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的霸權國家，美國國家實力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決定著國際戰略力量結構的變化，如何評估美國國家實力就成為研究世界格局走向和國際秩序變革的前提，由此學術界也一直熱衷于借助某些重大國際事件討論美國霸權的衰落問題。如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及越戰的夢魘，加上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逼近美國的壟斷地位，使“美國霸權衰落論”一度甚囂塵上;而美國的多次戰略調整，加上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又使“衰落論”觀點黯淡而去。進入21世紀，由于小布什政府奉行崇尚武力政策與單邊主義做法，導致了伊拉克的亂局、部分盟友和國際社會的反對，加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的打擊，再次引發了“美國霸權衰落論”。此次美國霸權的衰落與前幾次有何異同?這次“衰落”是否意味著美國霸權的終結?作為崛起中的中國，應該如何看待正在“衰落”中的霸權國?
關于“美國霸權衰落”的兩種觀點
美國霸權衰落的必然性的理論預測。對“美國霸權衰落”這一命題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近年來，一些著名學者都曾從不同的理論角度對美國霸權衰落的必然性做出過預測。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通過分析歷史上大國興衰的軌跡，總結出了大國經濟生產、社會消費、軍事擴張三者之間的關系，從霸權國家日漸龐大的海外利益與其國內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的角度做出預言：“歷史上從來不曾賦予任何國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會的權利，美國將面臨帝國戰線過長的危險，其最終結局一定會回歸到僅僅占據世界財富和力量達16%或18%的‘正常國家’。”①2009年1月15日，保羅·肯尼迪在“美國世界論壇網”發表題為“美國的實力正在衰退”的文章，再次闡述了美國霸權衰落的觀點。結構現實主義大師肯尼斯·沃爾茲從均勢理論出發，指出由于霸權國家承擔了太多的義務，而且其他國家會對其產生恐懼從而走上結盟抗衡的道路，因此單極霸主一定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制衡。②美國著名學者查爾斯·庫普乾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他一方面從國內政治的角度論述了美國南方和西部人口上升導致單邊主義與孤立主義偏好越發強大，跨黨派的中間道路越來越難以實現;另一方面認為一體化的歐洲實力逐漸崛起，必然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最終致使美國時代的終結。③
與上述悲觀性預測相反，也有學者對美國霸權走向做出了相對樂觀的判斷。如沃爾福斯認為，美國擁有全面的實力組合并且壓倒性地領先其他國家，其他大國均位于亞歐大陸上，彼此容易產生不滿，美國十分容易通過“離岸平衡”的手段維持其單極地位，因此，冷戰后的美國是一個“壓倒性的單極霸權”④;扎卡利亞在《后美國世界》一書中注意到亞洲等世界其余地方的崛起，但是他仍認為“其余世界的崛起不意味著美國的衰落”，美國在軍事、新興產業、教育、人口和觀念上具有巨大優勢，未來的世界中“美國的空間逐漸變小，但它將籠罩在美國的觀念和理想之下”。⑤對美國霸權持有樂觀看法的代表性學者，哈佛大學的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約瑟夫·奈教授，他認為美國具有強大的軟權力，它大大提高了美國霸權的合法性并降低了使用硬權力的成本，這將打破霸權衰落說法的宿命論觀點。⑥盡管約瑟夫·奈后來指出因小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所激發的反美主義削弱了美國的軟權力，⑦但是他同時強調在相互依賴的全球化大潮中，美國對世界的依賴性和脆弱性小于別國，具有全球最為領先的競爭力和創造力。⑧從當前美國政界和戰略界的主流觀點看，盡管他們認為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了美國經濟，但并未動搖美國的實力地位，美國仍是全球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在可預見的時間內還沒有別的力量可以挑戰美國的這一實力地位，因此他們并不認為美國的霸權正在衰退。
不同學者之所以對美國霸權走向有不同的的判斷，主要原因在于分析方法和主觀認知的差異。事實上，預測霸權國是否衰落是一個非常困難的研究命題，正如有學者提到的，盡管在某個事件的發展進程中，可以知道哪些是變量，哪些因果關系是決定性的，但由于這首先依賴于對現實世界的準確把握，理論家們也很難進行很好的預測。⑨就霸權國衰落這個命題而言，它包含了“霸權國”與“衰落”兩個概念，不同學者之間對什么是霸權國以及衰落的標志等基本問題難以形成一個公認的判斷標準和分析方法。
如閻學通教授所分析的，實力地位是一國實力與他國實力大小的比較，并依實力大小進行國際排序，包含了“實力排序”和“實力差距”雙重含義，實力差距決定實力排序，但實力排序并不能反映實力差距的性質和程度。⑩一般而言，一國的實力地位取決于該國的綜合實力。一個國家的實力從比較的角度可分為絕對實力和相對實力;從實力的構成看，又可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從時間看，國家實力又可分為現實實力和潛在實力。因此，評估一國的實力地位應主要分析本國實力與他國實力的比例和差距情況。但如何分析一個國家的實力又成了一個難題。因為一個國家實力的增長還是衰落需要考察很多因素，霸權國絕不僅僅是某一時期世界上單純的軍事第一或者經濟第一的國家，也不是綜合國力全部指標都要排名第一的國家，而是指在某一時期綜合國力的眾多指標排名第一，愿意并且能夠持續主導國際體系的制度和觀念的領導國家。沃爾茲就指出，國際體系中某些國家“極”的地位取決于它們在以下所有方面的得分：人口、領土、資源稟賦、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穩定及能力。11由于涉及變量的多元及分析方法的多樣，從目前來看，國內外學術界還無法就哪種衡量綜合國力的模式最為準確達成一致，也沒有建立起來得到普遍承認的國家實力預測理論。現有衡量綜合國力的方法主要還是列出影響因子，大致估測某個國家短期內的現實綜合實力，但是對于國家實力興衰的基本動因、綜合實力的結構等問題尚缺乏共識。12
對美國霸權衰落的研究也是一樣，它不僅需要運用各種復雜的方法分析出美國的絕對綜合實力情況，而且更需要與當今國際體系中的主要戰略力量相比較，進一步觀察美國與這些國家之間實力差距的變化，以評估出美國的相對綜合實力。這樣，對美國霸權的研究就需要區分霸權國是在絕對意義上的衰落，還是相對意義上的衰落。
從世界歷史看，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綜合國力的各項指標均被美國等國家超過，并且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失去了領先位置，失去了鞏固殖民體系與應對德國和美國崛起的能力，英鎊也失去了國際標準貨幣的地位。因此，英國霸權的衰落是絕對意義上的衰落。而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80年代的日本經濟騰飛時期，盡管美國綜合國力中的部分經濟指標有所下降，但它并沒有喪失在世界產業鏈條中的優勢地位，同時，美國還通過戰略調整繼續主導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盟國安全體系，最終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走上霸權的上升期。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美國霸權屬于相對意義上的衰落。當前美國的“衰落”跟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性質一樣，仍然是相對意義上的。
美國的綜合國力和影響力未實質性削弱
毋庸置疑，小布什政府執政時期，美國奉行的崇尚武力政策和單邊主義做法不僅激起了包括其傳統盟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反對，而且繞開聯合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也沒有建立起新的中東秩序，反而刺激了伊朗和朝鮮大力發展核武器，全球的反美情緒在冷戰后達到了一個頂峰，美國軟權力大大削弱。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對美國經濟又是一次沉重打擊。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美國2011年的GDP雖然仍是世界第一，但占全球GDP比重已經從1945年的50%降至21.5%。GDP增長率在2009年跌至-2.2%，盡管2010年實現復蘇，但與之相伴的債務水平也達到新高。截至2012年6月，美國國債總額為15.85萬億美元，已達到美國GDP的103%。另外，美國的失業率也居高不下，2010年的數據為9.6% ，132011年仍維持在9%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將美國經濟推向嚴重衰退。高盛集團發布研究數據稱，按照現行經濟走勢，美國經濟總量將在2027年被中國超過，世界經濟格局將會變成兩極甚至多極。
美國在軍事實力、教育水平、科研力量、人口構成等方面的數據仍然遙遙領先。國際體系依然處在美國主導之下，美國當前是處于霸權的相對衰落而非絕對衰落。即便經濟格局出現兩極或者多極化的趨勢，也不意味著美國霸權的終結。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報告，美國2011年的軍費是7110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占全世界軍費總和的41%，超過從第二名到第十五名國家軍費的總和。14美國的軍事實力不僅體現為武器的先進、軍種的完備，也體現為它遍布全球的軍事同盟和基地，更為重要的是美國自二戰以來通過歷次戰爭所培養出的作戰經驗和為軍事科研提供有力支持的強大的國民經濟和應用科學。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SF)發布的2012年《科學與工程指標》指出，美國是全球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發最為強勁的國家。2009年，美國擁有2070萬正式注冊的本科生，分別有134000名和41100名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碩士生、博士生順利畢業。長期以來，2/3的本科生和63%的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研究生受到了聯邦政府的財政資助。在科研成果方面，美國科技學術方面的論文達到全球總數的26%，排名第二的中國占全球的9%。不僅如此，美國持續對科技研發予以有力支持，于2009年投入400億美元，占全球份額的31%。2010年美國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產值為3.6萬億美元，占全球份額的33%，而排名第二的中國僅占全世界總額的7%。15因此，美國是目前為止對高等教育和科技創新投入最大、回報最大的國家。新一輪的產業革命無論以何種形式展開，它最有可能發起的地方仍然是美國。
另一項值得特別注意之處是美國的人口構成特點。同大多數發達國家相比，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家，并且保持著穩定的增長。一方面，美國仍然維持著13.5‰左右的出生率，而俄羅斯和北歐諸國則面臨著人口的負增長;另一方面，美國目前仍然是吸引移民力度最大的國家之一，這有利于緩解人口老齡化問題，為社會發展提供大量勞動力。據世界銀行統計，2010年美國勞動力參與率達到63.7%，高于高收入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水平的60.5%。到2030年，美國人口會增長6500萬，同比之下的歐洲人口增長將會停滯。屆時，美國的人口老齡化程度將被中國超過，這將使美國的勞動力人口比重高于具有競爭力的其他國家，年輕人負擔的養老任務也相對輕些，社會活力也更加旺盛。
美國仍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二戰后，美國通過發起聯合國、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組織，從制度上構筑了以它為主導的國際體系，美國通過為其成員提供安全、貿易、援助、穩定貨幣等多樣的公共物品，維持了國際體系的穩定。除了被美國政府列為“流氓國家”的少數政府外，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地位獲得了大多數國家認可。羅伯特·吉爾平等學者認為，美國承擔越發沉重的國際責任以及其他成員“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將逐漸耗光美國的霸權地位，但事實上，美國從來就對承擔哪些國際責任、承擔多少國際責任留有主動權。比如上個世紀70年代，為減少經濟負擔，美國終結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卻仍保留美元的霸權地位;80年代面臨日本和德國的貿易沖擊，美國也結束了兩國對美的貿易歧視政策。目前，美國維護的國際責任僅僅是以其為主導的國際安全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而對于自由貿易體系和聯合國體系則基本將責任分給了眾多國家，在國際軍控、氣候變化、國際法律等義務方面則盡力選擇逃避以減輕負擔。無疑，美國處理國際責任的靈活方式也保持了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盡管從數據指標的意義上看，受新興大國興起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世界主要大國特別是新興大國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實力差距有所縮小，但無論是新興大國的興起還是金融危機，都沒有對美國的國家人口、領土、資源稟賦、軍事實力、支配輿論的權力等要素產生實質性影響，美國與其他大國之間仍保持相對穩定的實力差距，無論是新興國家還是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實力都還不能同美國相提并論，美國的“一超”地位依舊巋然不動。
美國強大的戰略調整能力不容忽視
正如資中筠先生所言，美國是一個具有漸進改革和自我批判精神的國家，這意味著美國具有強大的戰略調整能力和自我恢復能力，以應對國家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危機。霸權地位的維護不僅需要強大的綜合國力，而且需要處理好與國際體系的關系，而適宜的戰略調整是連接二者的重要橋梁。
針對小布什政府所激發的全球反美浪潮，奧巴馬政府上臺后，提出了“巧實力外交”，及時進行戰略調整。“巧實力外交”是在綜合吸收約瑟夫·奈提出的“硬權力加軟權力”、羅克寧的“戰略收縮”、約翰·魯杰的“多邊主義”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巧實力外交”是奧巴馬政府對外戰略思想的公關術語，在該戰略指導下，奧巴馬政府為修復美國的軟權力，主要進行了三個方面的外交政策調整：一是地緣政治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取脫身政策，尋求與伊斯蘭世界的和解，調整對“失敗國家”和敵對國家的政策，高調宣布“重返亞太”;17二是在國際人權事務上強調盟國的義務，力求用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在2011年3月的利比亞戰爭中，美國一改其原來的做法，鼓動盟國一馬當先，自己僅起到支持和掩護的作用，并借助非盟和聯合國安理會為這場戰爭包裹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三是美國在全球公共議題上展現出責任意識，重啟一系列國際多邊談判。如奧巴馬推進停滯多年的國際氣候變化大會，在國內積極推進新能源開發和綠色經濟，說服參議院通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由此可見，“巧實力外交”是對小布什政府戰略僵硬的調整，它將戰略收縮、多邊主義、大國協調、盟國協作、形象塑造等進行了巧妙的結合，但是美國仍然保留著使用硬權力維護美國利益的最后手段，這在最近美國執意要求敘利亞巴沙爾下臺的種種努力中得以展現。該戰略的運用在一定意義上幫助美國提升了它的國際聲望。
面對眼花繚亂的棋局，美國能夠迅速實現戰略調整的原因分析。首先，來源于其對國際體系控制手段的多樣化。從權力構成來看，美國有硬權力與軟權力的組合;從權力運用方式來看，有單邊主義、孤立主義、雙邊主義、多邊主義;從機制選擇來看，美國可以選擇沿用舊有機制，也可推動之前存在但作用不大的機制，也可另起爐灶重新創立一個機制。有趣的是，無論是哪一種具體的手段，美國都不會為之“癡迷”。這源于美國強烈的實用主義傳統：這種手段不行了，就用下一種。比如對國際危機的干預，美國在盧旺達種族屠殺之際選擇了孤立主義的不干預政策;在科索沃危機期間糾集北約盟國繞過聯合國安理會對南聯盟實施空襲但不派出地面部隊;在利比亞危機期間極力爭取了安理會對禁飛區的授權并且擴大了禁飛區的解釋，由盟國出面沖鋒陷陣;在第一次朝核危機時期主要采取了“接觸”加“談判”政策，而在第二次朝核危機時期則轉變為“遏制”加“孤立”政策。
其次，國內政治的黨派制衡限制了某一戰略的無度擴張。從對外戰略的指導思想來看，美國一直存在著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辯論，并且集中反映在國會的黨派競爭中。就兩黨傳統而言，民主黨更多奉行自由主義理念，熱衷于推廣普世的道德信念、維護國際機制的效力，習慣多邊主義外交，對擴張較為謹慎;而共和黨更信奉新保主義思想，主張堅守美國自己的道德理念，質疑國際機制的效力，習慣單邊主義外交，強勢擴張美國霸權。美國兩黨之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相互競爭和制衡有利于美國及時調整對外戰略，避免霸權國擴張無度的通病。可以說，由于兩黨的分歧更多是在策略上、側重點上的分歧，兩黨政治都承認美國的基本戰略利益，因此，政黨制衡與輪流執政為美國內政和外交提供強大的糾錯功能。
再次，國際機制對美國戰略行為具有一定的塑造效應。制度霸權是美國霸權的特點，這意味著美國不必直接強制其他國家，而是可以通過對國際機制的塑造，為國際體系內的行為體確立規則，使其降低了直接施展權力所付出的成本，并且收益更加持久。美國認識到，當它想要讓某項國際機制成為維護美國霸權體系的工具時，就需要出面承擔該項機制的各項成本并且動員其他國家共同加入。比如談判多年的國際氣候變化問題，事實上《京都議定書》所提出的5年預算期和第一個承諾期以及減排目標的6種溫室氣體都是美國提出來的;基于國內傳統經濟和對發展中國家責任的考慮，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直接打擊了全球氣候治理的進程，但是美國絕對不會放棄參與并主導該議題的努力，這在奧巴馬政府制定國內節能減排和綠色經濟計劃、回歸國際氣候治理談判中得以展現。
新興大國尚無法制衡美國霸權
進入21世紀以來，以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一直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在世界GDP中的份額比重越來越大，他們已快速成長為世界經濟的主力軍，但從國際體系的結構特點看，它們仍長期處于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邊緣地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將自身的利益偏好施加在國際機制的設計當中，不但自己能夠持久獲益，并且制定了集體行為的規范。在經濟領域，當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一些國際經濟機制和條款擺到中國等新興國家面前，使這些國家原有的政策體系與西方設計的國際機制有時顯得格格不入，讓它們倍感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新興國家要么改變傳統的經濟政策，加入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經濟機制，要么就孤立于國際經濟體系之外。比如，G20是全球主要經濟體商討國際金融與經濟事務的重要機制，然而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它的影響一直微乎其微，主要權利和抉擇基本是在西方發達國家控制的G8框架下進行的。在政治領域也是如此，新興國家對主權獨立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偏好受到西方國家所謂的人權高于主權的強烈沖擊，他們反對美國主導的一次次人道主義干涉。
新興國家沒有聯合起來對美國進行有效的制衡，也沒有進一步走向制衡的可能性。無疑，新興國家對現行國際體系由西方國家所主導并主要服務于西方國家的現實是不滿的，它們也力圖從力量對比、組織規范、國際共識與共同議題等方面推動國際力量格局的演進，加速多極化發展進程。新興國家之所以沒有聯合起來并進行有效制衡是因為：首先，新興大國制衡美國的成本遠遠大于從當前國際體系獲取的收益。盡管它們對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有著諸多不滿，但是它們的經濟快速增長一直得益于穩定的自由貿易體系和貨幣體系。而對美國及其同盟體系的有效制衡就需要新興大國之間彼此聯合甚至軍事結盟，這極不現實。其次，新興國家都主要是地區大國，受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這些地區大國與本地區其他國家之間都存在著領土爭端等矛盾，美國極易利用這些矛盾，通過“離岸平衡”手段牽制和制衡他們。18如俄羅斯有車臣問題、與親美鄰國的關系問題，中國則存在與日本、印度和部分東盟國家的關系問題，印度則擔憂同中國及巴基斯坦的關系，巴西也時刻警惕著阿根廷，這些問題恰恰消耗了它們不少精力，而且同地區競爭對手的平衡策略也注定少不了美國的幫助。再次，這些新興大國之間也存在利益分歧與不信任。從地緣上，中國與俄羅斯和印度同時接壤，彼此總會有些顧慮和猜忌。在當前國際規則方面，它們彼此的主張之間也存在矛盾。印度和巴西的“入常”主張，事實上都沒能得到中國和俄羅斯的支持;印度的核試驗政策也遭到了中國的強烈反對。這些無疑打消了結成制衡同盟的可能性。
新興大國對美國進行門檻較低的“軟制衡”的可能性分析。“軟制衡”是指“運用非軍事手段對美國政策進行延緩、阻撓和破壞”，包括“通過國際機制的否決、經濟策略、外交糾纏”等手段。19有學者認為，二等強國面對美國霸權的威脅又無力進行軍事制衡時，會采取上述“軟制衡”的方式提升美國維護霸權的成本，如果美國繼續推行強勢的單邊主義，那么長此以往，這種“軟制衡”有可能會變成“硬制衡”。筆者認為，新興大國在當前美國霸權體系中的邊緣位置推動了“軟制衡”動機的產生，并且在國際舞臺上也不難發現“軟制衡”的情況。比如在IMF的投票機制中新興國家就力主對美國進行“軟制衡”，修改國際金融規則。長期以來，美國獨享具有否決權的16.8%的投票份額，而新興經濟體一直難以享有話語權。經過討價還價，在2010年G20峰會上，各國就IMF改革達成一致，提高新興經濟體的投票份額，尤其是中國的份額將由原來的3.82%上升為6.39%，變成IMF份額第三名的國家。此次決議本應在2012年前生效，但事實上，美國一直拖延改革的日期，仍然希望中國等新興國家“多出錢，少說話”。
新興大國的“軟制衡”有明顯的局限性，更難以發展成為“硬制衡”。雖然這種“軟制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表達新興國家對美國霸權體系的不滿，但是尚難以實現自己的目標。首先，這些新興國家還無法在現有的國際體系中找到自己的準確定位，糾結于把自己定位為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從國家實力上看，這些國家均處在嚴格意義上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他們在履行國際責任、擔當發展中國家代表等方面，都把自己劃在了發展中國家的行列;而在國際權利訴求和修改、建立國際機制等方面，這些新興國家又往往要求與發達國家享有同等的權利。新興大國在國際體系中扮演角色的不確定性，不僅引發了發達國家的不滿，而且也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質疑。比如，無論是地區事務上還是在諸如核武器擴散等問題上，新興大國不斷強調自身作為崛起中大國的身份，既要參與世界和地區秩序的管理，也希望自己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長期保持優勢。另外，在WTO領域和全球氣候變化治理方面，新興大國一直主張并享有一定的優勢待遇，因為較低的能力意味著較低的義務。可是，美國等西方國家越來越對新興大國抱以不滿，不再希望以發展中國家的要求對待新興大國，而是希望它們承擔同發達國家一樣的義務。
其次，新興大國仍然把對美關系看得比同其他新興大國的關系更為重要，因為與美國打交道所獲得的利益大于對美國“軟制衡”所付出的成本。新興大國對美國進行“軟制衡”動機的強弱，與美國實行何種類型的外交政策及新興大國從中獲取的利益密切相關。當美國奉行多邊主義的對外“接觸”政策時，新興國家就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國際機制，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這樣新興國家“軟制衡”的動機就會變弱，他們會首先考慮與美國的貿易、技術交流、政治關系、軍事交往等問題;反之，當美國實行單邊主義，藐視國際機制，悍然發動不具備合法性的戰爭，新興國家“軟制衡”的動機就可能增強。所以，新興國家對美國“軟制衡”的出發點是將其行為拉回到堅持自由國際主義的軌道上來，而不是以變成“硬制衡”為最終目的。對于新興大國來說，處理好同美國的關系仍然是他們在當前國際體系生存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這些新興大國都不僅不會在對美關系上掉以輕心，而且還將對美關系作為其對外戰略的核心。
結論
盡管面對新興大國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加之遭受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打擊，美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但這并未改變其引領最新科技變革的能力、在國際體系中的一超地位及其在全球各領域的特殊影響力，美國在經濟規模、創新能力、軍事實力、制度建設與軟力量方面有著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優勢。同時，無論新興大國的興起還是金融危機都沒有改變當前大國基本戰略態勢的對比和權力結構。另外，由于美國歷史上經歷了多次相對衰落，在相對衰落逆境下培育了強大的戰略調整經驗和能力，美國憑借這些經驗和能力將克服大國崛起和金融危機對其霸權帶來的困境。由此可見，美國實力目前處于絕對增長和相對下滑的狀態，這種下滑屬于相對衰落而非絕對衰落的性質。從未來一段時間看，美國霸權仍有很強的生命力，它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仍會維持較長的時間。我們必須基于這樣一個基本的判斷，來認識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發展走向。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