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以來，持續數月的烏克蘭反政府運動驟然升級加速。反對派占領了政府機關，迫使原總統亞努科維奇出走，原來的反對派隨即上臺，宣布成立過渡政府。此后，克里米亞在3月16日通過公投，宣布獨立并請求加入俄羅斯。第二天，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克里米亞代表簽署協議，克里米亞歸屬烏克蘭60年后，又回到了俄羅斯。
一石激起千層浪。歐盟和美國對俄羅斯此舉反應強烈，聲稱將采取制裁措施，甚至有人認為，將會導致俄羅斯與歐美間的軍事對抗，或者重新回到冷戰。俄羅斯對歐美的這些表態顯得無所畏懼，態度十分強硬。而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等地也出現了要求回歸俄羅斯的呼聲，甚至連烏克蘭以西的摩爾多瓦共和國的東部地區也出現了類似呼聲。
打開局勢逐步惡化的潘多拉盒子的鑰匙不是別的，正是烏克蘭的反政府運動，而在此前歐盟與美國對此高度支持，并將之譽為反對腐敗、專制的亞努科維奇政府的“民主運動”。美國助理國務卿紐蘭、參議院麥凱恩等先后訪問烏克蘭反對派，并對他們的行動明確表示支持。但在烏克蘭局勢惡化之后，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卻發出“民主怎么了”的質疑，稱烏克蘭的反政府運動并不是民主運動，而是民粹主義。
早在2004年就經歷了“橙色革命”的烏克蘭，今日又出現了“民主運動”，民主運動一波又一波地襲來，國家政治動蕩，社會秩序混亂，經濟陷入長期衰退，這顯然不是當初參加和支持“民主運動”的普通民眾想看到的結果。到反問“民主怎么了”的時候了。
烏克蘭的三波民主化浪潮
這不是烏克蘭第一次出現“民主”運動。
早在1980年代后期，在戈爾巴喬夫主導的蘇聯“改革新思維”之下，“民主化”潮流就已開始在烏克蘭潛滋暗長，同時提出烏克蘭獨立的訴求。1989年后，蘇聯“呼啦啦大廈將傾”，樹倒猢猻散，各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與俄羅斯合并已經300多年的烏克蘭也不例外。1990年，烏克蘭議會通過了獨立宣言，正式獨立。隨后，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一樣，前蘇聯的政治體制在烏克蘭也一夜之間土崩瓦解，完全照著歐美國家的樣子，照葫蘆畫瓢，政治上實行民主體制。包括原來定義為民主必備要素的憲政、選舉、多黨制、國企私有化等，都先后在烏克蘭實現了。這可以視為烏克蘭民主化的第一波。
不過，烏克蘭的政治體制雖然變了，但掌權的仍然是原來曾在烏克蘭和蘇聯擔任過高級領導職務的人。1991年12月1日，曾在前蘇聯時期擔任過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二書記、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蘇聯國務委員會成員的克拉夫丘克當選為烏克蘭獨立之后的第一任“民選總統”。之后，烏克蘭和前蘇聯地區的其它國家一樣，采用西方提供的“休克療法”，經歷了激進的轉型過程，從蘇聯時期的計劃經濟體制直接一步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原來的大型國有企業紛紛被瓜分，社會迅速走向兩極分化，通貨膨脹居高不下，一般民眾生活困難，民眾的不滿情緒增加。1993年下半年，烏克蘭政治和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為避免危機爆發，克拉夫丘克主動向議會提出，建議在他的任期屆滿之前就舉行大選。1994年6月舉行的大選中，克拉夫丘克落選，而在1992年被克拉夫丘克任命為總理的庫奇馬則在幾個黨派的聯合推薦之下當選。烏克蘭第一任民選總統克拉夫丘克履職僅兩年半，就被迫提前結束任期，烏克蘭的民主開局不能算很好。
克拉夫丘克的繼任者庫奇馬是烏克蘭獨立以來任期最長的總統，在烏克蘭政壇的地位堪比“國父”。最近烏克蘭的政治危機中，歐美指責克里米亞公投不符合烏克蘭憲法，這個憲法就是庫奇馬主持制訂的，可以說，他為烏克蘭后來的政治發展奠定了基礎。即使如此，他的任期也并不太平。1996年，庫奇馬任命的金融專家拉扎連科被發現有貪污行為，庫奇馬將其解職。隨后，拉扎連科則反戈一擊，奔上梁山，扯起大旗，發動了烏克蘭國內的第一波反對庫奇馬的政治運動。此事以拉扎連科被迫于1999年逃亡美國結束。美國對拉扎連科的審判認定，他在擔任總理期間在天然氣交易商受賄1億多美元，拉扎連科則堅持認為自己受到了庫奇馬的迫害。不過，從美國對庫奇馬當時的政治對手的處置方式也可以看出，當時美國尚無將庫奇馬拉下馬的打算。個中緣由在于，庫奇馬自以為是平衡術高手，所以他盡可能與美國、歐洲和俄羅斯都保持良好關系。但人算不如天算，他的平衡術的結果是各方都對他十分反感。2000年，一個揭露庫奇馬擔任總統期間烏克蘭政府大量存在腐敗的記者被暗殺，當時最大的反對派領袖莫羅茲向媒體公布證據稱，幕后主使者是庫奇馬。2002年，烏克蘭出現大規模反對庫奇馬的社會運動，甚至美國也帶話給庫奇馬，希望他主動下臺。雖然他并未在這次反對浪潮中被淹沒，但2004年他任期屆滿后，烏克蘭卻出現了庫奇馬想通過修訂憲法謀求第三次連任的消息，這給他本來就不太平的任期畫上了一個不怎么圓滿的句號。
2004年舉行的大選中，主要的競爭者是尤先科和亞努科維奇。尤先科是前蘇聯培養出來的銀行家，他擔任烏克蘭國家銀行行長期間，創立了烏克蘭貨幣，在1998年的金融危機中，他采取的措施使烏克蘭避免了受到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沖擊，在國內外廣受好評。1999年，尤先科被任命為總理，但不久他和時任副總理季莫申科因為受到在煤礦和天然氣井持有股份而被彈劾，于2001年被迫辭職。之后，他在2002年開始投入議會斗爭，并自己組織了政黨。亞努科維奇則在庫奇馬任期的最后兩年擔任總理。在兩人競選過程中，初期結果顯示亞努科維奇獲勝，但尤先科及其支持者認為，亞努科維奇在選舉中有舞弊行為，從而組織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最終迫使烏克蘭最高法院裁定選舉無效，重新選舉。由于尤先科在競選時采用橙色作為其代表色，因此抗議活動都用橙色旗幟，連搭建帳篷也用橙色，這場抗議運動也就被稱為“橙色革命”。最終，尤先科如愿以償地當選為總統。這可謂烏克蘭民主化的第二波。
雖然尤先科在革命后達成所愿當上總統，但即使是在重新進行的選舉中，他的得票率也只有52%，而他的對手亞努科維奇的得票率仍然高達44%，這個優勢并不明顯。在沒有擁有絕對優勢的成熟政黨政治的烏克蘭，這意味著尤先科必須始終與其它黨派保持良好的關系，否則這些政黨就會倒向亞努科維奇一邊。為此，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多次上演分分合合。他們本是反對庫奇馬的同盟和戰友，橙色革命時季莫申科也支持了尤先科。尤先科上臺后，先任命季莫申科為總理，但只過了七個月連個人便陷入決裂，尤先科解除了季莫申科的總理職務。在“橙色革命”中失去到手的總統寶座的亞努科維奇也沒閑著，馬上成了最大的反對派。2006年舉行的議會選舉中，亞努科維奇成功得到一些黨派的支持，成為議會多數派，尤先科被迫任命他為總理。2007年，尤先科提前解散議會，提前進行議會選舉，由于在政治上受到亞努科維奇的強大壓力，尤先科被迫再次與季莫申科合作，之后被迫再次投桃報李，任命季莫申科擔任總理。過了不久，又將季莫申科的總理職務解除，季莫申科也變成了尤先科的反對派，并在議會聯合其他黨派，限制總統權力。
在烏克蘭中西部地區，作為金融專家的尤先科實際上支持者頗眾，在庫奇馬解除其總理職務之后，他的支持率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升高，一度超過庫奇馬。也正是因此，尤先科可以被視為烏克蘭中西部地區的利益代表。在政策取向上，尤先科與喜歡搞平衡術的庫奇馬完全不同，他強烈親歐親美，同時強烈反俄，導致俄烏關系嚴重惡化，俄多次以切斷天然氣威脅烏克蘭。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爆發戰爭之后，烏克蘭語俄羅斯的關系也更加緊張。與此同時，尤先科擔任總統期間，烏克蘭始終沒有形成穩定的政治均衡結構，長期處于政治動蕩狀態，幾乎每年都會爆發較大規模的政治危機。
2010年，尤先科任期結束，謀求連任，但在競選中輸給了亞努科維奇，亞努科維奇出任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以“橙色革命”的終結者自居，在當選后，他在闡述自己的執政目標時，特別強調首要任務是團結烏克蘭，消除因兩大政治陣營對抗而造成的東西部社會分裂現象;在國內，推行大規模改革，促使烏克蘭克服經濟危機，爭取10年之內躋身世界最發達經濟體前20強的行列;對外政策將會建立在同時與俄羅斯和歐盟發展互利友好關系的基礎之上，優先與俄羅斯解決能源穩定供應問題，繼續與北約合作，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亞努科維奇本人帶有強烈的烏克蘭東部色彩，與俄羅斯關系密切，一度被視為俄羅斯傀儡。但同時也應當承認，亞努科維奇的政策對烏克蘭來說是務實、理性的選擇，他擔任總統的時期，烏克蘭的經濟開始逐步恢復，雖然速度緩慢，但畢竟已經開始從谷底逐步回升，結束了不斷萎縮的局面。而且，在外交上，他也并未一味親俄反歐，而是在積極推動烏克蘭加入歐盟，問題是深陷金融危機的歐洲自顧不暇，根本無力背起烏克蘭這個已經陷入經濟衰退多年的包袱，因此烏克蘭的入歐之路坎坷不平，不能完全怪亞努科維奇。但最終的結果是，正是他下令終止入歐談判，從而引發反對派的大規模抗議，并進而演變成后來的政治危機。這一波可謂烏克蘭民主化的第三波。
但是，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烏克蘭的民主又怎么樣呢?
烏克蘭的同行者
烏克蘭長期持續的政治動蕩的深層原因在于，獨立以后，烏克蘭由于政策措施不當，經濟迅速衰落，一些經濟寡頭迅速崛起，并在幕后操縱政治。同時，烏克蘭的人口中，烏克蘭族雖然占人口的70%，俄羅斯族并不占絕對優勢，但烏克蘭族中有不少人是說俄語的，在文化認同上傾向于俄羅斯。大致來說，烏克蘭東部傾向于俄羅斯，西部則傾向于歐洲。在波蘭加入歐盟和北約之后，烏克蘭成為歐盟和北約東擴的前沿，俄羅斯則有“臥榻之旁他人酣睡”的擔心，因此成為歐洲與俄羅斯拉鋸的戰場，烏克蘭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在親俄與親歐之間來回搖擺。正因此，亞努科維奇才在當選總統后提出，要讓烏克蘭團結起來，消弭“橙色革命”以來東部與西部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痕。當他下令停止與歐洲的入歐談判時，反對派即以此為借口，發動了大規模抗議，直至他最終被迫下臺流亡。西部獲得政權，東部的克里米亞趁機回歸俄羅斯，另外也有一些烏克蘭東部地區提出了回歸俄羅斯的訴求，東部與西部之間的裂痕更進一步加大。
烏克蘭不是孤例。新世紀以來，在不同地區、不同國家都先后出現過類似的大規模反對派運動，而這些運動無一例外地采用了街頭政治的形式。而且，這些事情還都是發生在已經實現了“民主”政治的地區和國家。
最近的例子是我國臺灣地區。2013年6月，兩岸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該協議是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后續協商所簽協議之一，是為了加強兩岸經濟關系，本是一個兩岸雙贏的協議。但一部分臺灣民眾認為，這個協議簽署后，如果大陸服務業進入臺灣，將會造成臺灣本地服務業從業者失業，因此一直有人反對。2014年3月以來，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以學生為主力的抗議運動逐步升級，直至沖進了臺灣“立法院”。隨著此事的持續發酵和升級，逐漸成了馬英九政府的政治危機，臺灣民進黨領導人蘇貞昌等一些深綠人士也到場鼓勵和支持學生，使情況變得更為復雜，抗議運動的矛頭有逐漸從反對服務貿易協議轉向反對馬英九政府的苗頭。此事如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將會成為馬英九政府的重大政治危機。更深層的原因仍然是長期占據臺灣政治主要議題的統獨問題，不少參與抗議的學生表面上是擔心更多臺灣人失業，實際上是擔心臺灣與大陸的經濟關系日益密切，從而逐步走向兩岸統一。
稍早之前的例子是泰國。現任泰國總理英拉是泰國前總理他信的妹妹、另一位前總理頌猜的小姨子。2008年，泰國爆發反對他信的“黃衫軍”運動，該年底泰國發生軍事政變，他信被迫流亡，財產被沒收，本人受到泰國政府通緝，至今不能回國。之后，泰國建立了阿披實政府，他信的支持者發起“紅衫軍”運動，并在2009年發動了封鎖國會的行動。2011年，英拉在大選中，承接其兄長的政治遺產，取得勝利。他信家族雖然是電信大亨，但在政策取向上，卻更傾向于草根階層，尤其是農民，反對他的則主要是城市中產階級，這也是紅衫軍和黃衫軍的主要人員結構。2013年11月，英拉領導下的泰國政府提出一個特赦法案，如果該法案通過，他信就可以被特赦，從而回國。這項法案馬上遭到了反對他信的人的抗議，黃衫軍卷土重來，一直持續至今，英拉政府深陷危機，風雨飄搖。
再早一些，則是2013年被軍方推翻的埃及總統穆爾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中，“民主運動”席卷西亞北非，在埃及執政已有30多年的穆巴拉克也在大規模群眾運動的逼迫之下被迫退位，之后的2012年，穆爾西成為埃及第一位民選總統。雖然穆爾西在穆巴拉克時期曾經是反對派的重要領袖人物，但當選之后，馬上也有了自己的反對派。2013年，民眾的示威活動持續不斷，穆爾西無計可施，又無法得到軍隊的支持，最終軍方再次出面，宣布將穆爾西逮捕，任命了臨時政府，籌備下一次大選。之后，軍方任命的過渡政府對穆爾西提起訴訟，又導致穆爾西的支持者走上街頭，引發新一輪的街頭政治運動。
民主去哪兒了?
眾所周知，在現代西方民主理論中，一直有“忠誠的反對派”的說法。也就是說，在成熟的民主國家，參與政治競爭的各方都在尊重規則的前提下進行選舉，一旦在選舉中失敗，要么退出，要么沉潛下來，等待下一次選舉，而不去挑戰既存的游戲規則，不在競選結束之后采用非常規手段迫使對手提前結束任期。
而在烏克蘭、中國臺灣、臺灣和埃及出現的卻都是，競選中失敗的一方立即變成反對派，拉攏自己的支持者和對手的反對者，一旦對手在施政過程中出現失誤，就立即發動普通民眾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這種活動的目標就在于給對手制造麻煩，如果大規模群眾運動長期持續而無法結束，就會使對手陷入政治危機，從而不得不妥協。更進一步的則是煽動民眾，直接提出對手提前結束任期的要求。為了達到這種目標，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在最近的烏克蘭政治危機中，據媒體披露的消息稱，是反對派自己雇傭狙擊手，打死與維持治安秩序的軍警部隊發生沖突的民眾，促使民眾的不滿情緒加深，最后直接占領了國家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迫使亞努科維奇流亡，之后再在議會罷免了亞努科維奇。泰國和中國臺灣最近的局勢正在向這個方向發展，更早的埃及總統穆爾西則因為無法結束政治危機，由軍方發動政變，提前結束其任期。
西方把這些反政府運動一概稱之為“民主運動”，尤其是執政的領導人的政策取向不利于西方的時候，歐美國家除了在道義上支持反對派的政治運動，甚至會直接干預。比如在烏克蘭的反對派運動中，美國助理國務卿紐蘭和參議院麥凱恩就曾先后訪問烏克蘭反對派，明確表示支持他們的行動。一旦在臺上的政府采取強制措施以結束危機，西方國家就迅速舉起人道主義的棍子，對其進行制裁，進一步向執政的一方施壓。
但在今天，尤其是全世界的人們目睹了烏克蘭發生的事情之后，如果還把反對派的政治運動稱之為民主運動，未免有些指鹿為馬，自欺欺人。烏克蘭、泰國和中國臺灣的政治危機由來已久，早非一日，整個社會和民眾都深陷兩派政治勢力的角逐之中無法自拔，族群裂痕日益加深，無論哪一方發動的反政府運動都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許多非理性、不合理的成分，很難一概稱之為進步的民主運動。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評論中指出的，那個發動群眾走上街頭就代表正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了，走上街頭并不必然代表正義，很多時候只能證明反對派的政治動員能力比較強，準確地抓住了對手的政治失誤，成功地將民眾動員到了街頭廣場上。而這些走上街頭的民眾是否能夠完全代表真實的民意，尤其是整個國家和地區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這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因為，絕大多數人在這種時候往往是沉默的，而這些沉默的大多數的真實訴求往往在這種政治激流中被忽視。也正因此，當一個反對派成功奪取政權的時候，另一個反對派就會走上街頭，出現新一輪的反對派運動。
民主需要的是最大多數人的訴求的最大公約數，而不是“會鬧的孩子有奶吃”，如果只有后者，那就是民粹政治，而不是民主。民主還需要規則與程序，無視規則與程序，發動民眾走上街頭，沖擊國家政權機關，這是典型的民粹政治的表現。如果人們不健忘的話，就會記得，二戰之前的希特勒正是這樣上臺的。當民粹成為政治主流的時候，民主也就消失了。
第三波的終結
20世紀后期，許多原來被認為是威權體制和極權體制的國家和地區紛紛通過“民主運動”，終結了其原來的政治體制，走向西方式民主體制。這被視為威權政治的失敗和歐美民主國家的勝利。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后，冷戰格局被打破，更被視為西方民主體制的最終勝利。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將這一結果稱之為“歷史的終結”，即全世界將在此之后進入歐美民主的終極政治體制時代。
相比福山的過度樂觀，他的老師、另一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顯然要謹慎很多。1991年，亨廷頓寫成其重要著作《第三波》，該書把20世紀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置于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以來民主和專制的扭結交替過程中間，對這次他之所謂民主化“第三波”的實質、原因、過程、特征和趨向條分縷析。該書不僅總結了威權體制何以失敗的原因，還試圖教導已經實現了民主化的國家如何運作民主，并給仍然處于威權體制之下的國家和地區的民主派提出了不少行動建議。
有人說，該書是21世紀以來新一輪全球民主化運動的教科書，實則不然，至少在烏克蘭和中國臺灣，“民主派”顯然沒有遵循亨廷頓的教誨，或者說亨廷頓的藥方并不完全對癥。
不能否認，在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過程中，街頭政治運動仍然有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們在通過正常渠道已經無法實現其訴求時的一個合理選擇，并確實推動了一些國家的政治轉型。但從結果來看，民主化之后，原來已經存在的問題并不能得到解決，一些國家在卷入全球化體系之后，其國內社會、經濟生態迅速變化，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加深了人們的不滿。而在嘗到街頭政治運動的甜頭之后，人們當然不會再用原來的正常渠道去表達自己的訴求，而是希望采用更簡潔、有力的措施，發動大規模街頭運動當然是最佳選項之一。精明的政客們顯然也明白了如何在“民主”的名義和框架下為自己謀求更大的政治利益，所以，他們常常將自己的政治利益包裝為普通民眾的訴求，策動街頭政治運動，從而使民主運動的成果變成民粹政治。
在烏克蘭，由于長期存在親俄和親美兩種政治傾向，烏克蘭也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他們甚至以納粹自居，希望能徹底擺脫俄羅斯，更進一步倒向歐洲。但就烏克蘭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而言，這種訴求顯然不切實際。據媒體披露，此次烏克蘭的政治動蕩中，反對派的街頭政治運動中，沖擊國家機關的骨干分子就帶有納粹色彩。因此，俄羅斯總統將反對派稱之為一群反猶、反俄的納粹分子。這樣，烏克蘭的政治運動甚至已經不再屬于民粹政治的范疇，而走向了暴民政治。
令人擔心的是，烏克蘭出現的這種事情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蔓延，如在我國臺灣最近的反服貿運動中，就有一些學生打出了帶有強烈反華色彩的口號和條幅。在香港，所謂的民主派一面發動民眾占領中環，一面打出了一些強烈反華的橫幅。泰國的反對派運動中，也有類似的苗頭。
這就是說，人們曾經為之歡呼的第三波如今已經從民主運動走向了民粹政治乃至暴民政治，一個簡單地將街頭政治稱為民主運動的時代過去了，歐美在全球各地大力推廣的民主運動帶給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可能不僅僅是民主，也有持續的政治動蕩、經濟衰退、社會混亂乃至戰爭。因此，對那些打著民主的旗號所進行的政治運動需要更多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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