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先是埃及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然后是去年伊斯坦布爾的加濟公園(Gezi)抗議，如今基輔、加拉加斯、薩拉熱窩和曼谷也加入進來，人們紛紛涌上街頭，追究政府的責任。一股“大眾動員”浪潮的勢頭越來越強——在投票人數(shù)不斷下降、民眾普遍政治冷漠的當今時代，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不會為這一幕感到心潮澎湃。當橫亙在掌權(quán)者與被統(tǒng)治者之間遙遠的距離被徹底打破，沒有什么比這一刻更尖銳地揭示出大眾政治的本質(zhì)。職權(quán)的排場已毫無意義，軍警瓦解，獨裁者受到孤立，再也撐不下去。1989年12月，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sescu)對著噓聲四起的人群那遲疑的揮手，預示了他后來不光彩的逃跑和最終的死亡。
2011年，全世界媒體目睹了解放廣場上一場史詩般的斗爭，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讓出開羅市中心控制權(quán)的那一刻，也是其政權(quán)結(jié)束的開端。過去的一周，相同的一幕又在基輔上演，在警察向游行群眾開火后，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總統(tǒng)被罷免。
可是當暴君退場，接下來又該怎樣?絡繹不絕的參觀者們目瞪口呆地望著前總統(tǒng)在其豪宅的高墻內(nèi)建起的“烏克蘭迪斯尼樂園”，那里面有私家動物園，全尺寸仿古游艇和新古典主義的蹩腳裝飾。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宣告美國政府站在“烏克蘭人民一邊”。但誰才是她口中的“人民”呢?這里面包不包括自由黨(Svoboda)極右翼分子呢?這群崇拜二戰(zhàn)法西斯分子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的人也曾出現(xiàn)在廣場上的游行群眾中間。前央行行長阿爾謝尼•亞采紐克(Arseny Yatseniuk)現(xiàn)在代管新政府，但在克里米亞陷入動蕩和經(jīng)濟潰敗的情況下，他的工作才剛剛開始。
自從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爆發(fā)以來，犬儒主義者就一直喜歡預言：街頭暴力沒有好結(jié)果。他們以“雅各賓專政”(Reign of Terror，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統(tǒng)治——譯者注)為例，說明以“更大合法性”為名義推翻合法統(tǒng)治者的結(jié)局，并列舉出拿破侖的例子，稱用武力去締造民主制度的企圖往往帶來暴政。他們質(zhì)疑，那些抗議人群到底是一群自治的個人，英勇地集合到一起;還是一群愚蠢的被誤導的棋子，投入一場自己不甚了解的權(quán)力斗爭?要么把街頭抗議貶損為暴民統(tǒng)治，要么將其美化為人民意愿——兩者之間有區(qū)別嗎?有什么區(qū)別呢?
如果說民主還有什么內(nèi)涵的話，抗議的權(quán)利肯定是其核心內(nèi)容。剝奪抗議者向往真正政治變革的權(quán)利，將使抗議本身變成空洞的形式。例如，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但活動分子無法更深遠、更持久地改變銀行的運營方式，標志著這場運動的失敗。然而，當街頭抗議產(chǎn)生切實的政治影響時，它必須考慮后果。
過去幾周，有多少亞努科維奇的抗議者思考過推翻他以外的事情?對腐敗的憤怒在過去幾年催生了無數(shù)集會，尤其是在緊縮和高失業(yè)率加劇貧富差距的情況下。但示威并不能有效地終結(jié)腐敗。終結(jié)腐敗需要的是體制改革，它將是一個長期、艱難的過程，基本上無影無形，缺乏戲劇場面;它是街頭抗議的對立面，街頭抗議追求的是盡可能公開、戲劇化、立竿見影。開羅和基輔市中心抗議民眾的共同點是他們的背景高度多元化。但這一特點也解釋了，他們?yōu)楹尾荒芫喸斐志玫恼挝磥怼Ａ袑幹髁x的根本觀點仍然成立：沒有組織，什么也干不成。波蘭團結(jié)工會(Solidarity)之所以轉(zhuǎn)型為波蘭政壇長期存在的力量，是因為其領導人明白“組織起來”的必要，而且其工會活動的根源讓它從一開始就擁有了組織結(jié)構(gòu)。穆巴拉克被推翻后，明白如何利用埃及政壇新階段的不是解放廣場占領活動的任何一位領導人，而是穆兄會(Muslim Brotherhood)。
這就是為什么“烏克蘭人民”之說是毫無意義的廢話，為什么西方應當反思其過去所稱的“民主轉(zhuǎn)型”的陳舊觀念。“民主轉(zhuǎn)型”一詞本身的暗示意義是：我們只需要等待終將到來的美好結(jié)局就行了。但一些轉(zhuǎn)型走錯了方向，一些轉(zhuǎn)型根本沒有帶來重大變革。多年前，保守派的英國理論家邁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批評了他所稱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易犯的毛病”——即認為只要推翻暴君，就可迎來自由的綻放。阿拉伯之春令人沮喪的結(jié)局表明這種觀點是多么站不住腳。
推翻暴君有時確實能帶來自由。但有時候，它只能引來新形式的暴政。如果革命者既熱愛自由，又能有效地組織起來，開展長期的政治斗爭，那么革命將迎來美好的結(jié)局。如果人們在革命中能夠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外部干涉，那就更好了。如果缺乏上述兩種條件，那么我們很難對革命的結(jié)果寄以厚望：在類似近期基輔那樣的歡快時刻之后，尾隨而至的必然是長期、艱難、混亂的斗爭。
本文作者是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著有《治理世界：一個理念的歷史》(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譯者/曲雯雯、徐天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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