生存能力大為滿意。由于和人民黨共事，瑪瑪塔的形象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反穆斯林騷亂后受到了損害。因為她曾退出人民黨內閣，而后和國大黨聯盟，但后來又和國大黨鬧翻了，人們便攻擊她在政治上朝秦暮楚。

　　滿意與危機

　　仿佛無敵的巴塔恰吉和他的工業部長尼拉帕姆·森〔Nirupam Sen〕縱容印共(馬)手下的流氓分子強拆貧民窟、征購土地，盡其所能地推進他們事業的發展計劃。加爾各答市郊小農賤賣的土地被用來建設停車場、購物中心和房地產。由于缺乏一個有力的政府反對派，人們的怨聲載道并不管用。長期以來，印度的政黨不僅有自己下屬的工會和社會團體，而且還有自己的武裝分子。西孟加拉邦政治文化中的暴力和腐敗并不比印度其他地方更猖獗，但卻有一些獨特的表征。在印共(馬)高層，當選的政客很少收黑錢：首席部長租住在公家的房子里，比較低調失意的黨的領導人則居于愜意的鄉間別墅。地頭蛇〔Local fiefdom〕越來越成為火藥桶，這是一個靠政治關系來撈取商業利益的階層。對于任何擋在自己新生財之道上的人，他們會除之而后快。

　　汽車巨頭塔塔汽車用2億美元的甜頭誘使西孟加拉邦為它新的“大眾汽車”提供一間工廠。 2006年，由于事先沒有和將要搬遷的2萬人協商，在胡格利區的辛谷爾鎮，人們在預定作為廠房的997英畝基本農業用地周圍壘起了障礙物。草根國大黨將自己選區中的不滿轉化為全邦范圍的抗議活動。12月，在媒體的保衛下，瑪瑪塔開始在加爾各答絕食。當積極而年輕的抗議者塔帕西·瑪麗克〔Tapasi Malick〕被印共(馬)黨工和印共(馬)當地黨委頭子(他們和建廠項目的施工活動有利益瓜葛)殺害，而后被燒焦的尸體在封鎖區內被發現時，矛盾加劇了。

　　緊隨2006年12月辛谷爾的抗議活動之后，印共(馬)的羅什曼那·悉特〔Lakshman Seth〕[22]公布了一項計劃：邦政府和一家印尼集團將聯合開發霍爾迪亞港(新的化工和石化產業中心)附近楠迪格拉姆的14500英畝土地。由于擔心自己的安置問題，村民攻擊了當地的潘查雅特辦公室，并和警察發生沖突，隨后封鎖了道路。計劃中的土地大約有65000人居住，其中主要是穆斯林以及低種姓農民和漁民。在封鎖活動中，草根國大黨領導起一個聯盟。現在是左翼陣線的干部造反了。相當一部分干部退出左翼陣線，加入反對黨。在2007年3月與塔塔集團簽署合同前一個星期，邦政府耀武揚威，派出4000名武裝警察，并在隨后與20000人發生沖突。結果，14人被射殺，超過100人重傷(這很可能是由參與行動的500名印共(馬)干部造成的)。

　　不像辛谷爾事件時那般強硬，在印共、革社黨和聯盟陣營威脅退出內閣后，左翼陣線政府不得不暫停楠迪格拉姆計劃。從那時起，斗爭便不再是產業領域的，而是為了爭奪土地。這次屠殺后的幾個月里，又有更多人死于零星的沖突和交火。該地區所有的印共(馬)辦公室都被搗毀了;黨員和支持者的房屋和店鋪被洗劫焚毀。當地印共(馬)策劃了一次行動，以重新奪回這一地區，并宣稱得到了黨的領導人的首肯。11 月，數百名武裝干部掃蕩了該地區。巴塔恰吉公開宣稱，要對抗議者“以牙還牙”。盡管他被迫撤回了這一言論，但卻拒絕道歉。[23]政府的新政策是將燙手山芋一般的施工項目轉移到更貧瘠的地區，比如西米德納普爾和普魯利亞〔Purulia〕——那里遠離加爾各答周邊的草根國大黨基地。

　　2008年11月，從薩爾卜尼〔Salboni〕規劃中的金達爾鋼鐵廠〔Jindal Steel〕回程的首席部長車隊在西米德納普爾遭到了地雷襲擊。在毫無憑據的情況下，警方報復了附近拉爾噶爾赫〔Lalgarh〕的村民。村民又一次用障礙物將自己圍了起來。桑達爾鼓〔dhamsa madal〕和手機將消息從一個村莊傳向另一村莊。在附近原住民的協助下，村民們將運動帶到了班庫拉〔Bankura〕和普魯利亞。由于擔心重蹈楠迪格拉姆的覆轍，政府撤出了警察。但就像在楠迪格拉姆一樣，隨后幾個月里充斥著派系沖突。與此同時，成立于一支當代納薩爾組織基礎上，并且迄今在西孟加拉邦并不活躍的印共(毛)也給予援手，并開始在當地招兵買馬。當地青年接受了來自附近賈坎德邦和安得拉邦的組織家的訓練，以保衛自己先前進行的繞開黨和傳統家長制的自治嘗試?？棺h者搗毀了印共(馬)的辦公室，和當地黨組織頭目阿努依·潘迪〔Anuj Pandey〕與他有錢的農用物資承包商兄弟新建的別墅。毛主義者將這片地區宣布為“解放區”。他們試圖替代邦政府，向殘存的政府行政部門“征稅”，并且打壓競爭者。巴塔恰吉召集邦和中央政府的安全部隊，對該地區進行圍剿，使數千人逃離家園。隨后，草根國大黨、毛主義者和其他獨立活動家在拉爾噶爾赫發表發表聯合起來，抵抗政府的鎮壓行徑。

　　另一支左翼

　　這些農村騷亂風潮可以和中國類似情況相提并論。但在印度，極端貧困和政治自由(卻被弊端重重的選舉和繁瑣的法律體制所敗壞)的結合卻產生了更為暴烈的結果。毛主義者不僅惹人注目地攻擊了西孟加拉邦的警察哨所，還控制了被稱為“叢林區”〔Jungle Mahal〕的貧瘠的西部高地(包括普魯利亞、班庫拉和西米德納普爾)。[24]但這不過是毛主義所影響到的印度部落地帶的一個小角落。那些毛主義影響最甚的邦里，部落原住民(他們常常居住于將待開發的礦藏之上)被孤立于原始森林之中。而西孟加拉邦的獨特之處則在于，早先的運動——暴力鎮壓以及其后的農村改革——已經讓農民放下武器幾十年了?，F在的毛主義者在這里和主流政治圈也有著更多的聯系，并和其他抗議者以及一個主流政黨保持著對話。在2011年邦大選中，他們甚至支持過一位獨立候選人——被捕下獄的活動家恰哈特拉德哈爾·馬哈托〔Chhatradhar Mahato〕;然而，在邦北部——納薩爾主義就是從那兒得名的——廓爾喀和拉杰班希〔Rajbanshi〕分離主義者及其武裝在80、90年代就非常有名。

　　印共(馬)為何如此不顧一切地陷入辛谷爾、楠迪格拉姆和拉爾噶爾赫的災難?2006年邦大選后，反對派變得支離破碎、軟弱不堪。早先以“發展”的名義將貧民從家里趕走并沒有受到廣泛的關注;但在新的媒體環境中，手機或網絡圖片能激起輿論沖擊波。由于黨內缺乏政治論爭，印共(馬)便忽視了公眾輿論。如果印共(馬)能給基層更多的民主，草根國大黨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靠著它的背叛者發展壯大。當然，大部分印度政黨都被作為家族事業來經營，于是印共(馬)的整齊劃一也就合乎常理了，而它獨具的斯大林主義紀律為執行邦委員會的決策提供了更堅實的支持和更盲目的執行。印共(馬)最終做出了讓步——他們把附近的1萬英畝土地分給了騷亂者，并且保證不再強征土地，但是損害已經造成。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印共(馬)與不受自己控制的群眾運動之間的關系。印共(馬)在執政期間接受的第一次炮火洗禮是它在60年代聯合陣線時期對納薩爾主義的鎮壓。因此印共(馬)真正具有的經驗不是動員群眾，而是鎮壓一場農民運動。這就使他它對自己標志性地堅決抵制“左傾冒險主義”頗為自豪。但是，和四十年前相比，印共(馬)的干部在最近的沖突中所起的作用比邦政府的力量更大，后者幾乎只是輔助性的;由于缺乏相應的研究，邦領導層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地方黨員就不得而知了。受到威脅的并不只有“法律與秩序”。就像他們的指揮官羅什曼那·悉特在 2008年初的一次采訪中說的那樣：草根國大黨的政治競賽計劃是要“奪取我們的地盤，我們的政治領地。他們企圖將我們印共(馬)趕出楠迪格拉姆。如果這次成功，他們就會在其他地方如法炮制。”[25]他大概在擔憂草根國大黨的工會對哈爾迪亞的工廠的滲透。

　　走向終結

　　在2008年5月的潘查雅特選舉中，草根國大黨——他們的新口號是“Ma, Mati,Manush”(母親，土地，人)——在辛谷爾和楠迪格拉姆獲得了勝利。在2009年的人民院選舉中，它將自己的勢力擴大到了廣闊的恒河三角洲：草根國大黨贏得了42席中的19席，而印共(馬)的席位則降至9席(所獲席位僅為個位數，這在幾十年里是頭一遭)。2011年5月至關重要的邦議會選舉更是前景不妙。2011年1月，印共(馬)的干部令人震驚地在尼塔伊村〔Netai〕附近殺害數人。草根國大黨支起救助營，贏得支持并獲得席位。

　　鄰近2011年5月，巴塔恰吉引人注目地缺席了競選活動，而瑪瑪塔則帶著自己的“變革”綱領在全邦各地的大規模集會上拋頭露面。印共(馬)發誓會維持西孟加拉邦的穩定，并改善自身的領導和效率。他們的競選活動注重實效：印共(馬)致力于游說東南部的中間選民，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中有四分之一是穆斯林，并且大部分是第一次參選的年輕人。在西米德納普爾發生暴行的同時，印共(馬)宣布進行了一次“整風”：為根除腐敗，去年開除了24000名黨員。[26]印共(馬)確實增加了穆斯林和所謂其它落后階層〔Other Backward Classes〕在政府職務中的晉升名額。而另一方面，要促進西孟加拉邦的發展，就得從農民那兒取得土地;但他們以后不會如此“霸道”。簡言之，對于自己試圖爭取的選民，印共(馬)什么也沒提供。印共(馬)從右的方面攻擊瑪瑪塔，說她是個隱匿的毛主義者。瑪瑪塔則反駁說，貧困是毛主義的根源。她在自己的孟加拉邦文宣言中承諾，改善叢林區、孫德爾本斯地區和北方的基礎設施以及福利。英文版則打算進行第二次綠色革命，復興工業并發展旅游業。由于反對邦政府的壓迫和對穆斯林的邊緣化，瑪瑪塔還得到了阿訇們的支持。

　　結果毫無懸念。草根國大黨贏得了39%的選票和184個議席;它和國大黨組成的聯盟則獲得了48%的得票率和邦議會294個議席中的227席。印共(馬)只獲得了30%的選票和40個議席;左翼陣線全部加起來也只有41%的得票率和62席 ——其中一半的席位留給了在冊部落和種姓〔Scheduled Tribes and Castes〕。進步聯盟和革社黨則輸掉了大部分席位，只在庫奇比哈爾和杰爾拜古里(他們在那兒的主要對手是廓爾喀民族主義者)保住了些許議席。全邦的投票率是85%——許多人是第一次去投票，他們從不知道還有左翼陣線之外的政府，但也不知道往年的傷痛。在25歲以下的選民中，草根國大黨以55%的得票率領先得票率37%的印共(馬)。在即將離任的左翼陣線內閣(包括首席部長)，34人中有26人失掉了自己選區，這顯然是要印共(馬)下臺。大部分草根國大黨的選票來自城市——加爾各答，胡格利和豪拉——以及北部和南部24區縣中的大部分穆斯林區。說孟加拉語的穆斯林農民一般都是左翼陣線的支持者，但辛谷爾和楠迪格拉姆穆斯林農民的揭竿而起使他們放棄了自己的支持。傳統上受烏爾都語精英階層支持的國大黨拿下了以穆斯林為主的穆爾希達巴德[27]。印共(馬)的選票大部分來自巴爾達曼和北/南部24區縣。它在主要城市中沒有贏得任何席位——無論阿散索爾還是杜爾加布爾，更不要說更大的加爾各答了(它在那兒只拿到了66席中的1席)。在其曾經的堡壘巴爾達曼、班庫拉和西米德納普爾，尚存些許殘跡。草根國大黨的勝利并不完全由于公眾參與;在巴爾達曼，他們就召集了曾經印共(馬)的打手攻擊黨的辦公室和支持者。[28]

　　資產負債表

　　印共(馬)執政34年有哪些社會和經濟成果呢?就大部分指標而言，西孟加拉邦基本上與全印平均水平持平(見表2)。但城鄉之間的貧富差別日益擴大。由于印共(馬)征地，失地人口越來越多：從1987年占農村人口的40%增長到2000年的半數(那年全印的百分比也只有41%)。根據人口普查數據，農村勞動力中只有一小部分從事耕種。這一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農村的多元化，許多人去市中心(常常是街頭)找工作。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較90年代(那時，西孟加拉邦的經濟增速僅次于卡納塔克邦)有所下滑。雖然邦內生產總值仍然位居前列，但人均邦內生產總值卻排名第6，夾在旁遮普和卡納塔克之間。自90年代以來，西孟加拉邦的貧困率就沒有得到多少改善;左翼陣線執政之初起，人類發展指數就基本沒有多少變化：從1981年在印度主要邦中的排名第7降到第8。在醫療方面，新的獨立的農村救護車和診所帶來了一些變化。嬰兒死亡率位于全印最低之列，產婦死亡率也得到了降低。在教育方面，西孟加拉邦的資金投入比安得拉邦、卡納塔克邦和旁遮普要多，但輟學率仍然驚人。

　　來源：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展望和政策挑戰》〔Prospects and Policy Challenges in the Twelfth Plan〕，載《經濟與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1年5月21日。

　　選舉結果公布后，印度和西方媒體用幸災樂禍的冷戰語詞來描述印共(馬)的失敗——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衰退后，選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枷鎖。但瑪瑪塔的政綱是什么樣的，這甚至連她的發言人都不甚了了。為助瑪瑪塔一臂之力，印度財長普拉納布·穆克吉(老政客，孟加拉邦國大黨的首領，曾經是英迪拉·甘地的副手)向西孟加拉邦投入中央政府的資金，解決了印度最大的邦赤字問題?，敩斔?middot;班納吉自編自導的個人崇拜(令人想起北方邦的瑪雅瓦蒂)拿下了關鍵地區的農村選民。國大黨30多年來在這些地區保持著相當的得票率，卻沒能做到這一點。實際上，印共(馬)是從左邊被選下去的，這是對他們1977年掌權的歷史性逆轉。巴塔恰吉和波瑟正拖著這個全國性政黨的后腿：印共(馬)在2005年反對通過《經濟特區法案》和2008年反對印美核協定與西孟加拉邦黨委的實踐絕然對立。[29]但中央委員會卻未撤換孟加拉邦的領導人。他們奮力掙扎——選票還沒有完全蒸發干凈。他們堅稱自己清白無暇：比曼·波瑟拙劣地表示，他們的綱領將重新建立起與人民的聯系并改正本黨干部的錯誤。[30]盡管和國大黨的糜爛相比，印共(馬)已經表現出相對的清正，但下層的腐敗和暴虐決不能只當作陳規陋習來處理。

　　成為反對派或許會使印共(馬)重生;但是這似乎不大可能。比較有可能的景象是，到 2016年下一次邦大選時，印共(馬)的資金網會枯竭，從而進一步遭受損失。印共(馬)正在步入脫離于國際和群眾運動的政治荒原，而只有國際和群眾運動才能使它的黨員改頭換面，并使它的領導層更新換代。在基層，黨員的流失已經開始產生組織上的后果了：全印農民聯盟〔the Kisan Sabha〕的成員數已經從2008年的1590萬下降到2009年的100萬。[31]議會外組織從屬于選票路線：工會和農民聯盟、學生和婦女組織并不是根據黨的路線來提高公眾利益。于是便產生了這樣的荒謬場景：在和同一個老板的斗爭中，不同的工會自己也相互激戰起來了。印共(馬)未能成功將社會運動和執政結合起來。相反，他們安于空洞的勝利，而這種勝利所仰賴的邦議會議席數與自己的真實得票率極不相稱。贏得選區(而不是獲得更多的支持并為進步而斗爭)成最終的目的。

　　在陣線內其他各黨(盡管它們在政府內是處于從屬地位)的參與下，左翼陣線這個聯盟所得的票數和席位常常是名實相副的，這就形成了印共(馬)的群眾支持的海市蜃樓。經歷了多年的選舉聯盟后，它們越來越嚴重地囿于自己的職權范圍，在整個邦內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身份。盡管印度是垂直型社會，但小黨常常能在贏者通吃的政治中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大選后，進步聯盟和革社黨拋棄了印共(馬)的領導，但這又產生了它們接下去跟著誰的問題。對于印共和印共(馬)的重新合并，爭論由來已久，而現在看來則愈發可能：印共一般是國大黨在議會中的墊背，現在印共(馬)也是這樣的命運。如果從左翼陣線那里搶救不出什么的話，那新一代人就必須自己去建立起獨立左翼政黨、社會運動的無黨派激進分子和部落地帶極左翼的聯盟。

　　[1] 孟加拉邦的歷史概況，可參見普里曼·阿迪與伊卜訥·阿扎德：“孟加拉邦的政治與文化”，《新左翼評論》第1編第79期(1973年5/6月號)〔Premen Addy and Ibne Azad,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engal”〕。巴巴拉·哈里斯-懷特〔Barbara Harriss-White〕和亞齊·瓦納伊克〔Achin Vanaik〕對該文進行了富有洞見的評論，為此我向他們致以謝意。

　　[2] 圣牛帶〔Cow Belt〕，指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哈爾邦。

　　[3] 1964 年分裂后，印共自稱全國共有106000名黨員，而印共(馬)則有119000名黨員，而不久后的再次分裂削弱了印共(馬)的黨員數。關于此問題的批判性的歷史考察，參見克·達莫達蘭：“一位印度共產黨人的回憶”，《新左翼評論》第1編第93期(1975年9/10月號)〔K. Damodaran, ‘Memoir of an Indian Communist’〕

　　[4] 1962年糧荒期間，在西孟加拉邦達姆達姆地區，人們攻擊了囤積糧食的商人，并擴散至其他地區。這一運動就被稱為“達姆達姆藥”〔Dum Dum dawai〕。——譯者注

　　[5] 根據憲法，17個邦的司法當局被授權按戶口處置本邦土地。在西孟加拉邦，1953年的《地產購買法案》規定了占有(“授予”)土地和進行補償的程度;1955年的《土地改革法案》規定，分給每個家庭5至7公頃(大概相當于12至17英畝)的受灌溉的田地，個人則是2.5公頃(大約6英畝)。

　　[6] 蘇曼塔·巴納吉：《印度蓄積已久的革命：納薩爾起義》〔Sumanta Banerjee, India’s Simmering Revolution: The Naxalite Uprising〕，倫敦，1984年，第137頁。

　　[7] 見邦內政部數據;在一份不久后大赦國際發布的報告中，這一數字為2萬人，其中大部分被認定為納薩爾分子，但也包括許多印共(馬)黨員;“西孟加拉邦的監禁狀況”〔Detention Conditions in West Bengal〕，重印于《經濟政治周刊》〔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1974年9月21日。由于支持緊急狀態，認為它是對付反動勢力的必要手段，印共便陷于聲名狼藉之中，并最終走向衰落。

　　[8] 全印進步聯盟：由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建立，現在很大程度上退化成了對他進行個人崇拜的組織，只在西孟加拉邦有影響，主要集中于喜馬拉雅山麓的大吉嶺和庫奇 -比哈爾〔Cooch Behar〕地區。革命社會主義黨：可追溯到阿努什蘭·薩米蒂〔Anushilan Samiti〕，與印共(馬)類似，但是卻從未加入共產國際;在賈爾拜古里和印度其他地區茶場的原住民工人中有很大影響。

　　[9] 見莫諾比那·古普塔：《孟加拉邦的左翼政治》〔Monobina Gupta, Left Politics in Bengal〕，海德拉巴，2010年，尤其是第2章。

　　[10] 即分成佃農。——譯者注

　　[11] 見當時土地改革專員德·班蒂歐帕迪阿伊：“西孟加拉邦的土地改革：回憶哈里·克里希納·科納爾和本諾伊·喬杜里”〔D. Bandyopadhyay, “Land Reform in West Bengal: Remembering Hare Krishna Konar and Benoy Chaudhury”〕，《經濟政治周刊》，2000年5月27日。

　　[12] 對該問題批判性的概述見羅斯·馬利克：《一個共產黨政府的發展策略：1977年以來的西孟加拉邦》〔Ross Mallick, Development policy of a Communist government: West Bengal since 1977〕，劍橋，1993年。

　　[13] 印共(馬)中央在德里經營著一家英文出版社“左翼文字書屋”〔LeftWord Books〕，并出版一份理論季刊《馬克思主義者》〔The Marxist〕;但其中能見到的基本都是黨的路線，真正的討論則難覓蹤跡。

　　[14] 薄陀羅盧迦〔Bhadralok〕，“受人尊敬的人”，“體面人”，包括婆羅門、卡雅斯塔以及拜迪雅等高等種姓;這些前士紳鄙視體力勞動者、商人和貧民。

　　[15] 對印共(馬)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記錄的系統對比，見亞齊·瓦納伊克：“印度的左翼戰略”，《新左翼評論》第70期(2011年7/8月號)〔Achin Vanaik, “Left Strategy in India”〕。

　　[16] 從普拉納卜·巴德汗就這些問題的看法中，我受益頗多，在此致謝。見巴德汗：“印度左翼可以避免采用的策略(二)”，《經濟政治周刊》，2011年6月11日〔Pranab Bardhan, “The Avoidable Tragedy of the Left in India–II”〕。

　　[17] 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不多于2.5英畝的家庭所占比從1980年的28%升至1995年的43%，據《西孟加拉邦農業人口普查》〔West Bengal Agricultural Census〕。

　　[18] 巴巴拉•哈里斯-懷特：《農村商業資本：西孟加拉邦的農業市場》〔Rural Commercial Capital: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West Bengal〕，德里，2007年。

　　[19] 1960 年代末，仍然留在東孟加拉地區的印度教賤民脆弱無力，在政府暴力之下求生圖存：在自己的許多社區被中央政府所破壞后，他們被遣送至不說印地語的其他邦;他們最后試圖回到西孟加拉邦。在今天恰蒂斯加爾邦的丹達卡蘭雅森林〔Dandakaranya〕中，一批試圖回歸西孟加拉邦的印度教賤民安營露宿，卻悲劇性地被當地原住民當成入侵者驅趕出去。70年代末，孫德爾本斯的紅樹林中，就有長途跋涉而來的大約3萬低種姓難民。左翼陣線政府以保護生態保護區的理由，禁止他們定居，并派警察驅趕。在新建的馬里齊雅皮村〔Marichjhapi〕，最后導致了236人死亡。見馬利克：“森林保護區的難民定居點”，《東亞研究雜志》第58卷第1期，1999年2月〔Mallick, “Refugee Resettlement in Forest Reserves”,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 西孟加拉邦低收入人群所占比也超過了全印平均水平。

　　[21] 關于“飛地經濟”，見弗朗辛·弗蘭克爾：《印度的政治經濟：1947—2004年》，第二版〔Francine Frankel, India’s Political Economy: 1947–2004, 2nd ed〕，德里，2005年，第14章。

　　[22] 前印共(馬)國會議員，哈迪亞發展局局長，曾因在工會鼓動中成效卓著而引人注目。

　　[23] 后來，由于允許伊斯蘭主義暴徒在一份反對孟加拉文小說家塔斯麗瑪·納斯琳〔Taslima Nasrin〕的宗教裁決后，將她逐出加爾各答，巴塔恰吉進一步疏離了知識分子。在這些暴徒中，還包括為楠迪格拉姆事件中受害穆斯林申訴的抗議者。

　　[24] 孟加拉語中的“叢林”指森林或者灌木叢，含有“未開化”的意思。

　　[25] 維·喀·沙什庫馬爾：“楠迪格拉姆行動內幕”，《印度防務評論》第23卷第1期(2008年)〔V. K. Shashikumar, “Operation Nandigram: The Inside Story”, in Indian Defence Review〕。

　　[26] 巴魯恩·高什：“1000人被印共(馬)開除黨籍”，《加爾各答電訊報》，2011年1月16日〔Barun Ghosh, “1000 Face cpm Axe”, in Calcutta Telegraph〕。

　　[27] 在莫臥兒帝國時期，該地是孟加拉地區納瓦布的府邸所在地，即該地區行政中心。(納瓦布，Nawab-????‎，烏爾都語音譯，莫臥兒帝國各邦/省區總督的稱號，后演變為尊稱。——譯者注)

　　[28] 斯米塔·古普塔：“巴爾達曼：被包圍的左翼”〔Smita Gupta, “Bardhaman: Left under siege”〕，《印度教徒報》，2011年4月12日。

　　[29] 曾有計劃在哈里普爾〔Haripur〕建設一座核電站。哈里普爾的海岸線是全球氣旋最高發的海岸線。這一計劃由于當地漁民的抗議而被擱置。

　　[30] 見印共(馬)西孟加拉邦邦委官網：www.cpimwb.org.in。

　　[31] “全印農民聯盟領導人承認印共(馬)基礎動搖，”，《政治家報》〔“CPM Losing Base, Admits Kisan Sabha Leadership”, in The Statesman〕，2010年12月30日。相關文章還有：玻利瓦爾·埃切維里亞的《“波將金”共和國》〔Bolívar Echeverría, Potemkin Republics〕和亞齊·瓦納伊克的《次大陸的策略》〔Achin Vanaik, Subcontinental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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