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5年后的年終寫一個總結是令人抑郁的。是的，我們避免了大蕭條Ⅱ，卻步入了大萎靡(Great Malaise)，發達經濟體的大部分人收入幾乎沒有增長。2014年也會差不多。
在美國，中位收入繼續無情地下滑，對男性勞動者來說，收入已跌至40多年前的水平。歐洲的二次衰退在2013年宣告結束，但沒有人可以負責任地宣稱復蘇將隨之而來。在西班牙和希臘有超過50%的年輕人依然失業。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西班牙未來幾年的失業率都將超過25%。
對歐洲來說，真正的危險在于自滿情緒開始涌現。過去的一年中，我們可以感到歐元區關鍵的制度性改革的節奏正在放慢。比如，作為貨幣聯盟歐元區需要真正的銀行聯盟(不僅要有共同的監管，也要有共同的存款保險和共同的清算機制)和歐元債券(或類似的債務共同化工具)。在這兩方面，歐元區和一年前相比沒有多少進步。
我們還可以感到另一個問題，重新轉向可能引發歐洲二次衰退的緊縮政策。歐洲持續的經濟停滯已經夠糟了，但另一個歐元區國家陷入另一場危機的風險依然很高，即使不在明年出現，也可能在不太遠的將來發生。
從持續大萎靡的更廣闊角度來看，2013年和2014年都將被視為浪費機會之年
美國的情況也只是略好。在美國，日益嚴重的經濟差距——美國的經濟不平等程度為發達國家之最——還伴隨著嚴重的政治兩極分化。我們只能寄望迫使政府關門、讓國家走向違約懸崖的共和黨狂人們不會再次犯錯。
但即使他們真的改弦更張，新一輪緊縮可能造成的經濟減速——當前的緊縮已造成2013年GDP的增長率損失1~2個百分點——也意味著增長不能達到能創造足夠崗位吸收新晉勞動力的強度。充滿活力的避稅硅谷和繁榮的能源部門并不足以抵消緊縮的影響。
因此，盡管美聯儲購買長期資產(所謂量化寬松，簡稱QE)的手筆有某種程度的減小，但超低利率告別歷史低位即便最早也不可能在2015年之前出現。
現在就結束低利率肯定是不明智的，盡管QE給美國經濟帶來的好處可能很小，在海外還可能提升了風險。2013年早些時候關于縮減QE的討論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蕩，這凸顯了全球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
正如QE的引入助長了貨幣升值，宣布其終結就觸發了貶值。好消息是大部分主要新興國家已建立龐大的外匯儲備和足夠強勁的經濟，能夠抵御這方面的沖擊。
盡管如此，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放緩還是令人失望——考慮到2014年可能延續這一趨勢就更加如此。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自己的故事：比如印度的增長放緩被歸因于新德里的政治問題和擔心物價穩定的央行（盡管鮮有證據表明提高利率能大幅影響洋蔥和其他決定印度通脹的商品價格）。
巴西的社會動蕩清楚地表明，盡管在過去十年中在脫貧和縮減不平等方面取得顯著進步，但這個國家實現廣泛共享的繁榮依然任重道遠。與此同時，抗議示威潮表明巴西日益增長的中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也在與時俱進。
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對商品價格構成了嚴重沖擊，全球商品出口國也因此受到重大影響。但中國的增長放緩要正確地予以解讀：其減速后的增長率仍然令世界其他國家艷羨，并且中國正邁向可持續增長之路（雖然增長屢略有降低），從長期看這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
和前幾年一樣，2013年困擾全球經濟的根本性問題仍然是全球總需求不足。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缺少真實的需求——比如在基礎設施方面，以及更廣泛的調整各國經濟以適應氣候變化挑戰等方面。但是，全球私人金融系統似乎無力利用全球結余來滿足這些需求，而盛行的意識形態則妨礙了我們考慮替代性的安排。
我們全球市場經濟的運轉出現了問題。我們的需求未得到滿足而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這一體系沒有為社會中大部分群體帶來好處。2014年就發生重大改善是不現實的，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是如此。不管在國家還是在全球層面，政治制度似乎都無力引入可帶來更光明未來的改革。
或許全球經濟在2014年會比2013年略有進步，或許不會。從持續大萎靡的更廣闊角度來看，2013年和2014年都將被視為浪費機會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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