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直以西方民主價值的“傳教士”自居。二戰結束后，美國一直將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美式民主作為其重要的國家對外戰略之一。中東變局讓美國經歷大喜大悲，深刻認識到其慣用的民主滲透手法已經失靈。最近兩年，美國開始改變民主輸出模式，將其重新包裝，試圖用更“溫柔”的方式吸引美式民主的“目標客戶”，進而隱蔽地達到目的。尤其在美國戰略重點的亞太地區，美國正在打出“民主組合拳”，將其作為“重返亞太”的重要支柱之一。
美國亞太民主化的“新把戲”
奧巴馬連任以來，在推廣民主方面相比過去四年更加積極。一方面，奧巴馬在第二任期所任命的負責外交、安全事務的官員，例如，新任國務卿克里與新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對民主人權事物一直就十分上心。另一方面，經濟轉好也開始讓美國重拾自信，美國眾多非政府組織重新開始活躍。根據美國2013財年預算，美國在全球多數地區的“民主投入”都有顯著提升，尤其是在美國的戰略重點亞太地區，投入相比2012財年同比增長25%，這足以讓“自由之家”、“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開辟更多項目了。
2013年12月，蘇珊•賴斯就“人權問題”發表公開演講，這是繼希拉里發表“互聯網自由”公開講話以來，美國政界再次聚集“民主”議題。在這次講話中，賴斯明確提出了未來美國全球民主推廣的四個指針：不通過“槍桿子”推廣民主;在民主人權與美國國家利益沖突時接受短期折中辦法;對侵犯人權行為施以經濟制裁和外交壓力;推動21世紀的“人權議程”，這其中包括尊重男女平等、非歧視同性戀、保護發展公民社會等。乍一看，賴斯的四點方針好像意味著美國在對外民主化上有所收斂，但只要美國仍然把強調自己的“民主優越性”、推廣“美式民主”視為己任，那么其做法就不會有什么根本區別。
國務卿克里也在2013年年底數次為“人權問題”站臺。12月，他先在“國際人權日”上發表聲明，稱將“繼續支持那些因為倡導人權而被關押的人們”，后又呼吁尋找老撾一名失蹤已久的“公民社會”領導人，稱此人“有領導風范”?？死锍鲈L越南、菲律賓期間，多次談及人權問題，還就此向越南政府施加壓力。
美國新一輪亞太民主化的典型案例是啟動“東南亞青年領袖”計劃。2013年12月，奧巴馬親自通過視頻講話的方式啟動該計劃。其實，早在一年前，美國國務院就已經開始了相關活動。從活動的規模和政府的投入來看，“青年領袖”計劃堪比前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提出的“公民社會2.0”計劃，將成為美國未來四年民主戰略的“標桿項目”。美國在計劃書中表示，東盟地區65%以上的民眾在35歲以下，均屬于計劃的覆蓋人群。美國將針對其需要提供“領導力培訓競賽”、“赴美留學”、“促進區域內學術交流”、“探索解決地區問題的方案”、“勞動技術和英語培訓”及“培訓青年志愿者”等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借此促進美國加強與東盟的聯系。
美國社會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民主化戰略的主要支持者和參與者，如今，這些民間精英也想出了一些隱性推廣民主化的“新手段”。例如，剛剛從紐約市長任上退下來的億萬富豪布隆伯格，就將退休后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新創的“咨詢事業”中。在任職紐約市長的12年期間，他自掏腰包6.5億美元拆解了紐約的“財政炸彈”，創造了數十萬就業崗位，根除了這座超大型城市的若干“城市病”。如今，他希望把這些經驗推廣到全世界，向更多超大型城市輸出自己的“紐約模式”。而全球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中，大多都分布在太平洋兩岸及南亞地區，可見亞太將是布隆伯格施展的重點。
手法更為靈活多變
從賴斯、克里的演說及美國政府和民間近期的一系列舉措來看，奧巴馬的民主輸出戰略有其獨特之處，體現了美國在經歷若干民主化經驗和教訓后的“重新起步”。在理念上，奧巴馬的思路與希拉里•克林頓擔任國務卿時期強調的“軟實力”一脈相承，強調通過非暴力、非脅迫的方式推廣美國世界觀和價值觀，以保護人權活動人士為名干涉他國內政。但是在具體做法上，奧巴馬比希拉里更為柔和、隱蔽，不喜歡搞“形象工程”。“東南亞青年領袖”計劃開展一年多來，媒體上鮮有報道，遠沒有“公民社會2.0”那般興師動眾，但各項工作卻穩步推進。
此外，從此輪民主化戰略來看，美國吸取了過往的經驗，尤其對“阿拉伯之春”進行了深刻反思。美國民主戰略思想界認為，“阿拉伯之春”不僅未能改變該地區軍人干政、法制薄弱、漠視人權等傳統頑疾，還使該地區陷入美國不愿看到的混亂之中，甚至有損于美國外交利益。歷史經驗表明，凡是此輪“民主化轉型”演變為社會動蕩后，“民主化”幾乎都以失敗告終。美國應更重視營造“民主化”發生的基礎，而不要做“點火者”。
在上述理念和反思的指引下，美國此輪民主輸出呈現出三大主要特點：一是注重輸出法律制度和解決方案。以往美國在推行民主化時，強調“照搬”美國制度，要求建立“三權分立”、“一人一票”的制度體系，常以此為提供外援、改善關系的先決條件。但這些“高大上”的政治制度無法解決落后國家的社會發展問題，因此難以成功。如今，美國則將更多精力用在輸出“民主的細節”，根據對象國需要制定相應的“民主化援助”計劃。例如，近些年印尼、菲律賓先后遭遇海嘯臺風等天災襲擊，美國恰逢其時地提出“幫助”東南亞國家修建防災減災網絡，借此推進當地“公民社會”的力量建設;東南亞國家普遍希望擴大對美出口，承接美國產業輸出，美國隨即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中加入關于環保、限制國企、獨立工會、跨國爭議仲裁等條款，打著幫助對象國提升在美貿易分工地位的旗號輸出美國的各項基本經濟社會制度。
二是瞄準青年、草根、中產階級等未來社會支柱。以往，美國民主化喜歡走“上層路線”，注重培養、影響乃至收買對象國政治精英，培育政治代理人，期望由此類“少數人”推動美國化的內部改革。但伊拉克、伊朗和中亞顏色革命后的情況表明，此類行動雖然可能短期起效，但長期來看這些代理人仍舊“唯利是圖”，隨時可能與美國翻臉。如今，美國開始將主要目標放在廣大青年、草根和中產階級上，利用各種方式向其輸出美式價值觀，造就大量欣賞、欽慕美國社會制度和思維模式的普通民眾。美國尤其看重城市和中產階級的作用，認為在未來國際社會中，城市的作用將更為突出，城市化帶來的問題將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只要美國能在城市治理上掌握一些領先世界的“絕活”，那么美國就仍然能夠居高臨下的“指導”他國。
三是手法更為靈活多變，能屈能伸。賴斯的演說表明，民主化在美國對外戰略中的“特殊性”正在下降。為了本國國家利益，美國能夠接受在民主問題上的“妥協和讓步”，使美國在與所謂的“非民主”國家接觸中有更大空間和余地。例如，美國改變了對緬甸、越南等國外交的生硬做法，不再追究“民主人權”上的舊賬，或以一些不切實際的“人權改善”標準作為改善雙邊關系的前提條件，而是通過接觸和經濟、外交方面的“獎賞”促使對象國立場松動，類似做法迄今效果良好。這種改變也使美國在外交行動上有更大的自由空間，可以更為靈活地將民主化、對外戰略和經濟利益結合在一起，多渠道、慢慢地向對象國輸出民主化“基礎”，從而在外交和人權兩方面一箭雙雕。
“糖來了”比“狼來了”更加危險
上述一些事例表明，美國民主化的強制性、顛覆性色彩正在減弱，而誘導性、蠱惑性正在增強，手法變得更加隱蔽、復雜，更難以被發現或防范。由于美國民主化的主要對象已轉變為一般民眾，其具體措施做法開始積極迎合草根民眾的不滿和需求，如在教育、醫療、收入、社會治理等方面提出帶有鮮明美國特色的倡議、解決方案或援助條件，這些民主化行動很多時候已難以和正常合法的慈善、外交援助、救災和商業合作區分開來。這意味著，一旦對象國采取強硬手段打擊或禁止此類行動，將傷及不少民眾的切身利益和感受，遭致反感。由此看來，民主化已經不再是一場“滲透”與“反滲透”斗爭，而是美國與當地政府之間爭取“民心”的斗爭了。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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