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策從來都是這樣，開始時制定的很好，最終都被利益集團推翻，在這個過程中，最高法院往往是幫兇，因為眾議院里畢竟還有很多人代表底層利益，而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基本上都是貴族，都代表精英利益。比如美國的平權運動本來挺好最后被推翻了，美國的禁賭本來挺好，也被推翻了，美國本來對競選資金的限制很好，最終也被推翻了，奧巴馬的醫改也差點被推翻，這樣的例子還有非常多，美國不缺乏制定好政策的能力，更不缺乏推翻好政策的能力，總之好的政策，特別是對底層人民有利的政策，在美國是很難存活下來的，最后美國留下個爛攤子，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一直是精英的代言人，如果說眾議院代表的民主，最高法院則是貴族專制，因為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終身制的，而且只有九名。
平權運動的進程
“平權行動”是60年代隨著美國黑人運動、婦女運動興起的一項政策。由美國總統約翰遜在1965年發起，主張在大學錄取學生、公司招收或晉升雇員、政府招標時，應當照顧少數種族和女性。目的就是扳回歷史上對黑人和女性的歧視，把他們在歷史上受的委屈折算成現實的利益。
“平權行動”實施之后，黑人和婦女的大學錄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標率大大提高。高校錄取制度尤其是“平權行動”的熱點。有的大學，甚至明確地采取了給黑人、拉美裔申請者“加分”的制度，或者給他們實行百分比定額制。這種拔苗助長的善良愿望，促成了美國的大學里各種族齊頭并進的大好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到90年代中期，一個幾乎是“純白”的學校，已經被“平權行動”粉刷得五顏六色：39%的亞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然而從7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對“平權行動”嘀嘀咕咕—其主要的矛頭，就是它矯枉過正，形成了一種“逆向歧視”。
1978年的“巴克案”(bakke case)打響了反對“平權行動”的第一槍。巴克是一個白人男性，連續兩年被一個醫學院拒絕錄取，與此同時，這個醫學院根據16%黑人學生的定額制，錄取了一些比巴克各方面條件差的黑人學生。巴克不干了—我不就是白點嗎?我白招誰惹誰了?他一氣之下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對黑人學生實行定額制是違憲的，但仍然在原則上支持“平權行動”。
反對平權運動的聲音
緊接著，嘀咕發展成了議論，議論發展成了吆喝。最著名的吆喝，來自90年代中期加州州長Peter Wilson。他吆喝道：“不能讓集體性權利踐踏個人的權利，我們應當鼓勵的是個人才干。”于是他大刀闊斧地開展了廢除“平權行動”的運動。1995年6月，公立的加州大學及其九個分校廢除了錄取學生中的“平權行動”。1996年11月，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廢除了包括教育、就業、政府招標等各方面的“平權行動”。1997年4月，這一公投結果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認可。受到加州的影響，另外十幾個州也開始蠢蠢欲動，要鏟除逆向歧視的“平權行動”。
取消“平權行動”的效果是立竿見影的，1998年是加州大學各分校取消“平權行動”的第一年。這一年里，伯克利大學黑人學生的錄取率下降了一大半，從1997年的562個黑人下降到1998年的191個;拉美裔的學生也從1045個下降到434個。各大學校方很有點“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慨。
2003年“平權行動”再次成為熱點問題。因為今年最高法院遭遇了一個新的“巴克案”—密歇根大學的Gratz/Grutter對Bollinger案。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再次作出了一個八面玲瓏的裁決：密歇根大學給每個少數民族申請者加20分的本科生錄取政策是違憲的;但同時，它又裁定法學院為了增加學生的“多樣性”而照顧少數種族是合法的。這與其1978年對“巴克案”的裁定是一樣的：原則上支持“平權行動”，但反對用定量的方式來固定這種“平權行動”。
如果說最高法院1978年的曖昧還是理直氣壯的，2003年的曖昧就已經是如履薄冰了。那個加分制違憲的裁定是6比3作出的，而法學院“平權行動”原則合法的裁定，是5比4驚險勝出的。Peter Wilson們吆喝了這么些年，終于把“平權行動”的陣腳給吆喝亂了。
程序正義與補償正義
“平權行動”爭論的核心，正如眾多社會問題的核心，是一個“程序性正義”和“補償性正義”的矛盾。“程序性正義”主張一個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會群體，而無論結果如何—同一條起跑線，兔子也好，烏龜也好，你就跑去吧。“程序性正義”的最大問題，就是對“歷史”、“經濟”和“文化”的無視。一個經歷了245年奴隸制、100年法定歧視和僅僅30年政治平等的種族，必須和一個幾百年來在高歌雄進征服全球的種族放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補償性正義則主張根據歷史、文化、經濟條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證一個相對公平的結果。
保守主義者質疑補償正義的理由其實是很可笑的，我們看他們的說法：補償性正義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操作性問題——由誰、如何、是否可能來計算鑒定一個人的歷史、文化和經濟遭遇?一個祖上是黑奴的黑人錄取時加20分，那一個祖上是華工的亞裔應該加多少分呢?一個祖上四代是貧農的人，和一個祖上兩代是貧農的人，分值又有什么不同?一個窮白人和一個富黑人，誰更應該加分?反對者認為補償性正義的原則，需要一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來整理、裁判歷史和現實無限的復雜性，而這種裁判權一旦被權力機器劫持，問題就不僅僅是如何抵達正義，還有這架機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了。
精英只想維護不公平狀態下的特殊利益
很多問題確實需要政府操作，政府操作有時候也確實不能做到決定的公平，那是不是因為得不到絕對的公平，就放棄相對的公平了呢，顯然不能，政府做不到的事情，市場更做不動，很多人將達不到絕對公平作為阻止相對公平的理由是可笑的，也是陰險的，這些人拿絕對公平說事，其實他們也根本沒有將絕對公平作為追求目標，他們只是將其作為否定“相對公平”的借口，因為他們壓根就反對公平，因為這種不公平對這些精英階層不但無損，而且是有益的，所以精英反對公平，他們只是想維護這種不公平狀態下的特殊利益而已，假如社會公平了，他們這種特殊利益也就不存在了。
民主只問利益，不問對錯
民主一大缺陷就是只問利益，而不問對錯，持錯誤觀念的人照樣有利益，而民主社會并不是引導他們到正確的方向上，而是維護他們的利益，導致那些宗教極端分子，種族優越論分子都有生產空間，比如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這些人是應該是被看不起的，但是在民主社會，這些人反而是被爭取的對象，他們的話語權更重要。在美國民主黨是有開明知識分子、工人階層和少數族裔和科技型企業家組成的政黨，而共和黨則是由傳統資本階層，宗教極端分子，種族優越分子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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