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或是經濟精英希望某項特定政策得以通過時，他們的愿望很有可能會實現。但是當普通民眾支持某樣事物時，所產生的影響力幾乎為零。
美國《政治學展望》雜志即將刊出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丁·吉倫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 Page)的文章如是說。兩位教授查看了1981年至2002年間1779項政策議題的數據集，并對比不同收入群體對這些議題的民調結果和利益集團的支持度。
2013年10月8日，戴維·巴羅斯在美國最高法院外高舉旗幟抗議美國的金錢政治。可以看到，“星條旗”已經被假幣和各大企業的標志替代了。
根據馬丁和本杰明的估算，與精英和利益集團的意愿相比，普通民眾的意向產生的影響幾近于零，或者說是“毫無意義”。文章指出，他們的研究表明“普通民眾……對政策的影響極小，甚至根本沒有什么影響”。而另一方面，他們發現，富裕階層則“對政策有著極大的、重要的影響”，“比其他任何受調查者的影響力都大”。有組織的利益集團也頗受照顧，“在公共政策上有著強大積極的影響力”。
當兩位教授把有錢人和利益集團的喜好作為一個常量時，他們發現“公眾的意見一點都不重要”。無論支持者是一小群民眾還是大部分群眾，政策變化的可能性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另一方面，當其他條件都保持不變時，來自富裕者的反對聲就意味著某項政策被采納的可能性只有18%，而得到支持的政策則有45%的可能被通過。利益集團的聲音也會導致類似的結果。而實際影響可能比研究顯示的更大。因為富人對政策也存在不同意見，所以這一估算的不準確性“可能會降低經濟精英所產生的影響力”。
一個被低估的因素是，他們發現，其他研究顯示普通民眾的利益通常與富裕者所想要的相一致，雖然這一點放在利益集團身上并不十分切實。
但是有足夠的研究支撐著這一觀點：我們的政府對于富裕階層的需求反應更為靈敏，而對貧窮者的需求則不然。康涅狄格大學的研究顯示，參議院只對有錢人的政策傾向有所反應，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需求則置之不理。隨著收入不平等持續加劇，這一問題只會惡化。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全面的自動減支計劃犧牲的是啟蒙計劃(Head Start)、流動供餐車(Meals on Wheels)這樣的公益項目，但商務旅行者的需求卻能迅速得到回應——在聯邦航空局休假期間，他們的候機時間會比較長。
(英文原載美國思想進步網2014年4月12日，原標題：The Government Listens to Lobbyists and the Wealthy, Not You and Me.;觀察者網張苗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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