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的戰略困境

　　正如奧巴馬在演講中所表明的，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美國能否領導，而是美國怎樣領導”。 很可惜，奧巴馬并沒有為我們給出美國如何領導世界的答案。或許，他也并不清楚。

　　5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出席西點軍校畢業典禮，并就其外交政策進行辯護。平心而論，奧巴馬是一位魅力型領導人，他的魅力不僅來自于他的膚色、智慧、技巧，也來自于其堅定的領導力。

　　據前國務卿希拉莉的回憶錄《艱難抉擇》(Hard Choices)中記述，襲殺奧薩馬·本·拉登的戰略決定最終是由奧巴馬做出的。她對此稱贊道：這是“我所見過對領導能力的最干脆和最勇敢的展現”。另外，奧巴馬兌現了他競選時的諾言，即結束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耗費資源最大、付出代價最高、前景最為撲朔迷離的兩場戰爭。

　　5月25日，奧巴馬在26日陣亡將士紀念日之前秘密訪問阿富汗，宣布將于2016年撤出全部美軍。在此之前，美國將保留約1萬人的軍事力量，參與對阿富汗安保力量的培訓工作。事實上，在美國歷史上，有的總統是因為發動戰爭而被歷史銘記，有的總統是因為終止戰爭而被載入史冊，前者如波爾克，后者如林肯、羅斯福。正如奧巴馬所講的那樣，終止戰爭比發動戰爭更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然而，奧巴馬的悲劇正在于他生不逢時。美國所面臨的困境是結構性的，并不是哪一位總統僅憑一己之力就能夠力挽狂瀾。

　　第一，美國深陷戰爭泥沼。十多年的戰事讓美國疲憊不堪，不僅背負著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還看不到取勝的希望。據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1月30日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52%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是個失敗者;同樣比率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也是失敗者。 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并沒有完全弄清楚為什么要進行這樣的長期戰爭。

　　在許多美國人看來，阿富汗并不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盡管有恐怖主義的威脅，但美國的本土防衛能力完全可以保衛美國免受再次攻擊。也許，這個時候，美國人真的在認真思考政府的使命是管好美國的事情，而不是要跨出國境尋找敵人。

　　第二，美國經濟低水平復蘇。自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振興經濟上，但是效果不彰。美國經濟雖有所增長，但后勁不足，且不穩定。例如，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5月29日發布的數據，2014年第一季美國經濟增長率被修正為-1%(原先發布的數據是增長0.1%)。與此同時，美國的失業率卻一直居高不下。近幾個月，這一數據雖有所下降，例如2014年4月美國的失業率降到了6.3%，達到一個新的低點，但這種趨勢是否可持續值得懷疑。

　　第三，美國政治效率低下。就如美國制度的設計者所考慮的那樣，美國制度的核心是公平、公正、法治，為此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然而，這些先賢們可能不會想到，美國制度經過了二百多年的發展，在公正性方面并沒有取得多大的發展(如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打出了“99%對1%”的旗號，甚至建立了“99%的美國人聯合陣線”這樣的組織)，但在效率方面卻日益低下。兩黨政治陷入了“死磕”的怪圈，這不僅導致美國一系列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政策、法案無法及時出臺、實施，而且還讓美國民眾感受到兩黨政治是對美國國民利益的輕視與不尊重。從近些年來，美國選民的選舉熱情來看，我們也會發現他們對兩黨政治的不滿與厭倦。

　　第四，民眾對國際事務的熱度降溫。由于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美國民眾對于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支持度降到歷史低點。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10月至11月間的民調結果顯示，53%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關注自身事務，這是自1964年以來的第一次。另外，8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不應該考慮過多國際事務，而應該集中精力關注自身國家問題，并重建美國國內的實力與繁榮。”

　　第五，他者的強勢崛起。如果說，奧巴馬政府所面臨的內部問題是美國可以獨立加以改善的話，那么其他大國的群體性崛起則是美國所不可操控的。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就如同逆水中行駛的扁舟，如果你不能抓住機會，不能減少戰略失誤，那么你就可能會被超越，即便你具有先發優勢。正所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次的趕超之勢并不是如同歷史上所演繹的那樣，是一兩個區域的一兩個國家迅速上升，而是全球性的眾多國家競相迸發，其勢之壯觀、宏大為歷史所僅見。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領跑者的美國感受到的不僅僅是一種實在的威脅，而且是，或者更主要的是一種心理威脅。從目前情勢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短期內超越美國。但是，這種日益接近的趨勢可能更讓美國感到恐慌，尤其是對于美國這樣一個對領導權視若核心利益的國家。

　　正如奧巴馬在演講中所表明的，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美國能否領導，而是美國怎樣領導”。 很可惜，奧巴馬并沒有為我們給出美國如何領導世界的答案。或許，他也并不清楚。從這個角度來說，奧巴馬的戰略困境，最主要的是如何處理好美國全球領導意志的堅定與其全球領導能力式微的矛盾。

　　作者任職于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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