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一家法院28日判處683名穆兄會成員及其支持者死刑，其中包括穆兄會最高領袖巴迪亞。在埃及政局持續動蕩，新的總統大選即將舉行之際，埃及軍方顯然已下定決心將穆兄會“斬草除根”。埃及軍方這種鐵血做法，擱在兩三年前是難以想象的，但現在卻顯得順理成章。這說明，僅僅在3年多時間里，埃及政治氣候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從3年前的“民主狂熱癥”，重新向“高壓集權”的狀態回擺。
2011年中東劇變被很多人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民主反對獨裁”的“阿拉伯之春”，埃及也在穆巴拉克倒臺后，將“民主化”當成醫治百病的“萬能靈藥”。結果，埃及從一潭死水的高度集權的一個極端，迅速走向一盤散沙的另一極端。國內政黨林立，高層權力紛爭，權力日趨空轉。民眾也熱衷街頭抗議，僅穆爾西執政一年，埃及就發生7400多次民眾抗議。埃及是典型的地租經濟，政局混亂連累埃及經濟倒退l5-20年，國家陷入建國60年來最糟糕的時期。
托克維爾曾說過，“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埃及國內民主亂象持續蔓延，使民眾亂極思穩，日漸認識到“秩序才是好東西”，國家最需要的不是無休止的抗議和爭吵，而是井然有序的政治秩序。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開始懷念穆巴拉克時期(實際是懷念穆巴拉克時期的穩定秩序)，認為“唯有強硬守律的軍事領導人，才能將國家從危機中拯救回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埃及軍方才借勢發動政變，推翻穆爾西民選政府。這種軍人干政明顯有違民主法則，卻被此前熱衷民主的埃及人視為使國家重回正軌的救命稻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埃及人已經用行動告訴世界：民主化不能拯救埃及，它只會使埃及越來越糟糕。
然而，對埃及來說，僅僅恢復秩序還遠遠不夠。從“1·25革命”到“6·30革命”，僅僅解決了“要秩序還是要自由”的緊迫問題，但沒有解決“要革命還是要反革命”的本質問題。當初穆巴拉克政權就能保障秩序，但由于其推行服務少數權貴的內外政策，最終遭到民眾唾棄。納賽爾擔任總統期間，同樣實行鐵腕統治，但由于其內外政策主要服務勞動大眾，捍衛埃及的國家尊嚴，因此多數民眾更愿意將納賽爾視為“鐵腕總統”，而不是“獨裁者”，甚至當埃及在1967年戰敗的情況下，民眾仍希望納賽爾繼續執政。這說明，阿拉伯民眾并不反感“強人政權”，尤其在經歷了民主神話破滅的教訓后，民眾對徒有其名的民主轉型越發失去興趣。事實上，埃及民眾并不在乎未來政權是“民主政體”還是“集權政體”，更需要的是能解決他們切身問題的“好政府”。套用中國那句俗話，“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從這一意義上說，埃及當權者的當務之急，是找到一條廣受民眾擁戴的新型政治經濟路線。如果埃及軍方重新掌權，僅是為回到“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時代”，這將意味著“1·25革命”成果基本清零。但這顯然是已經覺醒的埃及民眾不能容忍的。正像與穆爾西短暫的“蜜月期”一樣，埃及民眾與埃及軍方的“蜜月期”將可能同樣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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