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前，估計很少有人會質疑巴西躋身全球經濟五強的誓言。然而今天，當金融危機帶來的陰霾逐漸消散，巴西卻離這一目標越來越遠。因世界杯而千里迢迢到來的外國記者都紛紛調轉“槍頭”，走進了棚戶區。當初申辦世界杯的巴西本希望借此機會向世界展示其經濟成就，但現在，貧富差距、秩序混亂和準備蹩腳的世界杯似乎成了這個自稱為“上帝之國”的國家留給外界的印象。繁榮到蕭條的巨變背后，是巴西經濟的支柱—大宗商品出口在這十年過山車式的膨脹與萎縮。
大宗商品出口締造“黃金十年”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也波及巴西。當時巴西經濟正經歷以沉重外債和惡性通脹著稱的“失去的十年”。1993年底，以卡多佐出任巴西財政部長并出臺雷亞爾計劃為代表，巴西展開私有化改革并全面加入國際市場，從進口替代模式轉向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巧合的是，巴西在1994年奪得世界杯桂冠，這一勝利讓巴西人看到了成就偉大的希望。而雷亞爾計劃則被當時輿論譽為拯救巴西人信心的閃電。
這一模式似乎很合這個資源大國的胃口。而國際形勢也頗為有利，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的高速增長帶動大宗商品價格上行，讓巴西出口受益匪淺。借助于全球經濟的普遍向好尤其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大宗商品出口雖然沒有了補貼，但仍然高速增長，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力引擎。以大宗商品為主的出口構成成為出口導向型模式的最大特點。其中，淡水河谷的成功是巴西融入世界、參與全球競爭的成功范例。這一鐵礦石巨頭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礦石生產和出口公司，2013年營業收入近490億美元，被譽為巴西“皇冠上的寶石”。以淡水河谷為代表，巴西在近20年形成以大宗商品出口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
甚至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也未能改變這一點。2010年巴西經濟增長率達到7.5%，是25年來表現最強勁的一年。在全球經濟十強排行榜上，巴西2007年還僅是最后一位，2011年已經取代英國成為第六。在這幾年中，巴西接連獲得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奧運會的舉辦權。
繁榮過后的蕭索
現在看來，這一成績的取得卻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熱錢涌入就是其中之一。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下調利率乃至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QE)釋放出大量流動性，而金磚國家相對高的增長吸引熱錢涌入，巴西因其更為開放的金融市場 成為國際投機的角斗場，而國際資本投機大宗商品的另一后果讓巴西出口收益頗豐。此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通過大規模投資救市進一步拉動了大宗商品價格和巴西出口。在2013年巴西對中國出口結構中，礦產品出口額206.2億美元，占44.8%;植物產品出口額171.8億美元，占37.3%。
然而發達國家逐漸走出金融危機陰影之時，巴西經濟增速卻大幅下滑。來自巴西央行的數據顯示，該國經濟活力指數今年以來表現遠非令人滿意。今年1月，這一衡量巴西經濟增長的最權威數據環比增加1.47%，2月大幅明顯放緩至0.02%，3月則跌入負值，一季度環比僅增長0.3%。分析認為，巴西近年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原因是大宗商品市場疲軟，而大宗商品出口占據了巴西出口額超過60%。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增速下滑和新一屆政府偏好“微刺激”，都削弱了對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需求，巴西迎來經濟寒冬。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沈安指出，由于內需很大，巴西經濟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并不高。“巴西出口當中，真正賺到錢的還是農產品、礦產品等這些初級產品，這些產品對巴西的經濟增速有很大影響。”沈安稱。
對大宗商品出口的高依賴已經嚴重損害了巴西經濟。一方面，即使擁有淡水河谷這樣議價能力極強的鐵礦石巨頭，但各個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市場投機風行，價格波動性很大，對于巴西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將經濟前景押注大宗商品市場并不明智。而另一方面，大宗商品的繁榮不僅讓巴西錯過了提升制造業競爭力的機遇期，與此相反，由于大宗商品出口帶動原材料加工的發展，其他制造業則因缺乏投資和人力資本陷于萎縮境地。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上世紀80年代，巴西制造業產值僅占GDP總量一直高于30%，而從1995年開始，這一占比開始跌至20%以下，2012年僅為13%。
某種意義上說，資源豐富的巴西已經墮入了大宗商品陷阱。這樣，大宗商品的繁榮遮掩了巴西長期以來制造業競爭力薄弱、區域經濟差異過大、貧富分化嚴重等結構性問題，而在大宗商品繁榮過后，這些問題在近年集中爆發，這也不難解釋視足球為生命的巴西人為何會如此抵制這次世界杯了。正如沈安所說，過去巴西舉辦足球賽都未曾發生社會抗議，但今年的世界杯卻已經造成社會動亂，巴西人的不滿可見一斑。
左右之爭決定經濟戰略
巴西面臨調整經濟結構的沉重壓力。而回顧巴西經濟史可以發現，巴西跌入大宗商品怪圈并不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事實上，二戰后巴西曾長期實行進口替代的經濟戰略。而恰巧1970年前后，西方因石油危機陷入惡性通脹，經濟進入滯脹階段，資金都在尋找出路，給拉美大筆借債提供了可能。巴西正是其中的代表。借助于這一模式，1968-1973年期間，巴西經濟取得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長，被稱為“巴西奇跡”。但進口替代模式最終讓巴西陷入困境。
沈安指出，對于工業化初期國家來說，進口替代模式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但在貿易保護政策下限制了制造業的發展，導致其競爭力普遍不強。而隨著美國等國提高了利率，資金向發達經濟體回流，巴西陷入破產，通脹率在1993年曾達到2489%的峰值，巴西經濟走入“失去的十年”，隨后巴西轉向出口替代模式。事實證明，進口替代模式并不適合巴西。
對于巴西來說，進口替代模式下的制造業雖然“大而全”，但競爭力卻難以提高，而出口導向型模式則讓其跌入大宗商品出口怪圈，引發“去制造業”趨勢，巴西迫切需要跳出幾十年來形成的兩種經濟模式，而提高制造業競爭力是其中的主要內容。世界杯結束后，巴西大選就要到來，巴西經濟何去何從再次成為各方政治勢力角逐所在。
而事實上，巴西采用何種經濟戰略的關鍵就取決于政治因素。由于貧富分化嚴重，左派政治勢力在巴西影響很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帶領巴西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正是當時的軍政府。為了迎合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軍政府視工業化、國有化和經濟獨立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1985年，軍政府將權力歸還代議制政府。在這一巴西經濟最艱難的階段，執政的中右翼政黨巴西民主運動黨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建議，改變幾十年來的進口替代發展模式，進行自由化改革。
2003年，軍政府結束后的巴西迎來首位左派領導人：勞工黨的盧拉，這給巴西的改革前景增添了一定變數。但與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等左派領袖不同，盧拉作為巴西歷史上第一位通過選舉取得政權的左派總統，實行溫和改革路線，帶領巴西走過經濟“黃金十年”。相對于奉行務實主義的盧拉，羅塞夫雖然也屬左派政客，但在討好民眾上走得遠得多。這位女總統直接指揮巴西央行的利率政策，在經濟增速大幅下行時親自推動私有企業國有化，引起廣泛爭議，而其后果是日益沉重的政府負擔和高通脹再次來臨。
進入6月，全世界已經摩拳擦掌開啟“世界杯模式”，但惟獨世界杯的舉辦國巴西似乎并未進入狀態。對于巴西人來說，今年的世界杯注定要在示威聲中度過，這讓當初借此機會展示巴西繁榮與夢想的初衷顯得何其尷尬。而世界杯結束后的大選，才是決定總統羅塞夫政治命運的“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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