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眾多、民族宗教種姓構成復雜的印度堪稱滋生民族宗教沖突的“沃土”。僅就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爭而言，2007年，印度就發生過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81起，死亡96人，2117人受傷;2008年，發生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656起，其中4起發展成騷亂，死亡123人，2272人受傷。從三甘地之死，到延續數十年的克什米爾動亂，到1980年特里普拉邦大規模民族仇殺，到2008年11月震動世界的孟買特大恐怖襲擊案件，到2011年7月13日孟買鬧市區的三起連環爆炸案，以及9月7日新德里高等法院爆炸案，再到2012年阿薩姆原住民博多族(Bodo)與孟加拉族穆斯林移民仇殺沖突及其波及南印度，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沖突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在可預見的未來還會繼續看到。
“集體行動的邏輯”——印度民族宗教沖突加劇的內在機制
印度民族宗教種姓沖突如此經久難治，除了歷史淵源之外，西式政體、西式民族理論與政策實難辭其咎。對于苦于民族宗教沖突的印度而言，現行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固然便利了各種力量推舉自己的代言人，獲得出氣口，從而在相當程度上有助于國家統一，但更激勵了各類政治力量和人物利用民族宗教沖突，使得印度國家民族構成和語言文化統一性難以提高，民族宗教種姓矛盾沖突淪為一些政治力量和人物爭取嶄露頭角的終南捷徑。相應地，民族宗教種姓沖突越發成為印度無法治愈的痼疾。
如果其他條件相同，一個組織嚴密的小集團比一個松散的大集團更容易組織集體行動，從而戰勝后者的意志——任何一個社會，只要大到了一定規模，這種“集體行動的邏輯”就會驅使人們去尋求較小的身份認同，以求在各類資源的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漢族占壓倒多數的國家，在日本這樣的單一民族國家，同鄉、同學之類較小身份認同標記也一向非常流行;在印度這種民族宗教構成復雜的國家，民族、宗教就是更為方便的較小身份認同標記。較小身份認同流行，不等于必定會形成大批僵硬的小集團而令社會四分五裂，也不等于這些小集團之間必然會爆發沖突摩擦而令國無寧日。顯而易見，同鄉、同學之類身份認同比民族、宗教身份認同彈性要大得多，形成僵硬小集團的概率要低得多，所以，我們很難看到、也很難想象同一民族的不同同鄉會、同學會之間發生暴力沖突，但全世界天天都會發生這樣那樣的民族、宗教沖突。
在一個社會內部已經形成多個有形無形的民族、宗教集團之后，其他條件相同，不同政治體制對其摩擦的激勵是不一樣的。在一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有志于在體制內晉升的官員通常不會有興趣去挑起、激化族群沖突，因為這對他的政績只有負面作用。由于各個族群難以找到現成的公認領袖人物，而且遭到政府行政部門制約，族群沖突的范圍和烈度都會受到制約。相反，在一個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有志于在體制內脫穎而出的政客有著強烈的動機去利用或挑起、激化族群沖突，因為要想成為某一族群眼里的代言人，贏得這個族群的“鐵票”，從而在競選中占據有利地位，將這個族群的不利處境歸咎于政府或其他族群的“不公”，顯示自己為了維護這個族群的利益而不惜阻止、侵害其他族群的利益，顯然更能投合眾人之所好;而諄諄告誡這個族群要勤奮吃苦耐勞以提高自己，要約束自己尊重他人權利而不惜面對更激烈競爭……這類話語很不中聽，常常無異于選舉票房毒藥。也正由于此時各個族群相對容易找到代言人和領袖人物，族群沖突的范圍更容易擴大，烈度更容易加劇。不僅如此，為了保住自己的“江湖地位”，這些政客也有著強烈的動機維持、加劇族群分化，而不是消弭族群分化，促進民族宗教融合，進而從根本上消除民族宗教沖突問題。
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語言重組，原孟買邦分割為馬拉地人主導的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導的古吉拉特兩個語言邦，兩大民族當時就曾為孟買市的歸屬而爆發大規模騷亂和流血沖突，其間發生過警察開火擊斃105人的慘劇。其實，由于馬拉地人擁有歷史上馬拉地帝國擊敗莫臥兒帝國、抗擊西方殖民者的輝煌歷史，擁有強大的現實實力，目前占印度人口7.6%，即使沒有這樣的流血爭奪歷史，擁有如此實力的當地主導少數民族也會力圖永久把持相關利益，而不是與國內其他民族分享機遇，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上述流血爭奪歷史又加劇了這種動機。因此，我們看到，與中國大規模國內移民促進了普通話推廣不同(如大陸改革前的湖北十堰和福建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東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戰爭后的臺灣)，在吸引了其他邦大批勞動力涌入、又是印地語影業中心的印度“夢想之城”孟買，不僅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說馬拉地語，當地政客還時常通過或揚言制定一些法律，強制要求出租車、電影等行業從業者說馬拉地語。
1966年成立的濕婆神軍黨更是開宗明義要捍衛“土地之子”(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權利，阻止南印度移民進入該邦和伊斯蘭教傳播，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會矛盾，包括嚴重暴力事件。在1992、1993年孟買發生的多起騷亂中，濕婆神軍黨成員就被印度政府指責為組織攻擊穆斯林的骨干分子。濕婆神軍黨創始人、黨首巴爾•薩克雷被反對者指責為挑動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緊張關系的禍首，在2002年戈德拉慘案和古吉拉特邦騷亂期間以及2008年，巴爾•薩克雷都公開呼吁印度教徒組成敢死隊攻擊穆斯林，而此人人氣鼎盛，被眾多支持者頌揚為“印度教徒心中的國王”。2012年11月17日病逝后，孟買全城絕大多數店鋪和商業機構都自發關閉，人力車與出租車停運，數百萬人上街為其送葬。1995年，巴爾•薩克雷與印度人民黨結盟贏得馬哈拉施特拉邦政權，成為該邦政府的幕后操縱者而得到“遠程控制器”的綽號，至今濕婆神軍黨在288席的馬哈拉施特拉邦議會中仍占有44席，薩克雷病逝后，兩名當地女子僅僅因為在facebook主頁上發表評論，認為不值得為此而關閉商店，就被警方逮捕，在庭審中被指責為“增加階層間的仇恨”。
至于當年對挑動阿約提亞爭端升級難辭其咎的印度人民黨，其初級黨員更據稱多達1700萬，積極黨員100萬，1996年首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并短暫執政，1998年至2004年兩度執政，現在仍然是最大在野黨，令國大黨的執政地位相當脆弱。須知近20年來印度歷次大選結果都是無一政黨過半數的“懸浮議會”，甚至不得不為尋求一些地方性黨派的政治支持而容忍其頭面人物的嚴重腐敗行為(如2010年末爆出的2G手機運營牌照案)。
更關鍵的是，在印度政體下，假如印度人民黨這樣的大黨不時常倡導一些極端宗教要求以聚攏信眾，遲早會有新的極端政治力量成長起來取而代之。“勝利屬于大神羅摩!……的確，并非所有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世界上所有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這不是一場國大黨與印度人民黨之間的競選，……而是一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對抗!噢!印度教徒!多關心你的印度魂吧!”——諸如印度哈努曼黨(BajrangDal)著名群眾演說家夏斯特里(PrahladShastri)這樣的言論，時刻在敲打印度政界人士與政黨不敢揚棄極端色彩過于濃重的主張，以免喪失追隨者基礎，也啟發著有心之輩從這個方向入手，以求在政界出頭。
世界民族宗教沖突現象分析
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損害民族構成和語言文化統一性，這種情況具有普遍性，并不僅僅局限于印度一國。
我國的臺灣地區90%以上居民是漢族，而且本來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普及普通話(國語)，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進民選制度后，本已解決的語言問題重新成為焦點話題之一，國語和閩南話、客家話等方言之間的關系經常成為政客操弄的題材，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撕裂。
由于歷史經歷差異等原因，烏克蘭東西部民眾之間向來存在隔閡。2010年1月17日烏克蘭大選之后，為了挑動烏克蘭東西部民眾的對立情緒，維持自己最基本的支持者，以便在未來的議會保持話語權，在任總統尤先科落敗之后就決定向二戰期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烏克蘭起義軍領導人、納粹走狗斯捷潘•班杰拉追授“烏克蘭英雄”稱號。此人系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頭目，二戰前便因組織恐怖行動入獄。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后被釋，隨即聚集起一支約4萬人的烏克蘭民族主義武裝力量，試圖依附德國取得烏克蘭獨立，同時無情屠殺反對者。德軍入侵蘇聯后，以斯捷潘•班杰拉為首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充當納粹仆從攻擊蘇軍，但不久后斯捷潘•班杰拉就被納粹主子軟禁，后來又被送到集中營。由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組成的黨衛軍加西利亞師則繼續為納粹效力，并參與了1944年鎮壓華沙起義。根據波蘭方面的說法，二戰期間，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烏克蘭起義軍在波蘭東部地區屠殺了10萬波蘭人。1959年10月15日，斯捷潘•班杰拉在慕尼黑寓所外被蘇聯克格勃處決。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者，為這樣一個失敗的納粹走狗“正名”，不僅嚴重損害自身尊嚴，引爆國內地區和民族爭端，而且本質上屬于向整個國際社會挑釁二戰成果，也嚴重損害與作為受害者的波蘭等鄰國關系。為此，2010年2月4日，眾多波蘭人在華沙、克拉科夫、格旦斯克的烏克蘭駐波使領館前舉行示威，抗議尤先科的這一決定，時任波蘭總統卡欽斯基也指責尤先科此舉是“短期政治利益戰勝了歷史真相”。
中國大陸和蘇聯盡管沒有實行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但由于引進實施了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并在某些方面大幅度“發揚光大”，其結果是強大的蘇聯在地方民族主義浪潮中分崩離析，300年來統一的俄羅斯∕蘇聯國家慘遭解體;中國大陸民族問題自改革開放以來也大大惡化，國家統一性提高的進程遭到人為阻礙，甚至一度發生了局部嚴重倒退。這一點在新疆等地少數民族漢語教育等問題上表現得相當突出，結果嚴重妨礙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當地眾多少數民族青少年因缺乏漢語能力而無法進入現代產業部門獲取就業機會，在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力低下，并給全國埋下了動蕩的隱患。好在我國決策層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新疆等地已經開始撥亂反正，重新大力推進雙語教育。在2011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三章“2011年的工作”第(五)節“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中明確提出，要“支持民族地區教育發展，做好‘雙語’教學工作”。
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下，某些堂而皇之提出的主張已經堪稱十足笑柄。2012年12月上旬，加拿大蒙特利爾市政委員拉杜斯(BenoitLaDouce)提出設立一項地方法規，要求所有在公園的狗既要理解英語指令，也理解法語指令。拉杜斯說，蒙特利爾“狗兒公園很混亂，交流不暢是沖突主要原因”，如果是“雙語”狗兒，社會將“更和諧”。
民族、語言和宗教缺乏統一性提高印度政治性風險
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統一性不僅提高了商業成本，更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長期內的政治性風險。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升到群體沖突、乃至民族沖突的層次，甚至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特別是阿薩姆邦等東北少數民族聚居區，人種、語言、文化傳統、政治發展歷史均與印度本土大相徑庭，對當代印度缺乏敬畏、信服和愛戴，毗鄰眾多外國，戰略地位脆弱，原住民不滿自己喪失政治經濟主導地位，要依賴鳩占鵲巢的外來移民善心和施舍過活，更是民族獨立和分離運動的天然溫床。由于近年來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發民族、宗教沖突的風險。
與此同時，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況下，一個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國內遭遇的沖突會在另一聚居國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鳴和騷動，這本來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這個跨境民族在未爆發沖突的聚居國中為數甚微，該跨境民族完全沒有可能將這個聚居國拖進對本國不利的鄰國沖突之中，但假如這個跨境民族在未爆發沖突的聚居國中為數甚多，其政治影響力就有可能將這個聚居國拖進對本國不利的鄰國沖突，從而虛耗國力。這一點，我們從印度卷入斯里蘭卡民族沖突遭受重大損失中已經可見一斑，連時任總理拉吉夫•甘地也死于非命。
更有甚者，在本國民族構成、語言文字統一性低下的情況下，印度政府仍然對鄰國、特別是對綜合國力遠遠超過自己的大鄰國不斷操弄民族矛盾武器，進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燒身的風險。
目前，西方大國對印度并未如同對中國、俄羅斯、前南斯拉夫等國那樣操弄“民族自決”之類武器，關鍵在于中國國勢蒸蒸日上，已被西方某些勢力視為對其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印度綜合國力則遠遜于中國，即使其能夠順利持續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在西方霸權可控范圍之內，因此，西方需要“以印制華”。倘若中國發生大動亂而衰落、分裂，或是印度國力增長令西方感覺其有超過可控范圍之虞，西方列強就會毫不猶豫操弄印度國內民族、宗教矛盾，力促印度分裂。
印度國內政區劃分的深遠隱患
由于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統一性，加之西式政體和民族理論的影響，印度獨立后的國內政區劃分指導思想深陷誤區，給國家統一埋下了深遠的隱患。本來，一國要想長久保持統一，其國內行政區劃分應充分考慮區域制衡原則，即任何一個一級行政區(省、州、邦)企圖分離叛亂時，中央政府都能從毗鄰地區方便地扼住其咽喉而實施鎮壓;任何一個一級行政區分離后都會在經濟上蒙受重創，難以獨存。正如制定法律的基本思路不能是假設人人都是自律的圣人，而必須著眼于使其不能、不敢作惡;一個大國行政區劃設置也必須著眼于使任何一個地區都不能、不敢尋求分裂。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五千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家，也是擁有獨一無二數千年統一傳統的大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文化傳統和人口優勢之外，關鍵就在于這方面的制度探索與建設，并與文化傳統和人口優勢形成了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經過上千年思想和實踐探索演變，中國各省省界劃分相當充分地體現了區域制衡之道，典型如漢中劃歸陜西而非四川。無論是地理、氣候，還是人文風物，漢中都更接近四川盆地，而與關中平原差異較大，似乎更應該劃入四川省。然而，蜀道艱險，雄才大略的魏武帝曹操統軍平定漢中張魯，親身領略了褒斜谷道的艱險之后，幾次評價道：“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③李白更長嘆曰：“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如果將漢中和四川盆地劃入同一省份，一旦四川當權者與北方的中央政權分離而割據或對抗，就可以輕易堵塞蜀道，阻擊來自北方的軍隊。自從秦國將巴蜀納為郡縣以來，除蜀漢政權與中原政權分庭抗禮逐鹿天下之外，四川盆地曾多次發生企圖裂土分疆的叛亂，先后建立過成漢、前蜀、后蜀等游離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割據政權，動輒延續數十年。將漢中劃入陜西省之后，一旦四川再度發生叛亂，中央政府平叛軍隊由于已經掌握了漢中，進軍成都平原平叛就會輕易許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用楊洪評價：“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是無蜀也。”同時，這樣的格局又會有效地威懾、遏制掌握四川地方政權者潛在的叛亂割據意圖。正因為如此，自從漢中劃入陜西省后，再未發生過四川地方政府主動挑起叛亂的事情，更不用說形成割據四川數十年的割據政權了。同樣，襄陽劃歸湖北而非方言習俗更相近的河南;徐州劃歸江蘇而非方言風俗更相似的山東;明朝時的南直隸在清朝拆分為江蘇、安徽兩省，且安徽省界距離江蘇省會南京不遠;……都是基于類似的考慮。
不僅如此，普遍運用區域制衡原則劃分國內政區并長期有效實施，還有利于潛移默化地培育國民高于地方的國家認同，國民內心潛意識首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然后才是湖北人、湖南人、江蘇人、黑龍江人……，自己有權利也能夠在中國國土之內四海為家，形成維護國家統一的強大心理基礎。
反觀印度，本來已經從英國殖民者手里繼承了一套盡量考慮到了區域制衡之道的國內政區劃界方案，獨立后卻因為國內政治斗爭而徹底犧牲了上述區域制衡之道。客觀說來，英國人給南亞次大陸帶來了史無前例的政治統一，為了保證自己這份最大殖民地資產江山穩固，經驗豐富、老辣的英國殖民者在劃分印度各省和土邦邊界時不能不盡量考慮制衡之道，典型如當時的英國駐印度總督寇松決策1905年分割孟加拉省(目的是分化印度教群眾和穆斯林群眾聯手抗英斗爭，盡管后來在印度人民抗爭的壓力下取消了這個決定);這些做法固然出自英國殖民者自身利益，但客觀上有利于印度國家統一，倘若獨立后的印度聯邦在確定內部各邦設置與邊界劃分時能盡量繼承這份遺產，踐行區域制衡原則，必定有助于鞏固印度的長期統一。
然而，還在英國統治時期的1920年，國大黨就將“按語言原則劃省”作為一項重要目標寫入自己的綱領。盡管印度聯邦獨立初期曾經力圖保持英治時期的國內政區劃分，但國內政治運動和動亂不久就改變了這一切，今天的印度國內一級政區基本上是按照語言原則劃分的，使用同一語言的居民區劃入同一個邦。即使不考慮這一原則對國內跨地區貿易發展和勞動力流動的阻礙，這樣的國內一級政區劃分在平時就不利于潛移默化地培育國民高于地方的國家認同，國民內心潛意識首先認為自己是泰米爾納德人、西孟加拉人、旁遮普人、馬哈拉施特拉人，古吉拉特人，然后才是印度人;在國家有事時，更給地方分離主義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這樣的局面，在平時也會激勵政客們的分離主義動機。統一了300年的俄羅斯——蘇聯，在1991年“八一九”事變后土崩瓦解，其民族區域自治體制實難辭其咎;在導致中亞分離和外高加索地區兵連禍結方面，蘇聯民族區域自治體制的影響尤為顯著。將克里米亞劃入烏克蘭，更是與區域制衡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的十足昏招。
與此同時，印度某些邦體量太大，實際上具備了獨立建國的條件，如北方邦人口接近2億，進一步加劇了上述潛在問題。
印度獨立至今尚未出現分疆裂土的大動亂，但不等于這個國家以后就不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動蕩，更不等于它的行政體制經受得起政治大動亂的考驗而有效維護國家統一。曾經與美國并列全球超級大國的蘇聯有著300年的統一歷史，最終卻一夕解體，就向人們敲響了警鐘。實際上，早在1980年代，南印度四邦建立“德拉維達聯邦”、旁遮普獨立建立“卡利斯坦國”之類分離主義主張就曾在印度政界登堂入室。雖然英迪拉•甘地毅然出動槍桿子鎮壓了錫克人，再賠上自己的生命，平息了這一輪分離主義浪潮，但一批地方政黨仍在這一輪風潮中脫穎而出，國大黨多年一統天下的局面被徹底打破。
對印度而言，令人悲哀的是，即使印度統治集團內部眼光遠大且滿懷國家責任感的精英們認識到了上述風險，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統一性的現實也使得他們無法實施治本之道，因為在這種環境下，按語言原則劃分政區天然比貫徹地區制衡原則更能有效動員群眾開展政治斗爭和競爭選票。當初，印度按語言劃分邦界是從安得拉邦打開突破口的，此先例一開，印度政府就再也無法遏制按語言原則劃分邦界的壓力，相關暴力沖突和爭端此起彼伏：1949年，老國大黨人波提•斯利馬穆盧在馬德拉斯泰盧固語地區掀起要求建立泰盧固語安得拉邦運動。1952年，斯利馬穆盧絕食58天后餓死，在泰盧固語地區引發大規模騷亂，尼赫魯在斯利馬穆盧死后第四天被迫宣布設立泰盧固語的安得拉邦。1956年1月，由于孟買邦內操馬拉地語的馬哈拉施特拉居民不滿與古吉拉特語地區繼續在一個邦內，孟買市爆發騷亂，騷亂民眾與前來鎮壓的軍警發生流血沖突，80人被打死，450人受傷，但騷亂仍未平息。3月，政府被迫讓步，決定將孟買邦分割為古吉拉特、馬哈拉施特拉兩個語言邦，隨后又在馬哈拉施特拉居民壓力下決定將原計劃作為中央直轄區、5年后再定歸屬的孟買市劃為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結果又在古吉拉特邦引起騷亂。而且，即便如此，爭奪孟買市的“贏家”馬哈拉施特拉邦與邁索爾之間也仍然為列爾高姆縣歸屬你爭我奪。
在上述事件中，斯利馬穆盧之輩未嘗不是懷著一種自認為“崇高”的目標，表現出了熾熱的獻身精神，問題是這類做法恰恰暴露出他們潛意識中地區認同高于印度國家認同。而且，經過這樣的政治斗爭，印度政治精英中不會再有多少人愿意觸動這個問題而押上自己的政治命運，對印度國家統一的上述隱患也就會一直保持下去。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19期，摘自2013年第10期《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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