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端于2013年末的烏克蘭危機仍在持續發酵,歐盟、美國、俄羅斯、烏克蘭各方圍繞著自己的核心利益,使出各種手段。世界在看到一幅似曾相識的冷戰圖景的同時,又看到了微妙而有趣的新變化。這種新變化,用一條在中國社交媒體廣泛傳播的貼文來說,就好像是“美國與俄羅斯的外交代表拿錯了發言稿”。
從冷戰結束后就高舉“人權高于主權”大旗的美國,在烏克蘭危機前半段還保持著對依托歐美資助、利用新媒體組織民眾上街游行推翻民選總統的絕對支持;而到了克里米亞公投要求加入俄羅斯后,美國瞬間又從“人權衛士”變身為“主權衛士”,還主動提起已被忘記得差不多了的《布達佩斯備忘錄》,要求俄羅斯尊重烏克蘭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作為另一個當事方的俄羅斯,也表現出了令人驚嘆的靈活性——長期在人權問題上用主權對抗美國的莫斯科,冷靜地要求華盛頓尊重克里米亞人民的選擇。當然,俄羅斯還是比較厚道的,因為普京認真地提醒美國,不要忘記當初揮舞著“人權高于主權”旗幟在伊拉克、科索沃等地的所作所為,畢竟那些事情不是新媒體上的帖子,不會被華盛頓輕易刪去。
這種錯亂,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人權和主權問題上如此公然的雙重標準,有著重要的政治意涵。
首先,這種錯亂凸顯了“顏色革命”類的“柔性政權更迭”模式的結構性困境正在暴露。作為始作俑者和倡導者的美國,似乎已經無法處置“顏色革命”帶來的各種復雜后果。2013年烏克蘭危機發端至今,街頭運動始終遵循著2004年“橙色革命”的邏輯:新媒體與跨國活動分子的結合,來自西方發達國家資金的支持,本地精英階層的分裂,輿論話語符號的塑造,以及用具有視覺沖擊力的街頭少數作為“民意代表”在西方媒體的支持下奪取政權。
這種模式可以追溯到1999年的前南斯拉夫。美國“自由之家”等機構支持的前南斯拉夫非政府組織Optor首創這種模式推翻米洛舍維奇,之后變身為專職的培訓中心CANVAS,并繼續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在50多個國家進行培訓,促成了15場各種類型的“顏色革命”。這種“柔性政權更迭”模式的威力,在“橙色革命”前后達到巔峰,但在利比亞、敘利亞、埃及表現出了頹勢,最終在烏克蘭展現出了最脆弱的內在結構性困境。這個困境就是,“柔性政權更迭”是一種可以被學習和復制的模式,美國打開了瓶子,放出了精靈,卻無法保持對精靈的絕對控制。當親俄的政治力量開始在克里米亞、頓涅茨克等地復制這種模式時,美國無法保持沉默,只能撿起先前被踩了無數腳的主權原則。因此,如何將“柔性政權更迭”的精靈重新放到瓶子里去,避免其對全球穩定造成更大的負面沖擊,需要各國認真思考。
其次,這種錯亂背后的深層原因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為什么控制不住精靈了?因為美國的整體力量趨于耗散,包括有形的軍事力量、經濟資源,也包括無形的政治意志、民心士氣。用“柔性政權更迭”方式來推動所謂的民主化,就是利用新媒體加跨國活動分子,人為地激化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的主要矛盾——民眾心理預期上升的速度,與滿足預期能力之間的差距。
但是,政權更迭不僅有破,更要有立。之所以大量民眾愿意相信某些看上去就沒有可信度的政治動員,不是民眾沒有鑒別能力,而是民眾對“破”之后的“立”有著異乎尋常的信心,并愿意為此承受不確定的代價。但是,實施“柔性政權更迭”模式之后的國家,如同做了大手術而大量失血的病人,在自身造血機能恢復之前,必須接受大量的輸血。這意味著歐美國家必須做好無私援助的準備,不說完全不求回報,但至少也要能有點當初馬歇爾計劃的戰略眼界。但可惜的是,今天的歐美國家完全不具備這種條件,普遍出現的是“始亂終棄”,“管亂不管治”。這不僅導致了局勢的更加混亂,還因為少數西方國家缺乏擔當的肆意妄為,一些國家蒙受了更大損失。
第三,這種錯亂,不僅體現了全球力量對比的變化及發展態勢,也折射了傳統大國的基本行為邏輯——利己主義基礎上的雙重標準。無論哪一方,都可以為了自己眼中的國家利益,赤裸裸地根據雙重標準采取行動,甚至連最基本的掩飾都可以不用。
因此新興大國需要沉著應對,探索義利之間的微妙均衡。對新興大國來說,可以的選項有復制學習、拒絕面對與自主創新。復制學習,就要學習傳統大國厚臉皮基礎上的雙重標準,但這必然會重蹈大國政治的悲劇;拒絕面對無異于鴕鳥政策;自主創新意味著有理有利有節地對復雜事態進行細致分割,并在原則、利益、方式之間找到均衡。畢竟,憑借中國自身的資源和力量,即使支持盟友,也可以尋找到適當堅持原則與立場的有效方式;即使反對對手,也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尋找斗而不破的模式。
烏克蘭危機的發生,以及發生之后看似不合常理的立場互換,并不是因為“拿錯了發言稿”,而是國際體系走向某個重大變革關口的前兆。(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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