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處理五四運動，或者說處理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關系，需要某種表現為歷史觀的、真正的政治智慧。這與處理新中國成立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實質上并無不同。
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我曾就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研究與評價史做出如下概括：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政治史與社會史的一些重要關頭，對五四運動的每一次探討與評價總能帶來新的歷史興趣與現實效果，甚至可以說是某些重大歷史轉折的先聲……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關于五四運動出現了不同于正統的史學描述……另行回顧過去是為了走向別樣的未來。無疑，新描述并不出于所謂單純的客觀史學興趣，其重點也并不在于對五四運動進行孤立的評價，而是試圖突破革命的歷史目的論，探索另外的歷史敘述框架與社會建設藍圖。這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五四運動所引發的一切論爭的實質……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將自己指認為接續新文化運動的新啟蒙運動。這固然意味著它對五四運動政治激進主義面相的溫和反思與潛在拒絕，但另一方面卻也同樣表明它繼承了后者激進的反傳統文化話語……1990年代以來，政治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先后興起，幾乎將批判的鋒芒一致對準了中國革命復雜的激進主義思想資源，中國與歐洲的啟蒙運動同樣遭到檢討……由于在政治與文化兩方面遭遇雙重否定，五四運動的思想史地位大抵降到了誕生以來的最低處。”
時隔五年，這些話大體仍然有效，但當前的研究又表現出新的方向。一是保守主義傾向的繼續發酵，對五四運動的否定從部分轉到了整體。這種傾向大概是五四運動研究史上從未有過的。二是在“五四”啟蒙與儒家傳統之間發現某種辯證關系，讓“五四”精神和傳統文化相互限制、彼此融合。這大概算保守思潮里頗具現實感的中道派。三是把“五四”放到了20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危機和中國革命史、建國史的背景下，特別是從新中國的奠基和道路回看這一運動。這個方向努力的人比較少，但也許最有前景。
如果說，李澤厚試圖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來區分“五四”的不同面相，并選擇繼承啟蒙精神的話，那么新興保守主義對啟蒙本身的尖銳批評，實際上是把李澤厚終結革命的邏輯貫徹到底。啟蒙是救亡的前提，救亡是對啟蒙訴求的實現。“五四”青年的救國并非源于士大夫的朝堂意識，而是屬于全民國家意識。現代國家意識及民權意識的普遍化和實體化，才是“五四”啟蒙的最終目的，是新青年的“愛國主義”不同于傳統“興亡有責”的關鍵所在。雖然理論上雙方或可有所調和，但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儒家制度與文化的某些特征(君權、父權、夫權、紳權、宗族制度等)，以及某些尊孔的政治勢力(例如舊官僚及地主階級的政治集團)，和“五四”一代興起的新愛國主義仍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這是中國革命精神在“五四”時期不得不與儒家傳統明確決裂的重要緣由。
“五四”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的組成部分，對待“五四”的態度包含著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這是保守主義思潮批評“五四”的隱秘出發點。但某些魯莽的保守派忽略了人民共和國是中國革命的產物，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也影響了對待共和國的態度。五四運動是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國基石之一。否定五四運動不可能不觸及共和國。從否定革命出發，導致尋求某種“革命”，從而走到自己的反面。這就是魯莽保守派的“辯證法”。
處理五四運動，或者說處理革命和建立新中國的關系，需要某種表現為歷史觀的、真正的政治智慧。這與處理新中國成立后兩個三十年的關系實質上并無不同。1949年上推三十年，正是“五四”之年。1949年的新中國建立者(the founders)，正是從“五四”一代中分化出來的、與工農相結合的知識精英。五四運動雖是知識分子運動，但其歷史歸宿已是喚起、整合和組織民眾的運動。沒有對人民的喚起、組織，沒有國族意識的建立，現代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基于人民主權的現代國家的內在起源無非是：具有傳統背景的精英突破傳統，打破或改革舊的、狹隘的政教秩序，全面組織民眾。哪個政治派別能動員和組織更多的民眾，哪個政治派別就有更強大的建立新中國的能力。
啟蒙不可或缺，但本身不是目的。宗教改革與啟蒙是將傳統臣民組織為國家主權者、進入現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五四運動只能背負起比歐洲啟蒙更沉重的使命。這就要求中國的社會改造者必須把圍繞宗族祠堂建立的傳統社會重組為普遍同質的政治體(這就是“反封建”的真正含義)。由于沒有教會傳統，他們必須白手起家，直接向最具組織能力的布爾什維克學習。儒家雖無一神教構建普遍同質組織的經驗，卻不乏通過非神學的理性教育選拔平民精英的優良傳統，這在列寧主義的組織構架下可以得到有效的挪用。這同時也是五四運動中的溫和派(如馮友蘭和溝口雄三在梁漱溟身上發現的所謂“另一個五四”)在儒家那里找到的，可與啟蒙理性傳統對接的地方。
今年也是“一戰”爆發100周年。五四運動乃至俄國革命都屬于“一戰”的后果。作為帝國主義國際均衡體系破裂的產物，“一戰”促使中國比晚清時更徹底、主動地卷入了國際體系。老大的東方帝國(俄羅斯、土耳其等)為避免敗亡，只有快速工業化。這必然導致破壞舊的土地制度以及與此相應的貴族—士紳政治及文化。變革是慘烈的，需要強大的中央政權和意志堅定的改造者，需要全盤重塑人民。俄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厘清這些歷史情境和脈絡，多少有助于回應對五四運動的學究式批評。“反帝反封建”、“科學與民主”等在語義上引起許多爭論的口號，是應該而且可以獲得“語用學”論證的。
（作者系復旦大學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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