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埃及明亞省刑事法院判處528名穆兄會成員死刑，這是埃及司法史上最大規模的死刑判決。據報道，埃及還將審判另外六百多名穆兄會支持者。在3月30日埃及新的總統大選臨近之際，軍方主導的臨時政府對穆兄會如此下狠手，既是為大選掃除政治障礙，更是殺雞嚇猴，警告那些企圖破壞選舉和政局穩定的抗議者。
在當前埃及政局陰晴不定的背景下，軍方這種趕盡殺絕做法，無疑是一招政治險棋。穆兄會有著80多年悠久歷史，其生存發展植根于伊斯蘭教義和社會中下層民眾，只要埃及仍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國內仍然存在貧富差距，穆兄會就有生存發展的土壤和氣候。軍方當前強硬做法可以“斬草”，卻很難“除根”。將穆兄會逼到死角，使其再無回旋余地，“要么在沉默中爆發，要么在沉默中死亡”，唯一出路就是走激進化和武力對抗老路，這無疑會使本就風雨飄搖的埃及安全形勢雪上加霜。
換個角度看，軍方嚴厲打壓穆兄會，也是遵循鞏固權力的歷史邏輯。在埃及現當代史上，埃及軍方與穆兄會意識形態迥異，互視對方為最大權力競爭者，因此雙方在政治上始終是一種“零和博弈”，即一方得勢，另一方必然要倒霉。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在1952年取得政權前，曾與穆兄會有過政治合作，但納賽爾上臺后，穆兄會對權力分配不滿，曾策劃謀殺納賽爾，納賽爾在1954年宣布解散穆兄會，并將540多名穆兄會成員投入監獄。1970年薩達特上臺后，為增強統治合法性，訴諸伊斯蘭信仰，以“虔誠總統”自居，大批釋放被關押的穆兄會成員。穆兄會借機壯大，并派生出“伊斯蘭集團”、“真主的戰士”、“圣戰組織”、“贖罪和遷徙”等激進派別。這些派別反對世俗化改革，指責當權者為“叛教者”，要求恢復早期伊斯蘭體制。1981年“贖罪與遷徙”成員暗殺薩達特，由此使政府重新打壓穆兄會力度。穆巴拉克執政后，對穆兄會“高壓與懷柔”并舉，但嚴格限制穆兄會參政議政，防止其覬覦最高權力。
事實證明，穆兄會的政治潛能和反擊能力確實不容低估。2011年穆巴拉克政權被推翻后，在滄海橫流般的大變局中，穆兄會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最大贏家。在2012年舉行首次總統大選中，穆兄會背景的穆爾西選前籍籍無名，卻最終當選總統。穆爾西上臺后，不僅在政府中大量安插穆兄會成員，還強行更換總檢察長，找借口以霹靂手法更換軍方高層將領。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有了2013年7月3日軍事政變。軍方重新掌權后，第一件事就是“收拾”穆兄會：從審判穆爾西到沒收穆兄會財產，從取締穆兄會到宣布該組織為“恐怖組織”。這次埃及臨時政府判處五百多名穆兄會成員死刑，既是軍方當前反穆兄會舉措的延續，也是歷史上對付穆兄會的一貫傳統。
從穩定與發展大局看，這種強硬做法短期弊大于利，但長遠利大于弊。人常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家務事尚需有人最后拍板，治理國家更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核心。尤其埃及這種政治經濟和社會難題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更需要各界政治力量擰成一股繩。
政治力量多元化和兩極對立，看似是政治繁榮和“民主自由”的表現，實則是政治衰朽的表征。例如，泰國在民主化后出現的“紅衫軍”與“黃衫軍”之間的政治對抗，以及烏克蘭在民主化后出現的親西方勢力與親俄勢力之間的角逐，最終結果，都是使國家和社會日趨撕裂，國家和民眾整體利益嚴重受損。埃及在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世俗與宗教勢力對抗，同樣使埃及出現了社會分裂、政治內耗、國家空轉等一系列危險跡象。如果任由其發展，埃及將日漸淪為“失敗國家”或“半失敗國家”。而當前埃及軍方強力打壓穆兄會，撇開其性質不說，它為埃及恢復了秩序和一元化領導體系，從而為埃及實現長遠穩定和發展確立了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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