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危機已成為當前中東最具爆發性的地區熱點。相比于其他政局動蕩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危機外部干預色彩最為明顯。這種外來干涉的最終目的，就是想方設法推翻巴沙爾政權。敘利亞的遭遇在中東乃至整個第三世界頗有典型性，對其進行深度剖析，有助認清當前新干涉主義本質與危害。
一、敘利亞危機：外力主導的國內危機
近年來，政權更替日趨成為西方大國謀求霸權利益的主要法寶。塞爾維亞(2000年)、格魯吉亞(2003年)、烏克蘭(2004年)、吉爾吉斯斯坦(2005年)都是這方面的成功案例。2011年中東劇變則為西方大國提供了更大試驗場。這場劇變剛開始，西方媒體便搶先將其冠名為“阿拉伯之春”，朝民主化方向引導。而突尼斯、埃及等國政權更替背后，就暗藏著西方干預的陰影。而在敘利亞危機中，外部干涉的痕跡比其他阿拉伯國家都要明顯。這場危機表面是敘政府軍與反對派，或者說是不同教派間的搏殺，實則自始至終受到外部勢力的操縱和干擾。據“維基解密”稱，自2006年啟動“中東伙伴倡議”以來，美國就開始秘密資助敘利亞反對派，2006—2010年間，美國斥資600萬美元資助培訓敘利亞的記者和社會活動分子等計劃(包括在倫敦的穆兄會分支機構“正義與發展運動”。許多美國智庫還設有“敘利亞小組”或“敘利亞工作組”，用以同敘利亞反對派聯系。“敘利亞全國委員會”(CNS)多名領導人與美國“民主輸出”機構有瓜葛。2011年1月底埃及抗議升溫、敘利亞國內抗議蠢蠢欲動之際，美國馬上將大使羅伯特·福特派往大馬士革，以加強對敘利亞民眾抗議的“指導”。此外，西方還向敘利亞發動媒體戰。2011年敘危機爆發前，“臉譜”網站和有關敘利亞博客上就出現呼吁示威的帖子，這些帖子都是在美國撰寫、由美國人發布的。敘危機爆發后，西方媒體有意識地將巴沙爾政權界定為“獨裁政權”，將反抗者定義為“民主運動”，而且只發布攻擊敘利亞現政權的新聞(相當部分并不屬實)，而對反對派惡行視而不見。
敘利亞危機升溫后，美國等外部勢力的干涉力度也隨之加大。美國總統奧巴馬2011年8月11日明確要求巴沙爾下臺。同時加大武裝敘反對派力度。據報道，中情局和美軍特種部隊在駐約旦和土耳其的軍事基地秘密培訓敘利亞反對派，并向敘反對派提供了價值1.23億美元“非致命性物資”。中情局還幫助將3500噸軍事物資從沙特和卡塔爾運往敘利亞。2013年5月，美國指使歐盟解除對敘利亞反對派的武器禁運。6月22日，美國等11國外長參加“敘利亞之友”國際會議，強調要向敘反對派提供緊急軍事。正是由于美國等西方的推波助瀾，才使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從無到有，由弱到強，直至與政府軍分庭抗禮。然而，即便如此，反對派武裝始終未能推翻巴沙爾政權。相反，2013年5月以來，敘利亞政府軍節節勝利，戰場形勢日漸有利。眼見通過間接方式策動敘政權更替的“A計劃”泡湯，美國索性從幕后轉向臺前，以8月21日化武襲擊事件為借口，幾欲對敘采取軍事干預的“B計劃”。目前，盡管“化武換和平”使戰爭陰云暫時散去，但美國推翻巴沙爾政權的目標并無變化，未來仍會繼續進行打壓。
近十年來，西方大國在中東的政權更替大體經歷了三個版本：2003年武力推翻薩達姆政權是“1.0版”;2011年在突尼斯、埃及等國實現“民主轉型”是“2.0版”;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的干預則屬“3.0版”，即主要采取非暴力干涉，干涉失敗后，轉而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西方的新干涉主義正在進入新階段。
二、更迭敘利亞政權是美國既定中東戰略的延伸。
美國中東政策有多重戰略目標，其中，確保以色列安全、防止地區大國崛起是兩大互為因果的戰略目標：中東其他國家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反之，其他國家越強，以色列就越不安全。策動敘利亞政權更替，正是美國既定戰略的延續和具體體現。具體說，這可以從兩方面解讀。
首先是重構中東的地緣政治版圖。從地緣政治角度看，確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設法顛覆和重構阿拉伯世界的地緣版圖，使阿拉伯國家日趨分裂、內耗，從而無暇、無力對付以色列。曾任以色列外長的奧代德·伊農早在1982年2月就提出，要將整個中東分裂為盡可能最小的領土單位，并提到將敘利亞根據族群被分裂為幾個國家：東部將變成一個什葉派的阿拉維國家;阿勒頗地區變成一個遜尼派國家;大馬士革將出現另一個與其北部鄰國對立的遜尼派國家;德魯茲派也要建立自己的國家。1996年美國智庫曾提出一份被稱為“清晰的斷裂：確保國土安全的新戰略”的戰略報告，首次公開提出顛覆薩達姆政權，并對巴勒斯坦、敘利亞采取咄咄逼人的軍事威懾。“9·11事件”前，小布什政府就將該問題提到優先地位。“9·11事件”發生后，小布什進一步接受了夏蘭斯基、劉易斯、亨廷頓等人的理論，主張利用阿拉伯世界的族群、部落、教派的斷層帶，重塑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并將該戰略稱為“創造性混亂”戰略。2006年6上臺，國家戰爭學院的軍官拉爾夫·彼得斯在《武裝部隊雜志》(Armed Forces Journal)發表文章，描繪了一份重構后的“新中東”地圖(詳見下頁)，認為為實現西方全球戰略心目中的世界新秩序，中東出現沖突是必要的。分析認為，這張地圖體現了美國對中東戰略的長期目標。小布什政府在中東推行的“建設性不穩定”(Constructive instability)政策，實際就是這種戰略思路的翻版。該戰略試圖通過推動政權更替，乃至地緣版圖重組，來保護美國的安全和利益。武力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政權，對阿拉法特采取“胡蘿卜加大棒”政策，以及在埃及和沙特推動政治改革，均是這一政策的組成部分。
2009年奧巴馬上臺后，看似摒棄了小布什政府“武力+民主”的行為方式，實則無論目標還是手段并無變化。小布什時期成立的人道主義基金會、非政府組織、非暴力民主組織等，在奧巴馬統治下繼續享受資助和后勤支持。2002年小布什執政期間確立的中東伙伴倡議(MEPI)，在奧巴馬任期內成為美國外交工作的排頭兵。2011年中東劇變的發生，以及美國政府及各種非政府組織在中東政治轉型過程中或明或暗的干預，都是美國在伊斯蘭世界長期戰略的組成部分。
而敘利亞現政權無疑是美國實現中東戰略的一大絆腳石。敘利亞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發祥地，也是阿拉伯世界反以斗爭主力軍。敘利亞還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鐵桿盟友，擔負著連通伊朗與真主黨、哈馬斯的紐帶作用。由于這些因素，美國一直將敘利亞視為眼中釘。2005年啟動的“建設性不穩定”政策，就將敘利亞列為政權更替重點目標之一。分析認為，美國在敘策動政策更替，目的是讓敘以簽署打折扣的和平協議，乃至摧毀敘利亞的民族國家基礎，將其分裂成彼此沖突的幾塊。
而敘利亞教派的弱點正好被西方充分利用。敘2300萬人口中，遜尼派占65%，阿拉維派至多占15%，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基督徒、德魯茲派、伊斯瑪依派、庫爾德人等。巴沙爾政權屬于占人口少數的阿拉維派。盡管阿薩德政權主張世俗化，刻意淡化教派分界，竭力將阿拉維派整合進“穆斯林”范疇，但“教派林立”畢竟是敘一大弱點。2011年敘利亞危機升溫后，美國等外部勢力刻意制造教派沖突，試圖借此加快敘政權更替，乃至肢解敘地緣版圖。《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中東通”托馬斯·弗里德曼公然宣稱，對敘利亞最有可能的做法，就是實現某種事實上的“分區而治”：主要由阿拉維構成的親阿薩德敘利亞人控制一個區域;遜尼派和庫爾德敘利亞人控制剩下的區域。這是因為，唯有如此才‘能使美國在中東長期扎根，才能使以色列安全得到根本保障。此外，更迭敘利亞政權，還可削弱夙敵伊朗的勢力范圍。《紐約時報》直言：“打擊敘利亞是對付伊朗的最好辦法。”
其次是削弱中東國家的政治自主能力。防止地區性大國崛起是美國中東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這一政策目標落實到操作層面，就是盡可能扶弱抑強，容忍、扶植那些體制落后的親西方國家，打壓那些綜合實力較強、又不肯臣服西方的地區性強國，最終使這些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認可、追隨土耳其和薩達特后的埃及，在技術和軍事上遜色于以色列。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是早年的英法殖民者，還是二戰后的美國，其“經略中東”的基本思路相似，都是鼓勵、扶植中東國家內代表落后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和政治制度，竭力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由于統治基礎孱弱，這些統治者只有仰仗西方支持才能維系統治，因此不得不悉心維護西方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從而使西方大國與當地統治人物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系。——由此不難理解，中東為何會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保留最多的地區，而且這些國家在中東歷次重大事件中幾乎總是自動與西方結盟。
這一政策的另一面，就是遏制中東地區的政治自主能力，重點打壓那些相對先進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冷戰時期，美國政策重點是遏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中東擴張，因而一定程度可以容忍包括納賽爾在內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權，對薩達特的國家民族主義更是大加贊賞。但當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威脅消失后，這些民族主義政權便成為美國控制該地區的主要對手，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等美國過去可以容忍的政權，便逐一成為打壓、顛覆的目標。
美國對敘利亞的打壓就屬于這種情況。敘利亞在中東屬于中等強國，其政治體制基于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和軍隊的絕對忠誠，具有很強的決斷力和執行力。有學者正確地指出，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政權，不同于沙特甚至埃及的政權，它“并不是在社會懦弱無能的一種低級獨裁。……它對于居統治地位的掌權者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紀律約束：它設法把它能夠在政治上動員其國內民眾支持改革性目標的能力作為權力基礎，這和新月形沃地一帶的其他政權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強國來維護其國內的安全的。”就敘利亞而言，它奉行“統一、社會主義、自由”的強國之策;領導人巴沙爾較高威望，得到約70%民眾支持;各教派相安無事，國家認同高于教派認同;婦女權益得到充分保障?？梢哉f，敘利亞幾乎就是中東世俗國家的典范。巴沙爾政權在各種外部勢力聯合打壓下屹立不倒，充分說明這種政權的頑強生命力。但對美國來說，這種“政治典型”正是美國半個多世紀來在中東集中打擊的那類對象：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主張阿拉伯民族自決和資源國有化，主張世俗政治，遏制教派間斗爭的力量。
2011年中東劇變為西方乘勢在敘策動政權更替提供了難得契機。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干預“中東波”，目標并不是在中東實現民主，而是借機整肅中東政治秩序，保證相關國家繼續服從它們對全球化戰略部署的要求。“改變一切，以便一切又都不改變”。其中最重要一環，就是摧毀那些抵制這一戰略的國家和政治力量，在那些與西方格格不入的國家(如利比亞和敘利亞)策動政權更替。2011年10月西方在武力推翻卡扎菲統治后，集中力量在敘利亞策動政權更替。敘利亞危機實際是利比亞政權更替政策的延續?？梢韵胍?，如果巴沙爾政權倒臺，伊朗必將是下一個政權更替對象。
三、敘利亞危機為中東打開“潘多拉魔盒”
敘利亞地處阿拉伯世界心臟地帶，是各種地區問題的交匯點。而巴沙爾政權的存在，很大程度發揮著“安全穩定器”作用。西方為一己之私，在敘策動政權更替，如同打開“潘多拉魔盒”，不僅使敘利亞局勢日益動蕩，而且其外溢效應也使整個地區面臨“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阿拉伯世界日漸失去聯合自強的“最后火種”。阿拉伯世界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完全有潛力成為世界有影響力一極。但一戰后英法將該地區分成若干小國，由此導致阿拉伯世界孱弱無力，難以阻擋外部干涉。阿拉伯世界要想實現民族復興，唯一出路就是盡可能聯合自強，對內加強政治團結和經濟一體化，對外“用一個聲音說話”。
在這一戰略構想中，敘利亞發揮重要的正向作用。一方面，敘利亞是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的主要發源地。薩提·胡斯里、米歇爾·阿弗拉克等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代表人物都是敘利亞人，執政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其政策綱領是“統一、社會主義、自由”，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是阿拉伯民族團結”。另一方面，敘利亞還是阿拉伯統一和團結的忠實踐行者。l958年，敘利亞曾與埃及實現短期合并。l970年上臺的阿薩德同樣高舉阿拉伯統一大旗，他曾指出：“阿拉伯統一不僅僅是一種感情，它是永恒的歷史真理，是阿拉伯力量的源泉，它還是全體阿拉伯人民爭取與世界上其他人民平等相處的斗爭。” 巴沙爾盡管不像其父那樣高調，但政策主張中仍保留了“阿拉伯屬性”和“反以”兩大特征。這使巴沙爾政權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即使連續兩年多的內戰也未能動搖民眾對現政府的支豐土窒.據卡塔爾基金會2013年9月民調，有46%的敘利亞民眾認為巴沙爾是“好總統”，55%的民眾不愿巴沙爾下臺，68%的民眾不贊同阿盟對敘制裁。
然而，內外勢力的聯合干涉使敘利亞由治到亂，元氣大傷。一是人員傷亡慘重。據聯合國難民署2013年9月3日公布的報告，逃往鄰國的難民人數超過200萬，難民人數一年增加近10倍，還有400多萬人因戰亂離開家園，背井離鄉的人口總數已達620萬，約占全國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二是經濟損失巨大。從2011年3月到2013年3月的兩年問，敘利亞內戰毀損了9000多棟公共建筑，公共部門損失超過l50億美元。前敘利亞計劃部長Abdullah al-Dardari估計，敘經濟由沖突前的年均增長6%到現在下降35%，GDP損失超過40%，外匯儲備由戰前的170億美元降至40億美元，失業人數由50萬升至250萬，敘鎊與美元兌換比例由47：l升至200：l，西方制裁使敘石油業每月損失4000萬美元。聯合國報告稱，2012年敘利亞GDP同比下降29.1%，失業率達35%。如內戰持續，2015年底失業率將超過60%。敘利亞從安詳穩定的政治穩定綠洲，日漸變成人間地獄。由此使阿拉伯世界正在失去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最后保留地。
在這一過程中，卡塔爾、沙特等海灣國家與西方結成“神圣同盟”，在西方削弱阿拉伯世界整體能力的過程中扮演了幫兇的角色，卡塔爾半島電視臺重復播放經過歪曲的消息。另一家卡塔爾電視臺宣稱“巴沙爾背板了穆斯林”，呼吁進行宗教對抗。這些海灣國家對敘利亞局勢“人為的黎巴嫩化”承擔一定責任。東正教教長格雷高里奧三世指出：“如果阿盟為巴勒斯坦所作的能達它為敘利亞的民主化所作的十分之一，巴勒斯坦可能早就立國了。”從美國中東戰略角度看，敘利亞由治到亂、元氣大傷，以及海灣等阿拉伯國家引狼入室，恰恰意味著阿拉伯民族主義火種正在中東徹底熄滅，意味著美國重構中東地緣版圖戰略的日漸成功。
其次，中東政治轉型異化，“主義之爭”演變為“教派之爭”。外部干涉不僅使敘政治紛爭演變為全面內戰，還極大改變了中東政治轉型的議題和方向。肇始于2011年的中東劇變，原本帶有反權貴統治、反新自由主義以及反對依附西方的歷史進步性，是阿拉伯民眾對原有政治經濟路線的否定，其最終目的本應是尋求替代性的治國理政新思路。但敘利亞危機的持續發酵，將這種正常的“主義之爭”，演變為不分青紅皂白的教派沖突。
當前的阿拉伯國家大多是一戰后英法殖民者匆忙建立的新國家。歐洲殖民者最初并未考慮這些國家的教派構成，造成跨界民族、教派現象明顯，不少民眾的教派、部族認同意識，明顯高于國家認同。這種原生態的教派意識，隨著中東各種外來意識形態的相繼失敗而日漸強大：l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失敗，使阿拉伯民族主義日趨衰落;2011年中東劇變更意味著國家民族主義的破產。而世俗威權政體的垮臺，往往會使教派政治大行其道。2003年薩達姆垮臺后，伊拉克很快陷入教派政治/沖突，周邊國家也將鼓勵教派認同作為安全舉措，紛紛向與本國屬性相似的教派提供資金乃至武器支持。2011年卡扎菲倒臺后，利比亞同樣面臨部族政治/沖突問題。
敘利亞危機引發的教派沖突更具爆炸性和傳染性。敘教派構成復雜，巴沙爾政權又是少數派統治，1982年老阿薩德曾對哈馬城的遜尼派造反進行過屠城。因此在遜尼派伊斯蘭主義看來，“阿拉伯之春”為重塑后殖民時代的中東地圖提供了難得機會，而推翻阿拉維背景的巴沙爾政權則是重要組成部分。敘利亞薩拉菲主義的最終目標，就是摧毀敘利亞多教派共存的方式，宣稱“這種神圣抵抗將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敘利亞國土從卑鄙的阿拉維派手中解放出來，使遜尼派從被壓迫狀態解脫出來”。
敘利亞地處中東教派斷裂線的中心位置，且國內沖突明顯是外力推動，因此敘利亞危機引發的教派沖突，很快就演變為地區性教派對峙，形成“遜尼派VS什葉派”的教派政治格局。敘遜尼派反叛勢力得到沙特、卡塔爾、土耳其等國大力支持，其目的不是建立多元民主政體，也不是創建多教派并存國家，而是重繪中東政治地圖，擴大和建立“遜尼派地緣政治弧”，削弱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哈馬斯過去一直是敘利亞和伊朗的地區盟友，伊朗每月為其提供2000萬美元及各種武器，但敘利亞沖突升級后，哈馬斯與巴沙爾政權日漸疏遠，轉而投向埃及、卡塔爾甚至土耳其懷抱。什葉派國家和勢力則力挺巴沙爾政權。伊朗更是不遺余力，為巴沙爾政權提供了大量武器、資金和軍事顧問。伊拉克什葉派背景的馬利基政府，因擔心遜尼派在敘掌權對伊拉克什葉派政府不利，因此表面宣稱不干涉敘利亞內政，實則站在巴沙爾政權一邊，允許伊朗利用其領空援助敘利亞，l同時對什葉派武裝人員赴敘參戰睜一眼閉一眼。黎巴嫩真主黨同樣力挺巴沙爾，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坦直言：“敘利亞是抵抗運動的主要支持者，因此抵抗不能停止直至打碎極端遜尼派分子的脊梁。”有報道稱，真主黨派遣了8000多名士兵參加敘利亞內戰。
敘利亞遜尼派與什葉派間敵對的日益增加，重新點燃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門的教派激情，并由此引發什葉派大國伊朗與遜尼派大國沙特、土耳其之間的直接沖突和較量。“在伊斯蘭教l400多年歷史中，曾經周期性爆發的教派對立再次隆隆而來。”敘利亞危機已演變為一場“文明內的沖突”。而美國等西方大國在中東維系統治的前提之一，就是地區國家/勢力內斗不斷。敘利亞危機導致遜尼派與什葉派矛盾升溫，客觀上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第三，落后保守勢力在中東日漸占據主導。中東動蕩之初，發生政權垮臺或政局動蕩的國家，大多是親西方國家(如突尼斯、埃及、也門等)或保守勢力(如巴林動蕩)，由此使西方在中東影響力日趨下降。為扭轉不利局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干預力度。一方面，他們力挺中東的親西方國家，盡可能保住這些政權(如沙特、巴林等)，如果當權者大勢已去(如穆巴拉克政權)，美國便順水推舟，借以贏取民心，并通過經濟援助等手段試圖將這些國家繼續留在西方體系內。另一方面，對敘利亞等不肯臣服西方、強調自主發展的地區國家，則借機大舉撻伐。而海灣國家由于自身結構異常脆弱，為保證自身政權生存，必須讓鄰國也變得脆弱，因此起勁地參與打擊利比亞、顛覆敘利亞的干涉行動。
這種內外聯合的最終結果，就是使地區進步勢力遭到削弱，而保守勢力則日漸站穩腳跟，聲勢日壯。摩洛哥暴動很快被撲滅，媒體甚至未進行大肆報道;巴林民眾抗議遭沙特和阿聯酋出兵鎮壓，但并未激發美國抗議。突尼斯在本。阿里倒臺后，政權落入更加親西方人士之手，該國南部成為英國、法國和卡塔爾等國向利比亞輸送武器和雇傭兵、推翻卡扎菲政權的中轉基地?？ㄔ普嗟古_后，利比亞也轉而成為向敘利亞輸送武器和武裝人員的前進基地?？梢韵胍姡绻麛⒗麃喺嗫迮_，中東落后保守勢力勢必影響更大。近六十年來，中東在經歷了納賽爾統治下的埃及、布邁丁治下的阿爾及利亞、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以及阿薩德家族統治下的敘利亞之后，可能迎來的是沙特等海灣君主國主導的保守主義時代。
地區保守勢力上升對美國顯然不是壞事，中東保守勢力一直是美國應對工會、左翼政黨和民族主義政黨的幫兇和仆從。但對中東國家來說，地區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意味著中東主流意識形態日漸退化。當年民族解放運動后頻率頗高的“獨立自主”、“反對霸權”、“經濟自立”等事關國家安危的頂層話語，在中東劇變后逐漸被“民主還是獨裁”、“世俗還是宗教”等次級話語取代。中東統治精英越是糾纏于“是否實現民主自由”、“是否應實行沙里亞法”等細節性問題，他們便越可能忽略那些對國家繁榮富強真正重要的東西——地緣政治、國家穩定與經濟獨立自主。
第四，恐怖主義勢力更趨泛濫。敘利亞陷入動蕩后，“基地”組織頭目扎瓦希里公開呼吁穆斯林發動“圣戰”，推翻巴沙爾政權。境外宗教極端分子紛至沓來，將敘視為“新版阿富汗圣戰”。而西方為盡快推翻巴沙爾政權，不惜縱容、利用極端宗教勢力。西方和以色列情報機構秘密支持伊斯蘭武裝組織對政府大樓發起多起恐怖襲擊。敘利亞逐漸成為全球圣戰分子的目的地。敘新聞部長祖阿比2013年4月稱，在敘作戰的武裝分子中，外國人超過80%，來自29個國家。美國國務卿克里坦承，敘境內可能有800—1200個反對派武裝，其中15%-25%武裝團體是“壞家伙”。簡氏防務咨詢機構稱，敘境內約l0萬名反對派，其中近半數是極端分子。德國情報部門稱，敘境內90%以上爆襲事件是與“基地”組織關系密切的勢力所為。2013年4月10日，敘反對派武裝中戰斗力最強的“勝利陣線”公開宣布效忠“基地”組織。9月25日，又有l3個敘反對派組織宣布加入“勝利陣線”，敘境內恐怖勢力日漸壯大。
美國縱容恐怖勢力不啻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當年美國在阿富汗扶植伊斯蘭武裝分子，結果使阿富汗成了極端勢力發源地，美國最終自食其果，遭受“9·11”恐怖襲擊;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導致該國由治到亂，成為恐怖主義的新天堂和輸出地;2011年西方為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權，縱容極端恐怖勢力壯大，最終招致2012年9月11日美國駐利比亞大使遭襲身亡。當前，西方為推翻巴沙爾政權在敘利亞縱容恐怖勢力，后果將更加危險而嚴重。敘利亞地處中東地緣政治中心，敘利亞恐怖活動泛濫，不僅危害本國民眾安全，還會與地區恐怖勢力聯動，威脅地區和國際社會安全。敘利亞還是中東屈指數的化武大國，一旦出現“恐怖主義+化學武器”的結合，國際社會面臨的恐怖威脅將成倍放大。2013年4月，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就警告說，西方在敘利亞支持恐怖勢力，其將為此付出慘重代價。如果反對派武裝推翻現政權，將產生多米諾效應，給中東地區造成數十年的動蕩。 2013年8月，美國因擔心遭受恐怖襲擊，史無前例地關閉了西亞北非地區近二十家使領館，表明這種跡象已經出現。長遠看，美國等西方國家執意在敘利亞策動政權更替，還將背負沉重的道義代價，使美國成為“獨狼式”恐怖分子的打擊目標。2013年4月在波士頓制造恐怖襲擊的嫌犯，其主要作案動機就是不滿美國的中東政策。
小結
冷戰結束后，國際權力體系日趨失衡，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日益占據主導，發展中國家冷戰期間左右逢源的回旋空間不復存在。在此背景下，那些不符合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國家，日益成為西方大國圍堵、制裁乃至軍事打壓對象。近些年，國際力量“南升北降”、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美國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泥潭等因素，使西方主導世界能力有所下降。即便如此，西方大國霸權野心并未消退。在“硬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它們更多運用“軟實力”和“巧實力”，通過間接手段或低烈度軍事干預策動政權更替，以實現地緣擴張目標。2011年中東劇變為西方實施這種新干涉主義提供了巨大試驗場。這些國家政治動蕩背后，幾乎都有外部干涉痕跡，敘利亞危機表現得尤為明顯。
列寧曾說過，“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非西方國家來說，捍衛自身政權穩固、防范西方“顏色革命”乃至武力顛覆，始終是首要政治任務。對此，當政者首先要明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解決“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唯有依靠人民、服務人民，政權統治才能得到民眾擁戴。與此同時，還要高度警惕境外勢力的滲透活動，尤其當各種敵對勢力合謀奪取政權時，當政者更要勇于擔當，不能半點含糊。打天下是“槍桿子里出政權”，維護政權同樣要“槍桿里保政權”。在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仁慈退讓，是對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不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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