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至l5日,埃及舉行新憲法公投。初步統計結果顯示,超過90%的選民投了贊成票。
作為解讀埃及未來走向的理想文本,新憲法與2012年12月穆爾西政府制定的憲法相比,新增四十多個條款,還有一百多個條款被修改或保留。這其中,有兩大亮點值得關注。一是新憲法的基調更強調世俗化,新憲法剔除了強調宗教認同的條款,同時恢復了“禁止宗教政黨”條文,極大減弱了2012年憲法中的伊斯蘭化成分。另一特色是軍方被賦予更多特權,如軍事法庭可以起訴平民,總統無權任命國防部長和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領導人,軍方在埃及未來權力結構中的角色,將越發吃重。
自去年7月3日穆爾西被軍方推翻后,埃及民主化進程一度停頓,這次新憲法公投被視為是對國防部長塞西及其政治路線圖的一次信任投票,因而頗具風向標意義。憲法公投高票通過,意味著埃及政治重建轉型邁出承前啟后的關鍵一步,意味著軍方主導的政治進程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持和認可,積極意義十分明顯。
然而,有憲法不等于有憲政,埃及新憲法能否得到充分尊重和貫徹,仍是個很大問題。2012年12月穆爾西主政時期制定的新憲法,曾在公投中以64%的支持率獲得通過,但僅僅時隔半年,穆爾西民選政府就被強行推翻,原有憲法條文也被重新修改。即便埃及再不會重演將憲法推倒重來的場景,新憲法出臺也并不意味著埃及找到了紓解困境的“萬能靈藥”。在相當長時期內,埃及至少有兩大難題依然棘手。
一是政治、社會分裂問題難以化解。據統計,埃及40%民眾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日均不足2美元),20%人口擁有社會總財富的55%,60%的底層民眾只擁有l8%。貧富懸殊使埃及階級矛盾十分尖銳。2011年“一二五革命”既是這種階級矛盾激化的結果,也使此前處于潛伏狀態的階級矛盾日趨公開化,這種階級矛盾與當前教俗矛盾相互糾纏,使埃及政治分裂加劇,社會碎片化趨勢明顯。而要解決這一棘手難題,根本辦法是在生產關系領域進行根本性變革。沒有經濟民主與經濟平等,政治民主與政治平等就是空話。然而,自穆巴拉克倒臺以來,無論是穆爾西政府還是此后的過渡政府,改革重點仍是在政體問題上轉圈圈,至今未觸及生產關系變革這一根本性問題。相反,新憲法對前穆巴拉克政權成員網開一面,刪掉了2012年憲法中禁止前執政黨“民族民主黨”參政的條款,這似乎意味著所謂“6·30革命”,更像是穆巴拉克勢力搞的政治復辟,而不是觸及靈魂的“二次革命”。因此,新憲法即使獲得通過,也對解決埃及社會經濟難題作用有限。
二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的問題仍未解決。埃及民眾支持軍方武力奪權,固然是不喜歡穆爾西“伊斯蘭化”的方針政策,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有對政局動蕩的極端厭倦。據統計,穆爾西執政一年期間,埃及共發生7400多次民眾抗議。政局動蕩不定,引發資本外逃,旅游業日益蕭條,而政府對此卻無能為力。在這種情況下,恢復秩序成為越來越多民眾的共同心聲。而掌握“槍桿子”的軍隊,顯然最有能力提供這種“公共產品”,因而軍方走向政治前臺,得到相當多民眾支持和認可。
然而,對軍方和臨時政府來說,僅能提供秩序遠遠不夠。當初穆巴拉克政權也能保障秩序,但由于其推行權貴資本主義政策,最終遭到民眾推翻。如果埃及軍方掌權僅僅是為了回到“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時代”,那么這將意味著“一二五革命”的成果,將基本被清零。通過三年政治實踐,埃及民眾政治動員基本完成,對政府權威的崇敬感和恐懼感日益消失。正如一旦從山洞走到陽光下,便不愿再回到黑暗中一樣,已經覺醒的埃及民眾不太可能容忍埃及“新政府”回到“舊時代”。因此,對埃及當權者來說,當務之急是解決“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問題,能否指出一條廣受民眾擁戴的新型政治經濟路線。僅靠民主轉型與實行憲政很難平息民怨,埃及政治前景依然充滿變數。
《大眾日報》2014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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