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本近年來一直存在爆發經濟及社會危機的可能性因素，甚至可以說今天已經走到了面臨社會經濟總危機的前夜，因為多種因素已經具備了總危機的基本性質。
(一)以311 大地震為標志，日本進入生活質量的絕對下跌階段。這是社會經濟總危機的直觀性表象
311 大地震其實就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大災難、大危機。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使日本在基本生存方面喪失了一直以來的安全穩定性;在能源供給方面出現了“棄核”等顛覆性變化，對于日本這樣能源、資源極度匱乏、本冀望“核能”成為社會經濟支柱的國家來說，這無疑對社會經濟生活造成“釜底抽薪”的效果;在衣食住行等國民生活質量各方面，都呈現出戰后從未有過的絕對水平下跌的情況。這是社會經濟總危機最直觀性的表象。
十幾年前，日本就已經宣稱進入了“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成長階段。但311 大地震后，日本人在家需要兩張圖∶“地震預測分布圖”與“核輻射超標圖”，吃菜喝水都頗費思量。想出門到美歐躲躲，又需要一張“世界恐怖襲擊警示圖”。偌大的世界，竟容不下人們“衣食住行，平安保命”的最原始愿望。至于勞動安全、職業安全、生活穩定等就更難保障。這與一般周期性危機起伏造成的失業等明顯不同。這種危機影響人多且不分族群。據學者統計，僅以日本核電站周邊50 公里為避難區，就將涉及1200 萬人，相當于日本人口1/10，這完全不同于一般偶發的局部災害。這種危機的深度與廣度在戰后從未有過，而且在日本還將產生復雜的連鎖效應，現在還僅僅是開始。
(二)今年4 月1 日消費稅上調啟動“增稅加負”浪潮，將經濟困難的巨大壓力再度直接施加在民眾頭上，引發民意浮動與反彈。這可能構成社會經濟總危機的引爆點
近來，日本最流行的詞匯，就是“消費稅”。今年4 月1 日開始，日本終于再次將消費稅從5% 上調至8%。這是繼1989 年出臺消費稅3%，1997 年上調至5% 之后，時隔17 年的再次上調。這項增稅法案并不是安倍內閣決定的，而是兩年前民主黨執政時通過的。
增稅法案的理由，主要是日本社會保障體制出現嚴重虧空，需要開辟新的財源來填補虧空。換言之，日本由于少子老齡化問題，交養老基金的人越來越少，領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因此政府的年金基金漏洞越來越大。國民醫療保險基金也大致如此，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面臨崩潰。剛剛通過的日本2014 年度的國家預算顯示，全年95 萬億日元的國家預算中，用于社會保障的資金就高達32 萬億日元，占據整個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因此日本不得不依靠提高消費稅，來獲取填埋漏洞的新財源。
由于日本公共債務余額屢創新高，按債務占GDP 的比重看，日本已經位于世界首位。今日的消費增稅，只不過是進入“加稅增負時代”的入口而已。這樣的舉措，可能形成下列惡性循環：“增稅加負”必然導致民眾生活水平絕對下降→消費水平絕對降低等進一步導致經濟全面弱化、冷化，加上外交失衡造成外部環境惡化→民眾經濟上的困難與失望會進一步加大，這些壓力可能逼日本政府作出更強硬的選擇→這樣就更加破罐破摔，最終導致危機。因此，消費稅上調啟動的“增稅加負”，可能會構成社會經濟總危機的引爆點。
近日日本各大媒體都以“物價上升，工資不足”為題，結合增稅大做文章。而占大多數的中小企業的交涉收效卻明顯很差，工資上調率普遍走低。日本輿論普遍認為：政府雖然在工資上調之外，還考慮向低所得家庭給予現金補貼等對策，但如果工資不能持續上調，家庭生計就不敢放開。日本經濟財務相甘利明3 月28 日稱：“希望工資上調能擴展到中小企業，而不僅是大企業”。但這種經濟的良性循環仍前景不明。
工資低，難上調，再加上日本正式職工錄用仍然低迷，更加劇了民眾收入的不升反降。今天，日本人生活上除上述“地震預測分布圖”、“核輻射超標圖”之外，還要再加上“增稅漲價圖”，衣食住行都受到較大的影響。這種壓力與地震等造成的災害有所不同，因為人類在面對共同敵人——自然災害時有一種同仇敵愾、反而緩解社會沖突的天性，尤其是日本這種單一民族、比較團結，全民抵抗災害意識很強的國家，在面對地震等自然災害時，常常表現出特有的凝聚力，這也是311 地震后日本雖受害極重卻并未出現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但是，人們受害之后的痛苦即使暫時不予發泄，卻不等于消失。如果出現其他特別是人為因素的刺激時，很可能會綜合發酵，外化表達出來。尤其日本地震之后救災等工作不力，政府及企業的對應遲緩備受指責，有關救災的負面報道比比皆是。這時再加上消費稅上調啟動的“增稅加負”，將各種困難轉嫁到民眾身上，必定更加刺激日本民眾與社會的情緒，引發民意浮動與反彈，由此引爆社會經濟的總危機，這種矛盾的綜合性爆發，可能是安倍經濟學乃至安倍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
(三)經濟困難會深化日本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使安倍保守化成為化解經濟危機的選項，這是釀成日本社會經濟總危機惡性發展的政治根源日本在上述經濟特別是國民生計、稅負、社保等社會經濟基礎領域面對的困境，恰好與今天日本政治經濟的多重矛盾不期而遇，使本來已經很復雜、困難的局面蒙上了政治的陰影。
應該指出，日本政治經濟的關系在今天有沖突與依存的雙重表現。一方面，從2012 年底上臺開始，安倍政治學就與安倍經濟學出現互相“打架”的矛盾。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東京奧運。本來東京奧運是一個很好的“中長周期”增長點，對于日本有很積極的刺激意義。東京奧運作為一個資本運作收益期，具有號稱300 億美元的奧運直接經濟效應以及15 萬個就業機會，注定會給日本注入活力。同時，“奧運”還會成為一個推動全面合作、相互理解的積極要素，對于外向型發展的日本而言，無疑提供了極大的利用空間。但是，這個安倍經濟學的“第四支箭”，卻受到了安倍政治學目前正在構思并實施的政治發展周期——武器出口、松綁集體自衛權、修憲、走向政治軍事大國等影響，特別是日本這些政治舉措都與錯誤的歷史觀(參拜靖國神社等)、亞洲觀及領土悲情糾集在一起，綜合發酵。
這樣的政治周期與奧運的經濟周期必然發生碰撞，當然會對日本的社會經濟危機雪上加霜。
但另一方面，安倍政治學就與安倍經濟學又具有相輔相成的相互利用、依存的關系。首先，在歷經一年推動的經濟政策見效不大的情況下，安倍開始考慮利用政治手段為經濟“幫忙”。今年4 月1 日，安倍政府通過了旨在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全面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把過去隱性的武器技術出口“化暗為明”，使日本的武器出口合法化。這當然主要是一個政治動作，實質上是要否定戰后對日本的非軍事化改造，逐步架空和平憲法第9 條，為日本走向政治軍事大國鋪平道路。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經濟舉措，因為日本有2000 多家企業生產軍品，可生產坦克、飛機、艦船、導彈及通信偵察器材等各型軍事裝備。這樣適于“政治表現”又“錢途無量”的松綁舉措，自然會給日本政治經濟同時帶來“生機”，“日本經團聯”等也表示支持。而且，一旦日本踏上武器出口的軌道，那么制造國際沖突、加劇緊張局勢，就會與擴大軍工收益形成“正相關”變動，后果自然不難想象。
其次，由于安倍政權急速向右轉，在行動上全面向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攤牌”，毫無顧忌地挑戰中韓等國的核心利益與重大關切，使日本與中韓等國很難像過去那樣保持“政冷經熱”的局面，也開始出現政經互動、惡性循環的新特征。
這就使得日本的危機很可能出現惡性質變，政治外交上的糾紛很難像過去那樣被人為地控制在原有糾紛領域不擴散至經濟貿易等領域。最近兩年中日經貿額的減少就說明了這個新特點已經出現，這是一種雙輸的游戲，但正在成為中日現實博弈的客觀走向，無疑是我們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問題自然在于我們(中日雙方)有沒有能力和智慧來管控這種局面。但是，這種矛盾肯定會對日本目前的社會經濟危機帶來更大的政治外交變數，這是毫無疑義的。
(四)國際社會和平的、不可逆的此消彼長式變局使日本的困境更具持續性，這是日本社會經濟總危機的國際背景
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的變局，首先是因為世界實力關系發生了變化，“多極化”已經成為基本特征，任何大國都很難再頤指氣使，為所欲為。其次是利益格局發生了變化，“一體化”國際市場及相互依存的經貿關系，使得互惠共贏成為現實利益機制，零和對抗的成本過高，削弱了挑起沖突的利益動機。再次是大國格局發生了變化，“新型、成熟的大國關系”不僅在中美之間，也在世界所有大國之間顯露端倪。雖然還不能使大國之間杜絕爭斗，但至少可以培育新的合作氛圍，使上述客觀變化貫徹于大國關系的互動之中。最后，當然最重要的是時代發生了變化，“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流，近年來連美國都很難在戰爭中獲利，只能冀望于發揮巧實力、軟實力，美國為反恐等戰爭動亂付出的代價就是時代潮流的反面教訓，而中國等堅持和平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取得的成就，正是今天時代精神的充分體現。
日本在這場變局中同時經受了大的經濟周期上的“弱化”效果與發展不平衡規律“消長”效果的沖擊，而且是在完全和平、非顛覆性的一體化格局中逐漸走向今天的困境。這就使得任何希望借助其他非經濟手段(如炒作中國威脅、構建亞洲小北約等)改變這個格局、或扭轉變局方向的企圖很難得逞。這不僅是日本，也是美歐共同面對的困境。同時，這也是國際社會成熟、進步的象征，使得日本在面對危機時的選項受到了限制。日本只能在這個國際社會正常的秩序格局中尋找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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