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經濟形勢持續惡化以及社會矛盾和沖突凸顯。近年來，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與蔓延、各大機構一系列最新研究數據的公布，以及民主黨與共和黨在大選年圍繞向富人增稅的“巴菲特規則”的激烈論爭，更是將收入不平等話題推向了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在美國，關注政治和社會平等、主張機會均等、捍衛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自由派學者，與傾向個人自由、維護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制度、倡導新自由主義的保守派學者甚至上演了一場大論戰，圍繞當代美國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問題進行思想論辯和交鋒。
美國收入與財富的不平等到底有多大？
自由派和保守派學者都承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各階級，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與極少數上層階級在收入和社會財富占有上的差距擴大了。但二者間到底存在多大程度的差距，不同立場的學者看法不一。
自由派學者強調，戰后長期以來生產率增長與工資增長間的聯系已經被打破。在過去30年間，剝削率大大上升，美國社會從中受益的人群只有1%。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賽斯等自2000年以來關于頂層收入者的相關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頂層家庭所占收入份額急劇擴大。到2007年，頂層1%家庭占有的收入份額達到約24%,是1928年大蕭條開始前一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在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這一數字從未超過10%，一直徘徊在7.7%—9.8%之間。
早在金融危機爆發前，保守派經濟學家就一直在駁斥賽斯的數據，批評其采用的是稅前收入，因而沒有表明聯邦政府以累進稅、社會保險和所得稅抵免等支付形式進行的貨幣再分配對富人的影響。康奈爾大學教授理查德·伯克豪瑟等指出，如果采用稅后的收入數字并將政府的貨幣轉移也包括在內的話，二者間的差距并沒有那么大。1979-2007年間，美國頂層20%人群的收入增加了49%，而中間20%家庭的收入也幾乎增加了30%。
近年來，一些無派別傾向的組織機構相繼發布最新數據，與保守派的統計結果針鋒相對。如2011年10月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布的數據表明：“1979-2007年間，1%最高收入者的平均稅后家庭實際收入攀升了275%，而中間3/5的人口只增長了不到40%”;“頂層20%人口的稅后實際收入增長了10個百分點，其中絕大部分又流向了1%人群，其他各部分人群所占收入份額則下降了2—3個百分點。”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數據也顯示，在2010年美國的家庭總收入中，20%最富有的家庭占50.2%，20%最貧困家庭只占3.3%。而1980年，即所謂里根革命開始之初，其所占份額分別是44.1%和4.2%。也就是說，在這30年間，最貧困家庭的收入減少了21.4%，而最富裕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3.8%。
這些新數據被自由派學者廣泛引用，以批評和指責當代美國社會的貧富分化和收入不平等，而保守派則撰文質疑和攻擊這些數字的準確性。他們強調作為中低階層美國人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非現金津貼沒有計算在內，如食物券、收入稅抵免以及為兒童提供早期教育的“啟蒙計劃”和幫助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學的“佩爾助學金計劃”等，這些津貼實際上每年需花費9000億美元。
不平等是“好事”還是“壞事”？
保守派學者認為，不平等反映的主要是人們在努力程度和天生才能等方面的差異，因此收入不平等是好事，它能促使人們努力改變現狀。卡托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米歇爾·坦納比喻說，經濟絕非一塊固定尺寸的蛋糕。不是一個人分的蛋糕越大，其他人得到的就越少。這塊蛋糕的尺寸是無限的。為了讓蛋糕變大，需要人們成為有野心、有技能的風險承擔者，為更大的分享而奮斗。這意味著他們必然因努力、技能、野心以及承擔的風險而得到不平等的回報。在保守派那里，“機會平等”遠比“結果平等”重要。
自由派學者反對以個人能力和努力來界定不平等，他們強調天生的不平等制約著機會平等的實現。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就對美國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的傳統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美國社會的突出特點表現為出身至關重要，來自社會底層的人幾乎沒有機會爬到社會中層，更不用說頂層。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阿蘭·克魯格也認為，美國社會的高度不平等造成了代際流動水平較低，從而形成了一個“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將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他預測，到2035年，美國的代際流動甚至會比現在還少，那時個人出生時的階級地位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未來的經濟前景。與保守派相比，自由派學者更加關注和重視分配，強調如果把經濟比作一塊大蛋糕的話，富人分享的越多，其他人分享的就越少。
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根源何在？
關于造成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原因，美國理論界長期存在爭論，一直以來三種觀點占據主導。首先是全球化論。主張全球化造成了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其原因一是非技術移民直接參與工作競爭，而遠在其他國家的非技術工人也通過貿易間接地參與競爭，兩者共同壓低了美國非技術工人的工資。非技術移民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從而使得收入差距拉大的現象更加嚴重。二是全球化直接經由貿易以及外國直接投資、離岸業務等渠道對美國的收入分配造成顯著影響。第二種觀點是技術進步論。這種觀點強調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收入不平等的增長源于經濟結構變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興起提高了對高技術工人的需求量，造成“知識工人階級”收入激增，拉大了與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差距。也有學者認為，技術變革實際上很難與全球化分割，全球化的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技術的重要性。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德·弗里曼指出，技術進步隱藏在分散的經濟活動以及離岸生產背后，“離岸生產與數字化共生共存”。
作為技術進步論的延伸，近些年美國保守派中逐漸流行起一種說法，認為教育在美國收入不平等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哈佛大學高級領袖學者史蒂文·施特勞斯甚至認為，受教育水平將美國分割成了兩個經濟上迥然相異的國家。他對不同職業人群的收入進行對比后發現，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就越高。自由派學者反對教育決定論。他們雖然承認更好的教育終將有助于美國經濟的發展，但教育并不具有決定意義，教育既不能解決失業問題，也不能縮小收入差距。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勞倫斯·米歇爾運用大量數據分析美國失業問題，得出的結論是，美國的失業并非結構性失業，而是周期性失業。周期性失業意味著今天的失業者最終能夠依靠其掌握的技能找到工作，意味著教育對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狀況沒有助益。克魯格曼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指出如果把所有問題歸結為教育，那么不平等就成為一種供需關系的結果。這樣，解決不平等的方式就成了改善教育體制，因而沒有人會因為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受到指責，因為實現更好的教育是每一個政客至少在口頭上都強調的問題。雖然的確有必要校正美國的教育體制，尤其是在起跑線上存在的不平等，但實現一個在更大范圍共享繁榮的社會并不在于教育。
到底什么才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自由派學者主張制度政策說，這也是美國理論界關于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第三種具有影響力的觀點。在自由派學者看來，政策選擇、規則和制度的作用非常關鍵，它們既能塑造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也能通過產品市場的解除管制以及社會支付、工資設置機制或工人協商權的變化對收入分配產生直接影響。耶魯大學教授雅各布·漢克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保羅·皮爾森指出，美國經濟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于“政治”，是政治決策在塑造市場時偏向特權階層、犧牲公眾利益的結果。他們認為有三個“政治”層面共同推動了這種政治決策的形成：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其中政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二是制度。通過“否決點”的塑造，制度規則讓行為者有機會通過其希望通過的政策，阻止其不希望實施的政策。三是組織。組織在促進政策變化中具有關鍵作用，而當前美國的組織環境極具偏向性。許多代表商業和富人利益的組織異常強大，并且因為擁有的各種資源而受到政治家的青睞;而由于工會的持續性衰落，代表窮人和中產階級的組織越來越少,越來越弱小。這三個政治層面共同促成了導致更大不平等的體制性政治偏向。簡言之，各種不同形式的組織及其圍繞政策決策和選舉進行的斗爭構建起美國的政治沖突，而美國的政治制度則有利于那些代表富人利益的組織及其聯盟推行捍衛其利益的新政策并重塑市場。
與這種政治結構決定論的視角不同，一些自由派學者更加強調新自由主義政策選擇的作用和影響。克魯格曼認為，美國不平等增長的真正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鼓勵或允許”高度不平等的保守主義運動。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絕非偶然，正是二戰期間政府采取的政策，如戰時工資管制帶來的收入“大壓縮”，以及其后長期奉行的社會制度和規范，促使美國社會實現了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鍍金年代”的極端不平等向戰后相對平等的轉變。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主張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取代推動底層階級收入增長超過了上層階級的《底特律條約》，一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出現了：絕大多數工人不再能夠分享生產力增長的收益，而“富人們變得心滿意足”。社會不平等越來越大，貧富分化也越來越嚴重。
如何解決當前美國社會的不平等？
保守派與自由派學者圍繞不平等解決方案的爭論焦點，集中在是否應該對富人增稅問題上。一直以來，保守派針對該問題的觀點建立在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所謂“涓滴經濟學”的基礎之上，即對富人減稅有利于創造更多的投資，進而實現經濟增長，最終使所有人受益。然而，日益擴大的不平等以及長期持續的高失業率令這一說法難以成立。美國《赫芬頓郵報》、《財富》雜志撰稿人桑杰·桑胡認為，涓滴思想背后隱藏的是不平等的合理化，它確保了財富的向上流動而非向下涓滴。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加利福尼亞大學公共政策教授羅伯特·B·萊克提出對富人增稅的三個理由：一是縮減長期預算赤字、維持主要服務、捍衛社會保障和醫療、更多教育和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不對中產階級增稅的需要。二是當前富人的稅率處于歷史低點。1940年至1980年間，最高收入者的稅率至少是70%。50年代時曾經達到91%，而現在只有35%。三是收入的高度集中使得富人完全有能力支付增加的稅收。因此，對富人增稅不是保守派所言的“階級戰爭”，而是一個人們已經達成的共識。
“涓滴論”因為在實踐中的“失效”已很少為保守派提及，他們更傾向于從教育、文化視角解析社會分裂的根源，強調下層階級更大的經濟流動與對富人增稅無關，主要問題不是貧富差距而是文化差距。查爾斯·默雷在新著《分裂：美國白人的現狀(1960-2010)》中指出，美國產生兩極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層階級或“認知精英”和下層階級間的行為差異非常大。他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四種重要社會傾向即婚姻、勤奮、犯罪和虔誠進行研究，認為美國下層階級傳統的市民社會紐帶已經完全退化，他們越來越缺乏友善、信任、政治意識和市民參與精神。基于這一認識，他提出“偉大社會”時代(指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福利計劃正是美國工人階級社會秩序崩潰的根源。因此，他為改善社會不平等開列的處方完全迥異于自由派，主張摒棄“新政”和“偉大社會”，而代之以一個能夠保證基本收入的體制。同時，尤其要堅守美國生活方式的四個傳統支柱，即家庭、使命、社區和忠誠，強調這是自華盛頓以來美國社會規劃的真正基石。
除對富人增稅外，自由派學者還提出了其他一些解決方案。《新共和》雜志高級編輯蒂莫西·諾亞總結了應對不平等的八項方案，主要包括向富人征收重稅、削減政府開支、引入更多的技術工人、普及學前教育、對大學收費進行控制、重新監管華爾街、選舉民主黨總統以及復興勞工權等。其中，“強工會”是自由派學者大都贊同的不平等解決之道。克魯格曼早在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就已指出，工會的衰落與收入不平等存在密切聯系。工會不僅給工人帶來高工資，也能夠鼓勵沒有工會的企業提供良好的工資和福利，因為后者需要與前者爭奪優秀的員工。
具有左派傾向的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新近發布了關于工會衰落與不平等增長關系的研究結果，給自由派的觀點提供了有力支持。該研究認為，從1973年到2011年間，工會代表的勞動力從26.7%下降到13.1%。工會的衰落尤其對男性中等收入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它是1978—2011年間約3/4的白領和藍領男性工資差距擴大的原因，也是超過1/5的高中畢業和大學畢業男性工資差距擴大的原因。工會的衰落削弱了工人在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上的議價權，限制了無工會公司提高工資和福利以與有工會公司在競爭員工方面的“溢出效應”。同時，去工會化也與全球化、解除管制以及更低的最低工資等低勞動標準一道，共同強化了雇主的權力，削弱了中低收入者獲得好工作和經濟保障的能力。
兩點看法
1.美國理論界圍繞不平等問題的論戰，是當前美國社會矛盾沖突激化的集中反映。二戰后，美國資本主義連續擴張了近30年。即使60年代后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和學生運動極具社會影響力，也未能對現實資本主義形成具有威脅性的挑戰。但在70年代經濟危機后，伴隨著凱恩斯經濟學的退潮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興起，大政府、福利國家等支撐戰后美國經濟發展的政策框架被徹底打碎。尤其是在IT和金融泡沫破裂導致90年代美國高速發展的“新經濟”終結之后，隱藏在富庶的“中產階級”社會之下的各種社會矛盾，如失業、貧困、社會失衡等日益凸顯。始于美國其后遍及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占領”運動，正是人們這種不滿和憤怒情緒的表達與宣泄。
理論是對現實的回應。近幾十年來，圍繞占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及其社會后果，美國理論界的左右兩派學者一直爭論不休。金融危機發生后，勞動階層生存狀況的惡化誘發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并直接導致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最終演變為圍繞收入不平等展開的激烈論戰。保守派捍衛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有效性，主張新自由主義縮減了絕對的社會不平等，宣稱相對不平等的存在促進了向上的社會流動。自由派則大多是凱恩斯主義的支持者，強調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社會相對不平等急劇增加。
這場論戰也是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大主流思想理論流派的政治理念之爭，其圍繞不平等的爭論和分歧體現了二者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作為美國政治上的左派，自由派的思想理念某種程度上蘊含著集體主義的意味，強調只有為個人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才能保證每個人都有一個機會均等的開端。而自由的價值觀則是保守派的政治標簽，堅持不平等反而是一種積極的、不可或缺的社會價值。保守派因而竭力維護私有財產權和自由企業制度，反對除必要外的任何形式對公司的調控，支持由市場而非通過政府計劃分配產品。
從思想理念上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價值觀沖突、對立，但實際上二者互相補充，現實美國政治一直在這兩種價值間維持著一種動態的平衡。雖然從危機來的實踐看，尚未出現實質性的政治或意識形態范式轉型的跡象，但為了緩和激化的社會矛盾和沖突，美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如2010年的“醫改法案”、2013年初通過的解決“財政懸崖”法案中的相關增稅措施，已經開始更多地傾向自由派的理念。
2.從階級政治的角度看，保守派和自由派圍繞不平等的論戰，仍然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爭論。爭論的最終目的是在體制范圍內尋找一個醫治資本主義弊病以平息社會矛盾和沖突的良方。雖然就基本觀點而言，具有左翼色彩的自由派的觀點更多地體現和維護了中下層勞動階級的利益，但在根本上，這些分析和批判沒有觸及不平等問題的實質，沒有認識到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必然。盡管新自由主義政策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但簡單地回歸凱恩斯主義充其量只能暫時緩解不平等狀況，而絕不可能根治不平等;只能夠推遲不平等引發的社會矛盾的集中爆發，而絕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從這個層面看，他們的不平等分析盡管具有進步意義，但極大降低了理論批判的力度。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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