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
《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在旗下的《阿爾法》(Alpha)雜志發布了最新的“富豪榜”，也就是對25位薪酬最高的對沖基金經理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人能掙好多錢。吃驚嗎?
不過在斷定這份報告無甚新意之前，我們還是考慮一下這25個男人(對，的確都是男人)，2013年總共掙了210億美元(約合1300億元人民幣)意味著什么吧。具體而言，我們來考慮一下他們的財運怎樣駁斥了人們對美國收入的不平等現象普遍存在的誤解。
首先，現代不平等的關鍵并不在于畢業生，而是在于寡頭。為極速加劇的不平等辯解的人，總是想遮蔽真正的富豪賺取的巨額收入，把他們藏在一群有些許小富的人背后。他們并不談論那1%或者那0.1%，而是會談論大學畢業生高漲的收入，或者收入水平最高的5%人。這樣轉移焦點，目標是柔化收入不平等的圖景，顯得我們討論的仿佛是普通白領專業人士，通過教育和勤奮力爭上游的故事。
然而很多美國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勤奮努力。例如，教師。然而他們卻賺不到大錢。去年，那25位對沖基金經理賺到的錢，比美國全部幼兒園教師整體收入的兩倍還要多。而且這種情況并非一直就有：上層中產階級和超級富豪之間的巨大鴻溝，直到里根(Reagan)時代才出現。
其次，忽略所謂“就業崗位創造者”的種種說辭吧。保守派希望你相信，在現代美國，巨額回報都給了創新者和企業家，他們建立企業，推動技術進步。然而那些對沖基金經理卻并不是以此謀生的，他們從事的生意是金融投機，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形容，這是“猜測普通人會怎么預測普通人的行為”。由于他們的許多收入來自傭金，不如說他們實際上從事的生意是，說服別人他們能預見普通人對普通人的猜想。
過去或許還能面無表情地辯解，所有這些投機取巧的勾當都是有建設性的，金融界(3.21, 0.38,13.43%)的經營實際上為社會提供的服務，與他們取得的回報相稱。然而現在，證據顯示對沖基金對于所有人都是一樁壞買賣，只有基金經理除外，他們提供的回報率并沒有高到足以證明自己應當拿到那么多傭金，他們也是經濟不穩定的重要來源。
在更宏大的意義上，我們仍然面臨著失控的金融業所引發的危機陰影。盡管通過讓納稅人買單救助銀行，避免了全面性的災難，但是要想彌補損失掉的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以及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我們差的還遠。考慮一下這樣的歷史，你真的愿意宣稱美國收入最高的人——他們大多數人要么管理金融業務，要么是大型企業的高管——是經濟英雄嗎?
最后，觀察一下富豪榜，就能發現托馬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他的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表達的觀點是有根據的，即我們正在走向一個富人主導的社會，而且他們的財富許多源自繼承，而非工作。
乍看上去，這一點并沒有那么明顯。富豪榜中的人物畢竟是白手起家。但總體而言他們致富的時間都是很久以前。就像《彭博視點》(Bloomberg View)的馬特·萊文(Matt Levine)指出的，現在頂尖的基金經理中，許多人的收入并非來自用他人資金進行的投資，而是來自他們自身積累的財富所取得的回報。也就是說，他們之所以賺錢這么多，原因是他們本來就已經很富有了。
而且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長期來看，極端的收入不平等會導致極端的財富不平等;的確，美國收入最高的0.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比例已經回到了“鍍金時代”的程度。這反過來又意味著，高收入越來越多地來自投資收入，而非薪酬。繼承成為巨額財富的最重要來源，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但這個問題為什么重要呢?基本上是因為它涉及稅收。
針對高收入者和擁有巨額財富者征收高額稅收，是美國長期的傳統，這一設計意在限制經濟力量的集中，同時提高財政收入。然而當下，一旦提到恢復這樣的傳統，就會面臨憤怒的指責：對富人征稅是有破壞性的，是不道德的。有破壞性是因為，這樣會使就業崗位的創造者不愿努力工作;不道德是因為，人們有權保留自己賺到的錢。
然而這種論調的核心基礎在于，我們對富人都是怎樣的人、富人的錢是怎樣賺到的存在的錯誤理解。下次聽到有人宣稱迫害富人有多么殘忍時，請想想那些做對沖基金的家伙，再問問自己，讓他們多繳一些稅，真的是一件糟糕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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