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美國在游說領域需要更完善的法律和更強的執行力度。游說文化盤根錯節，深入政治肌理，由于制度缺陷造成整個說客系統的腐敗。說客們也有各種辦法繞過法律監管，大量說客根本不去國會進行正規注冊，這樣一旦有任何后果就可以不負法律責任。
位于美國華盛頓特區白宮和國會大廈中間的“K街”集合了大批專業游說公司，被稱為美國總統、國會和法院之外的“第四權力中心”。雖然擁有龐大影響力和財力，職業說客(Lobbyist)在媒體和公眾中的形象卻不佳。近日，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viersity)公共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Affairs)成立了公共事務和支持學會(PAAI)，為在校學生提供高密度的強化課程和研討班，幫助他們分析游說的政治影響力，了解諸如草根性游說(grassroots)等特定領域的特點，也為立志以說客為職業的學生提供幫助。
美國政治特點催生專業說客
在美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中，說客雷米·丹頓(Remy Danton)左右逢源、野心勃勃的形象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記者采訪了長期從事游說領域研究的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政治學教授托馬斯·霍利奧克(Thomas Holyoke)。他在今年3月出版的新書《利益集團和游說：在美國追求政治利益》(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ng: Pursuing Political Interests in America)中，全方位向讀者展現了美國的游說政治。他告訴記者，美國的政治特點決定了兩黨為在競選中獲勝，都需要網羅不同種族、不同利益集團的人。但美國社會多元，政黨難以充分代表旗下各團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因此紛繁眾多的利益集團組織專業說客，向政策制定者提出他們關心的問題，力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獲益。但這些政策顯然只能滿足少數人的利益。
霍利奧克表示，雖然有人認為游說違法，事實上游說行為本身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職業說客只需在國會履行正式的注冊手續。霍利奧克告訴記者，他曾經在愛荷華州做過職業說客，負責政府公關;也曾在紐約州政府做過立法工作，每天被不同的利益集團游說。相比之下，他更喜歡現在的研究和寫作工作。
知名說客丑聞凸顯監管漏洞
美利堅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是一系列游說課程的建立者。3月下旬，他組織開展了第一屆“美國和歐洲游說改革會議”(Conference on Lobbying Reform in the U.S.and the E.U.)，旨在推動游說體系改革。他認為，在對游說公司和說客的監管方面，歐洲各國深度依賴說客自身的自覺性，美國雖有相應的法律監管，但執行力度較差。
2006年爆發的美國知名說客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丑聞成為游說業缺乏管理的代表。阿布拉莫夫是華盛頓“K街”最成功的說客之一，他最終在重重壓力下承認自己犯下合謀欺詐、逃稅和陰謀賄賂政府官員三項重罪。該案涉及多名國會議員及其助手以及白宮官員，是美國政壇近年來最具代表性的腐敗案件，也使得當年美國政府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該案件直接導致2007年國會通過相關法案對游說行為進行約束。
瑟伯提到，在國會大廈附近區域有幾十棟豪華建筑被游說公司買下，大量的國會議員走進房子進行各種交易，然后再返回國會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投票。
瑟伯堅持認為，美國在游說領域需要更完善的法律和更強的執行力度。他說，游說文化盤根錯節，深入政治肌理，由于制度缺陷造成整個說客系統的腐敗。說客們也有各種辦法繞過法律監管，例如大量說客根本不去國會進行正規注冊，這樣一旦有任何后果就可以不負法律責任;也有很多說客打著“顧問”的幌子，干著說客的工作。
游說職業何去何從
美利堅大學向來以政治領域的研究和教學見長，很多畢業生也希望能在“K街”謀得一份職位。該校政治學專業大四學生迪米特里奧斯·菲斯塔(Demetrios Festa)目前在華盛頓最優秀的游說公司帕頓·博格斯(Patton Boggs)做公共政策實習生，他在那里學到了很多有效的溝通技巧，也見到了許多頭腦靈活的說客。
菲斯塔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學校關于游說的課程對他幫助很大，美利堅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帕特里克·格瑞芬(Patrick Griffin)不僅教授他們理論知識，還帶領他們參觀不同的公司，邀請成功的說客來校演講，為學生深入了解該領域提供了很多幫助，該課程也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
隨著游說體系發展的多元化，說客的傳統形象也在逐步得到改觀，很多說客開始在慈善團體任職，為退伍老兵、貧困家庭兒童等群體爭取政策上的傾斜。有著豐富政府工作經驗的格瑞芬是公共事務和支持學會的執行主任，他曾任克林頓時期白宮立法事務方面的官員。格瑞芬認為，游說作為一項職業本身不應被人輕視，因為說客本身都是思維能力很強、行動高效的高素質人才。公眾對說客職業的偏見主要與政治領袖作為和媒體渲染有關，說客成為很多腐敗案件的替罪羊。
格瑞芬認為，公眾需要知道在美國政治環境下說客角色有存在的必要性。當前應把關注點放在如何監管方面，而這一領域幾乎是空白。瑟伯也表示，雖然對當下的游說行為持批判態度，但他仍然希望培養懂法、有道德操守的職業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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