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的“自貿之殤”

　　“我相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能夠給墨西哥人民帶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讓他們能夠買到更多的美國產品，墨西哥到美國的移民數量也會減少，因為墨西哥人能夠在家鄉找到合適的工作來養活自己的家人。”

　　這是20年前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正式生效后對墨西哥所做的“承諾”。今年，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已經迎來了自己20歲的生日，作為締約三國中唯一一個發展中國家，NAFTA究竟給墨西哥經濟帶來了什么?墨西哥人是否過上了克林頓所說的那種生活?

　　從1994到2013年，墨西哥的工業總產出值得到大幅增長，可以和加拿大相提并論;該國的生產效率提高80%;美加墨三國之間的貿易額是20年前的3.5倍;每天經過美墨邊境的貨物價值高達10億美元，是1994年之前水平的10倍;墨西哥汽車行業得到快速增長，汽車產能提高到每年300萬輛，新增工作崗位數提高50%;墨西哥人也可以直接在本國購買iPhone手機、福特汽車等美國產品……

　　從這些角度來看，NAFTA給墨西哥帶來了不少的好處，因此加拿大媒體宣稱“墨西哥是NAFTA的最大受益者”。參與NAFTA談判締約的墨西哥前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Carlos Salinas)曾經表示“NAFTA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三國)邊境之間的貿易水平之高、流通產品之豐富，讓最頑固的NAFTA反對者也不得不閉上嘴巴”。前貿易部長杰米·塞拉·普切(Jaime Serra Puche)也認為“NAFTA對墨西哥很有幫助”。

　　但是很顯然不是所有人都這么認為，就在NAFTA生效的當天，認為自貿協定會對墨西哥農業造成毀滅性打擊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爆發;2002年12月，一大群憤怒的墨西哥農民砸壞了墨西哥下議院的大門，宣稱“NAFTA毀了他們的生活”，要求“修改自由貿易協定”，類似的抗議活動在2014年元旦重演。調查顯示至少半數的墨西哥人認為NAFTA不利于墨西哥的發展，薩利納斯也因此成了現代墨西哥歷史上最不受歡迎的總統。不見起色的經濟

　　政府與民眾之間對NAFTA的態度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墨西哥現在的尷尬現狀：盡管墨西哥與美加兩國之間的貿易有了大幅度的增長，但是它的經濟卻沒有隨之騰飛。美國政策研究會副研究員曼努埃爾·佩雷斯-羅恰(Manuel Perez-Roche)表示：“在過去的20年里，墨西哥的經濟增速比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都要慢(在20個拉丁美洲國家里，墨西哥自1994年以來的GDP平均增速排在第18位)。人均GDP也增長緩慢，20年的平均值只有1.17%，不僅低于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甚至是墨西哥自己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最低的數值。”

　　這不禁讓人覺得奇怪，NAFTA大大地促進了墨西哥的貿易和投資，卻無法成為其經濟增長的引擎。在佩雷斯-羅恰看來，這是因為“NAFTA摧毀了墨西哥自己的產業，將墨西哥的經濟增長動力‘出口’到了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

　　NAFTA要求締約國取消自己的貿易壁壘，為外資企業的進入敞開大門。于是與美國接壤的墨西哥成了各路美國企業眼中的“香餑餑”，受墨西哥較低的勞動成本的吸引，它們在墨西哥設立了很多工廠和分部，不僅僅將大批美國的工作機會帶到墨西哥(美國因此在20年內損失了100多萬的制造業工作崗位)，也如同裝甲車般碾壓了墨西哥的本土產業。

　　“我記得在NAFTA生效之前，父親帶我去參觀墨西哥的各個工廠，那時候我們還可以生產自己的卡車和公交車。”在墨西哥出生長大的佩雷斯-羅恰說，“現在幾乎看不到這些企業了，取而代之的全是美國通用、福特的組裝廠。”同樣，現在的墨西哥城，以前人丁興旺的小賣部、小超市已經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沃爾瑪等外資企業設立的大超市。

　　受到沖擊的不僅僅是工業和第三產業，墨西哥的農業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失去了貿易壁壘的庇護，大批的美國小麥和玉米進入墨西哥，由于美國政府對本國農業的高額補貼，這些外國玉米和小麥因為極其低廉的價格成為墨西哥當地農民的噩夢，墨西哥300多萬種植玉米的農民不得不眼睜睜地看著玉米價格下跌了80%。

　　“我們一開始就處在很不利的位置上，根本沒法和美國玉米競爭。”墨西哥農民約瑟菲娜·羅塞斯(Josefina Rosas)說。她一直都在尋求新技術來降低種植成本，但她的努力在強勢的美國貨前都“化為烏有”。她周圍一些鄰居已經將土地出售，和他們遭到一樣命運的還有200多萬失去土地的墨西哥農民。

　　更糟糕的是，這樣的結果導致墨西哥的42%的糧食需要進口(大豆和水稻的進口依賴率達到70%)，對墨西哥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影響。

　　“墨西哥在NAFTA時代的遭遇可能是世界自由貿易史上最悲慘的故事。”美國專門研究貿易協定的組織“全球貿易觀察”(Global Trade Watch)負責人羅瑞·沃洛克(Lori Wallach)說，“在過去的20年內它們所創造的工作崗位數實際上比NAFTA生效之前還要少。大部分貿易利潤流入美國和加拿大，占投資主體的外資企業只是在這里壓榨勞動力和賺取利潤，并沒有對當地社區的發展做出貢獻。因此，墨西哥經濟發展緩慢不足為奇。”難以消除的貧困

　　的確，由于自由貿易協定摧毀了本國的很多產業，并且對農業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導致墨西哥人的收入無法上漲。這與當年NAFTA對墨西哥人的承諾截然不同，恐怕也是墨西哥人對協議不滿的主要原因。

　　“現在的情況是大多數墨西哥人處于失業狀態，或者工資很低。”佩雷斯-羅恰說。盡管美國車企幫助墨西哥汽車行業增加了50%的工作崗位，但這大多是收入微薄的一線工人。NAFTA在20年里沒有有效地改變其成員國之間的收入差：1997年，墨西哥制造業工人的平均薪水是美國人的15%，到了2012年，這一數字微漲至18%。相比之下，起步較晚的中國在很多領域的工資數額已經超過了墨西哥。

　　這樣的狀況造成了如下尷尬：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2012年墨西哥有52.3%的人口處于貧困線之下(城市居民月收入低于2329比索或183美元，農村居民月收入低于1490比索或117美元)，與1994年的水平(52.4%)差不多。而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的平均貧困率從1990年的48.4%下降到2013年的27.9%。更“神奇”的是，墨西哥曾經在2006年將貧困率降低至42.7%，隨后這一數據逐年上升，使其成為拉丁美洲主要國家中唯一一個貧困率上升的國家。

　　因此，盡管有很多美國貨進入墨西哥，但有更多的墨西哥人買不起這些產品——當年克林頓的話又有一項落空了。

　　“這并不奇怪。”佩雷斯-羅恰說，“經濟增長乏力，人們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資很低，收入自然不會上漲。收入不漲，他們也不會有錢進行消費。沒有消費，經濟也缺乏增長動力。”

　　因為這個惡性循環，有很多墨西哥人在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選擇移民到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2011年有38%的墨西哥人表示如果有機會的話會移民到美國，比2009年的比例上漲5個百分點，其中53%愿意移民美國的墨西哥人表示自己愿意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即使他們沒有得到法律的允許。

　　而根據美墨兩國政府的統計，2007年美國房地產快速發展時，墨西哥非法移民到美國的數量達到690萬人，為歷史最高值。隨后非法移民數因為美國經濟的衰退而有所下降，但是在2012年還是有600萬墨西哥人未經許可“逃”到美國。這不僅僅影響了墨西哥經濟和社會，更是給美國帶來了無盡的煩惱。

　　那些不能去美國又沒有工作的墨西哥人成了造成社會不安定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墨西哥的治安狀況如此之差。更能讓人產生心理不平衡的是，當有越來越多的墨西哥人陷入貧困的時候，墨西哥卻有像卡洛斯·斯利姆·埃盧(Carlos Slim Helu)這樣的超級富翁。《福布斯》雜志說墨西哥在2013年有9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大富豪，但是實際數量可能遠遠不止于此。這些富豪都有一個特點：年紀在70-80歲之間，在NAFTA生效之前就是壟斷電信、礦業等行業的寡頭。

　　墨西哥經濟學家羅杰里奧·拉米雷斯·德拉奧(Rogelio Ramirez de la O)說：“NAFTA專注于開放制造業等基礎產業，卻漏過了這些行業。墨西哥政府并沒有刻意打造這些億萬富翁，但是由他們代表的貧富差距正在成為阻礙墨西哥進步的一個問題。”墨西哥的教訓

　　“在我看來，NAFTA當年給我們的承諾有30%到40%沒有實現。”65歲的墨西哥城市民魯道夫·科羅那(Rodolfo Corona)說，“如果當年沒有這個協議，我們的生活也許會好很多。”沒有官方或權威機構證明科羅那的話是正確的，但是他的觀點可以代表墨西哥普通民眾對NAFTA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不滿。

　　不過，單純地將墨西哥的慘狀怪罪到NAFTA頭上顯得有些偏頗。“NAFTA的目的并不是消除貧困。”前貿易部長杰米·普切表示。他認為NAFTA只是一個促進北美國家之間貿易的協定，那些競爭不過美國人的公司和個人應該怪自己，因為他們比不上美國人。

　　佩雷斯-羅恰同意普切的前半句話，但對下半句話嗤之以鼻。在他看來，墨西哥的現狀正是由普切和薩利納斯代表的墨西哥政府造成的。

　　“政府根本就沒有讓本國的產業做好同美國人競爭的準備，他們迫不及待地將農業和制造業等開放給美國。”他說，“的確，NAFTA并不是造成墨西哥現狀的原因，但是它是形成這種狀況的催化劑，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府過于信任且依賴它。”

　　當年的NAFTA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現在正在廣為熱談的《泛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協議》(TPP)——兩者同樣都是區域性經貿合作協議，同樣都是由美國牽頭，同樣都是有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參與。

　　但是不同的是，TPP比NAFTA范圍更廣，參與的國家更多，而且現在的經濟環境也遠比當年復雜。盡管如此，墨西哥在NAFTA中的遭遇依然可以為有可能參與到TPP之中的越南、菲律賓甚至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第一是摸清本國的經濟背景：1960-1980年，墨西哥的人均GDP翻了一番，如果能保持這樣的速度，墨西哥現在能夠達到歐洲的生活水平，但是1980年的債務危機讓新自由主義在這個國家流行起來，政府廢除了很多工業和發展政策，讓國際貿易和投資在國家經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同時收緊財政貨幣措施，這不僅降低了墨西哥的經濟增速，迫使墨西哥要緊緊抓住美國人遞來的“自由貿易”救命稻草，同時也耽誤了本國產業的發展，使其在與美國的對決中一敗涂地。

　　第二是要對結果有全面的估計：佩雷斯-羅恰認為墨西哥急于提高本國就業率的心態“引狼入室”，讓美國企業在短時間內大規模進入墨西哥，導致墨西哥很多產業崩盤，造成“事倍功半”的效果;同樣，墨西哥沒能在談判中為自己爭取到有利的條件，比如讓美國政府降低農業補助，使得自己的農產品(000061,股吧)在廉價的美國貨面前毫無競爭力。相比之下，美國與歐盟之間的自貿談判進展緩慢的一個原因就是雙方都不愿意在農業補助上讓步。

　　第三是避免自己淪為跨國企業剝削的對象。羅瑞·沃洛克和很多人認為NAFTA是美國大企業的陰謀，目的是利用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來賺取更多的利潤，而美國人和墨西哥人都是受害者，維基解密的一些文件說明他們的部分說法是正確的。沃洛克稱TPP為“打了激素的NAFTA”(NAFTA on Steroid)，會對“美國和其他參與國造成更大的影響”。因此如何限制跨國企業成為TPP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需要考慮的事宜。

　　第四是避免像墨西哥那樣患上“美國(或其他國家)依賴癥”。目前墨西哥有78%的產品出口到美國，有50%的進口產品來自美國，因此美國經濟的走向完全可以左右墨西哥的表現，讓墨西哥陷入“先美國之憂而憂，后美國之樂而樂”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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