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94年在墨西哥的薩帕塔起義和1998年烏戈•查韋斯在委內瑞拉掌權以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歷的政治上的重組之后，這個地區的民主經歷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不僅鞏固了它的代議制民主，而且在走向參與制民主模式方面取得重要的進展，特別是在那些進入具有社會主義標志的民主國家遇到了國內和外部巨大的障礙與矛盾，比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此外還有古巴模式的發展。與國家的政治制度一起，墨西哥薩帕塔主義和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的經驗也是出色的，它們建設了自己直接的民主的結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既在理論上也在經驗上正在經歷一種社會主義方向的民主，檢驗20世紀所謂“現實的社會主義”曾經有過的解釋和經歷。
21世紀第一個十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政治上的重組最新的背景不僅是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發生的政治進程和民眾的斗爭，而且發生了兩個關鍵的和從未有過的具有民眾性質也對世界形勢有影響的事件：1994年1月薩帕塔主義的起義-反對處于頂峰的新自由主義的武裝反叛-;從1998年烏戈•查韋斯在總統選舉中勝利時起在委內瑞拉開始的玻利瓦爾革命。這兩個事件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政治中引起反響，同時也在世界范圍內鞏固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跨國化的斗爭的空間和方式的進程中產生反響。薩帕塔主義者表明了一條社會斗爭的路線，同時玻利瓦爾革命標志著改造國家-機構的道路。
這些地區性的變化表現在從查韋斯執政開始，建立了左派的政府，查韋斯執政本身就是一個真正的歷史性事件。在這個年表的秩序中，我們強調盧拉就任巴西總統(2002年)，內斯托爾•基什內爾在阿根廷就任總統(2002年)，塔巴雷•瓦斯克斯在烏拉圭就任總統(2004年)，埃沃•莫拉萊斯就任玻利維亞總統(2005年)，達尼埃爾•奧爾特加就任尼加拉瓜總統(2006年)，同年拉法埃爾•科雷亞被選為厄瓜多爾總統，費爾南多•盧戈就任巴拉圭總統(2008年)，毛里希奧•富內斯當選薩爾瓦多總統(2009年)。這些政府的某些領導人不斷提出他們的計劃，除了巴拉圭總統費爾南多•烏戈被國會的政變解職，基什內爾和查韋斯兩位總統先后去世。
必須指出左派參與了不同類型的協議，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組成的集團通過召開民眾廣泛參與的制憲大會進行結構性的變革，同時其他國家只是經歷了對新自由主義的模式進行有限的改革，阿根廷的情況是個例外，它重組了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實現扭轉對居民生活條件的嚴重破壞，恢復了對國內市場的控制。
作為這些變革的結果，發展了經濟、政治和文化一體化的歷史進程。南方共同市場得到加強，建立了地區性的組織，如美洲玻利瓦爾聯盟、南美洲國家聯盟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此外，在能源、金融交易甚至在通信領域提出了更具體的倡議，如加勒比石油計劃、南方石油公司、南方銀行和南方電視臺，所有這些都是在查韋斯總統的領導下得到特別推動的。
這個前所未有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一體化進程可以詮釋為對所強加的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尋求一種國家的和民眾的出路的反潮流進程的開始，做到明顯地削弱了美國在本地區經濟的和政治的霸權，取代了過去由美國政府設計和控制的所謂一體化的組織，如美洲國家組織、美洲開發銀行以及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圖謀。
代議制民主的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西半球霸權主義的政治模式，自由的或代議制民主的建立針對的是所謂的(前蘇聯)“現實的社會主義”的政權，作為自由和保障一種真正民主的可靠和有效的政治代議制的萬應靈藥。那是所謂“福利國家”的時期，實現由于資本主義的讓步公民有限的參與，保障社會勞動階級的某種社會經濟安全。
面對古巴革命的現實和本地區不同國家出現游擊隊，美國與寡頭團伙以及它們的軍隊一起，將一個軍人獨裁的時期強加于人并提供支持，軍人獨裁政權使民主的進程落空，以避免“社會主義的擴張”和古巴可能產生的影響。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華盛頓在戰術上宣布反對它曾經支持過的獨裁，同時通過國家的深刻改造將新自由主義的模式強加于本地區，開始所謂的“向民主過渡”。實際上，這是一項保障軍人就交權與下面反對可恥的獨裁的文人達成協議，交換條件是讓軍事獨裁者逍遙法外，從根本上保持軍事機構不受觸動。
在這個背景下，在厄瓜多爾海梅•羅爾多斯通過選舉渠道上臺(1979)，費爾南多•貝朗德在秘魯執政(1980)，勞爾•阿豐辛在阿根廷上臺(1983)，胡利奧•桑吉內蒂在烏拉圭執政(1985)，何塞•巴爾內在巴西掌權(1985)，帕特里希奧•艾爾文在智利上臺執政(1990)。
這個階段可以用“受限制的民主”的概念來理解，這種民主局限于定期舉行選舉，公民不參與對政府的事務做出決定，尋求“加強行政的權力，以便能夠強制推行對民眾的壓力，實現經濟的現代化”。
吉列爾莫•奧多內爾引入“有限的民主”的概念，根據履行可以評價的準則來確定民主的水平。這種視角是一種政治學的思潮的組成部分，波比奧和達爾強調這說的是在一個國家或一種特定的情況下的民主，如果能夠履行一整套的條件的話。達爾認為，民主的理想由一個保障結社自由、言論自由、投票權、能夠被選為任何代表性的職務，以及候選人或政治領導人進行競爭，尋求支持和選票的權利的社會支撐;這就是“自由和公正的選舉”，機構確保政府的政策依靠投票和選民意志的方式。
這里我們選擇“監護的民主”的概念，強調它的局限性和受到的限制，這是將一個福利國家改造成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洛佩斯和里瓦斯指出，保守派的計劃是企圖有民主，但沒有社會正義，沒有國家的解放，沒有權利選擇一種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經濟政策，也不能選擇一個得到民眾大力支持的民主的政府。提出一種沒有選擇的民主，少數公民的投票是為了在一個人心背向政治家中間進行選擇，而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和程序安排上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
我們的出發點的論據是一些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正處在一個從“監護的民主”的模式向社會主義方向的民主過渡的階段。
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
古巴革命在本地區是一個從未有過的計劃，從一開始就加強了結構性的民主變革的前景，同時也遭到美國政府的譴責，將其打上“專制的和反民主的進程”的印記。
盡管它沒有實現達爾提出的所有正式的條件，根據達爾的民主的理想，這場革命創立了一種在參與制民主基礎上的議會制度，不存在傳統的政黨，古巴共產黨被理解成一個社會政治團結的因素，而不是代議制民主選舉意義上的一個機構，更不是作為得到政府的崗位的的渠道。事實上，古巴共產黨不作為政黨參加選舉，只有約50萬古巴人參加這個黨，那些被認為對革命做出更多承諾、更多參與和工作中表現突出的人被吸收入黨。
在古巴的政治制度中，群眾組織是重要的支撐之一，它們是很好的參與和討論的空間。在行政權力機構和立法機構擔負職務的多數人來自這些群眾組織。主要的組織中突出的是共產主義青年聯盟，約有150萬17歲至35歲的青年人參加;由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組成的大學生聯合會;古巴工人中央工會;古巴婦女聯合會;古巴作家和藝術家聯盟;在這個社會存在許多組織。
這樣，在古巴的參與制民主中發揮作用的是一種每五年組織一次的普遍選舉的制度，以便選出省議員和國家的議員，每兩年半選舉市議員，他們不擔負不同級別的政府的職務，這個結構類似于傳統的議會制度。古巴16歲以上的公民有選舉權，選舉是自由的、直接的和秘密的，從這個年齡起可以被選舉，但是想當國家議員的人必須滿18歲。
在選舉中候選人通過通過公共的大會提名，居民在大會上以直接的方式做出決定。不存在推動的競選運動，由選舉委員會在相關選區的公共地點發布候選人的政治和工作簡歷，一般列出他們的基本數據和簡歷的重要內容。
像世界上任何政治制度一樣，古巴的制度有其局限性，但是它保障社會的廣泛參與。它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實是不存在具有傳統邏輯的政黨，相反，直接民主的機制在發揮職能，如可以在任何時候罷免執政者和任何級別的官員，官員提供帳目，圍繞重大的公共事務進行辯論，比如最近幾年在古巴國會通過最新的經濟和社會性質的改革之前所發生的那樣。
估計在選舉中經常有95%的古巴人進行選舉注冊登記。這個過程由少年兒童先鋒隊組織監督，有本國的和外國的記者在場。
但是，對古巴政治制度的分析一般不停留在嚴格尖銳的觀察。完全相反，它幾乎總是受到政治理由和強烈的民族優越感的鼓勵，它不接受其他從事政治可能的方式，也不承認一個社會能夠在傳統的政黨模式之外能夠運行。也許本地區的其他國家包括墨西哥政黨制度占優先地位，履行達爾提出的條件，以便肯定一種民主制度占統治地位。代表民眾的職務對于被當選的代表不經常是許多福利的源泉嗎?是政府和跨國公司控制的一種方式?比如，墨西哥的制度沒有變成一種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支持和加強嗎?這種模式排除日益控制公民的參與，在將跨國公司和美國政府的利益放在特權地位時損害了勞動者的權利。不能肯定在辯論中提出的這些警告是為了通過政黨和民眾“代表”的議會提出能源改革嗎?
在對民主的分析中，如果我們想有一個重要的出發點以便理解什么是民主，不要無視“這是一種政治體制，它的職能在一種社會的組織中和特定的歷史時期由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和國家之間協調的類型進行調解”。弗朗西斯科•薩帕塔指出，這些協調“確定公民權的發展、政黨的形成和選舉的進程”，我們可以指出，除了某些必要的條件，社會、政治制度和國家之間的協調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前主席理卡多•阿拉爾孔說的：“任何民主制度一個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必須是獨立，或者說如果沒有一個主權國家，民主是不可思議的，總之民主是由有主權的人民來實行的，但是只有在一個獨立和自由的國家才能這樣做。古巴革命從1959年起的第一時間就準確地意味著國家的獨立;那是從1868年開始的一場革命的勝利，那是一場深刻的民主革命，因為它是建立在平等、正義和人的團結的思想的基礎上的，這是民主這個詞歷來具有的現實的真正意義”。
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從上個世紀末發生在委內瑞拉(1999)、玻利維亞(2008)和厄瓜多爾(2009)的憲制的重建涉及政治的結構、國家的經濟和民主的性質，這對于理解最近在本地區的政治和經濟變革是至關重要的。引入民眾參與的機制，如全民公決、公民投票、民眾的倡議、領導職務的罷免、參與制的預算、公社的權力等，這些機制形成了民主的基本原則，推動對公共事務的集體的意識，公民更加成為自己前途的主角;除了對歷史上因階級性質和種族主義而受壓迫的的人進行補償以外，還有那個時代表明政治制度特性的男性的統治。比如婦女們直到50年代才有選舉權，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寡頭國家的時期，印第安人、農民、黑人和文盲不能投票;那時在多數拉美國家只有很少的男性投票，他們基本上屬于政治和經濟的精英。
在這些民主進程發展的背景下，面對對投票進行的限制，面對代議制民主的操縱，建立了授予社會為了國家的前途在戰略事務上更大的保護他們的意見和意愿的能力。
在查韋斯時期的委內瑞拉，發展了廣泛的民眾的參與制(參與的比例在本地區是最高的)民主，它以下列方式被人們接受：為了達到更加牢固的革命主角的民主，需要恢復政治公共的、參與的、倫理的和團結的性質，其主要的意義是確立公民權、民眾的空間、機構和一種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礎是提高社會倫理的意識和公民積極和有覺悟的參與。這是通過它的團結和尋求共同福利，恢復將政治作為人類重要生活的中介。
同時通過有效地得到公共信息和大眾媒體、無線電技術推動民主化，以便為公民提供空間，而在歷史上這種權利是被拒絕的，而本地區所有的政府簽署的世界人權宣言是保障這種權利的。宣言沒有限制言論自由，而是尋求打破實際上對所有媒體的控制，為的是使社會的階層和居民能夠行使這些權利。這正是在新的立法的框架內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厄瓜多爾、阿根廷和委內瑞拉。
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對政治制度和民主的結構的改革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局限性，這是有效地承認它們的政治權利，根據一個關于政治參與的機制的新觀念，這些機制能夠更加直接地影響民眾的廣泛階層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特別是改善生活在貧困和極端貧困下的居民的社會經濟條件。比如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查韋斯執政之前的1997年，委內瑞拉的貧困人口占居民的54.7%。到了2012年這一指數下降到25.5%。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2013年社會狀況的報告強調，委內瑞拉是減少貧困最多的拉丁美洲國家。
除了脫離國家的機構的參數，在某些拉美國家從下層維護權利和自治的經驗正形成力量，這就是不是專門來自正式機構通過事件平行行使不要求許可的政治權力，盡管進行協調和存在溝通和理解的特定方式。
這方面的例子有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墨西哥)薩帕塔地區良好治理委員會和在格雷羅州社區當局地區協調機構—社區警察的經驗，阿根廷居民區代表大會的情況以及其他不同的表現自治的進程，維護集體權利的組織形式和反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進展，包括反對有組織犯罪。面對國家拒絕承認他們的政治權利，以不同的方式在集體、團結的觀念之下實行自我管理，比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薩帕塔主義，也具有一種社會主義方向或主張自治的標志。
社會運動在國家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更大的主角作用，從地方性和具體要求的范圍走向一個更全面的、地區和國家的范圍。這反映在它們加入對國家主要問題的辯論，特別是它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自然資源的私有化政策;如在玻利維亞發生的所謂天然氣戰爭和水的戰爭，面對中美洲計劃(之前是普埃布拉-馬拿馬計劃)保衛印第安和農民的社區等。
在21世紀社會主義民主的前景
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經歷留下的重大疑問之一是民主。雖然在社會、經濟和文化領域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是民眾的參與被停留在權力演說的修辭上。
問題的根源不僅在于遠離社會和最后與社會分離的官僚權力的集中，而且在于除了政黨的結構，失去或不存在社會、政治制度和國家之間進行協調以保障政治參與的有效機制和渠道。“民主集中制”是在“官僚的精英主義”中產生的，因此那里的社會主義留下的標志是一個“專制的和官僚的制度”。
這種名為“現實的社會主義”也引起失望和關于未來的前景與計劃的不確定性。從今天更先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民主的經驗來說，對于基本的目標存在共識：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盡管某些進入機構的左派的力量服從新自由主義的民主的傾向，在具有社會主義標志的民主的過渡中建設參與制民主的思想在本地區的民眾運動中，在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的機構的實踐和演說中越來越強烈。
這種新的拉丁美洲社會主義的思想表現為一種堅定的信念，不僅存在參與制民主的機制，而且社會應當了解它的好處和成績，這意味著一種民眾的、社區的和公民的權力。對此索薩•桑托斯指出，“我們應當在生活的所有范圍內深化民主：從家庭到國家，如主張男女平等的人所說的……社會主義新的名字是沒有結束的民主”。
民主不能縮小為一整套程序性的準則和普遍的條件，而無視拉丁美洲的歷史特點和國家的現實。民主意味著社會全面的政治參與，但是也意味著一種社會的平等，也就是說社會的民主和經濟的民主。為此中心的支撐點是能夠保障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必須與它包含的性質有關，這就是確保在分歧中承認平等出發點是既承認政治的權利也承認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權利。
社會主義的民主保障投票的自由，但是也保障勞動的權利、言論自由、自由地享受醫療和教育、公民參與的權利、自由地得到食品、文化和運動，正如羅伯托•雷加拉多說的，以自由主義的說法理解的民主是危險的，因為民主的支撐點必須協調地結合代表參與，這樣不至于讓投票成為一種無用的定期的練習，讓人民不能控制統治者和他們的政策，應是政府為人民行使權力，必須包括社會和經濟的民主。
但是必須評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左派思想的不同的立場圍繞著現行的變革進程的領導中關鍵的視角。結果應優先思考的是變革的內容和將其作為實現綜合的社會正義的參數和關于經濟發展的觀念。必須提出是否保持本國采礦業和國內外私人資本投資的政策，這是否意味著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歷史性依附的繼續;深化和加速生產資料的集體化是否可行，比如推動民眾更多地參與經濟，這是與資本主義行動的的機會劃界，以便以更加平衡的方式為了社會的福利保護生態環境和經濟的增長。
這樣，在我們的美洲與世界的其他地區不同，關于社會主義民主的觀念正以越來越大的力量涌入到人們的思想中，這種新民主的實踐清楚地表明一個平等和不同的社會的視角。甚至拉美右派的政治精英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也借助于“社會政治參與更大的空間”。在媒體上、公共的演說中和運動的平臺上，越來越更經常地看到在民主和公民的范圍內提及透明度，提供帳目，參與制的預算以至獨立的候選人，新奇的倡議和建議。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向參與制和社會主義方向的民主的過渡還有一條漫長的道路要走。如果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以現在的貪婪繼續前進，以越來越多地失去國家和我們的民族的主權為代價，那么人類的前途將處于危險之中。采礦業活動，自然資源的耗盡，有組織犯罪，消費主義，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給抵抗和社會斗爭定罪，制度的結構性危機，這些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延續。
結果應優先深化對這些現實、選擇的創建、障礙和局限性的分析，以及繼續思考這種被稱為未來社會主義民主前景，為實現這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另一個祖國做出貢獻。(作者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政治學系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教授。本文的主要內容來自作者2013年9月30日在智利第29屆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大會上發表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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