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1年出生于立陶宛。我的母親是純血統的立陶宛人,父親是俄羅斯人。1956年,我們全家搬到了烏克蘭的扎波羅熱市。父親在“扎波羅熱鋼廠”成為一名普通的裝卸工,母親則是一名裁縫,一生都在給人做衣服。我記得,我們一直生活艱難,購買生活必需品的錢都常常不夠。1969年我中學畢業后,因為不想增加父母的負擔,馬上就進入“扎波羅熱半導體廠”工作了。工作6個月之后,我所在的第18車間的黨組織接受我為蘇聯共產黨預備黨員。1970—1972年,我參軍在部隊,并在部隊里成為一名蘇共黨員。
我對自己的記憶始終與黨聯系在一起,并習慣了公共利益、國家利益高于個人利益。準確地說是個人計劃永遠是國家計劃的一部分。我永遠都為蘇聯而驕傲,為我是一名共產黨員而驕傲,為能為自己的祖國做出些有益的事情而驕傲。我所擁有的許多東西——對祖國的愛、思想上的堅定、教育、家庭,都與黨聯系在一起。如果沒有黨,沒有黨對我嚴格的要求,我可能這一輩子一無所獲,更不能領悟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馬克思主義真理即便是現在,無論是對我、我的朋友,還是對俄羅斯國內外的很多學者來說,都是不容置疑的。
1973年,我進入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學習后,組織上開始給黨員們更換黨證,把老式黨證換了新樣子。我拿到了編號為03029543的黨證。當時我23歲。從那時起直到1991年2月蘇共自行解散,我一直都使用這個黨證。
對于黨員來說,黨證意味著是什么?它意味著對于一個偉大的黨有形的歸屬感。這個黨是以先進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她維護本國全體勞動者的利益,維護自己的祖國在世界上的利益,她制定并通過每一個成員來落實黨的代表大會旨在建設繁榮社會的決議。每當看到鮮紅的黨證,你能意識到,你自己也是一個偉大的、強大的、有凝聚力的組織的一分子,而這個組織能夠肩負起任何重任。
黨證,是一個嚴格考核的證件。每次繳納黨費的時候,你都要向組織出示黨證,證明自己與黨的隸屬關系。黨證永遠都比身份證或其他證件更為珍貴。
那些毀掉蘇聯的蘇共叛徒,首先就是要擺脫黨。他們明白,有共產黨的領導,是無法做出這一卑劣行徑的。因此,在推行“改革”的那些年,大眾傳媒向蘇聯人民頭腦中灌輸這樣一種思想,即單獨一個政黨是無法領導社會的,因為一個黨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他們的第一步就是推行多黨制。接下來,“下一步”就是從所有政權機構、工廠礦山以及其他經營生產單位消除“一切”黨組織(當然,這里指的就是蘇聯共產黨)。建議所有黨員按照居住地原則“重新組織起來”(誰也不知道該怎樣組織)。我于1991年2月繳納了最后一次黨費,而3月份,我的黨證和登記卡就被退還到了我自己的手中。就這樣,一切都結束了。蘇共黨組織不復存在了。接著,政變(指的是1991年8·19事件)之后,就開始了對共產黨員的迫害、抹黑、甚至試圖組織對蘇共的法庭審判。蘇聯的所有不幸都始自戈爾巴喬夫的上臺,就是他和他的同伙發動了對黨和國家的反革命政變,是他們“自上而下”地瓦解了蘇共和蘇聯。
沒有了共產黨,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大國,這樣的地緣政治實體在當前的歷史階段根本無法存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體現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和國家認同感的唯一核心。如果今天解散了中國共產黨,明天偉大中國也將不復存在。
(作者:莫斯科大學社會學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聘外籍常務理事;譯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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