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日本少數右翼勢力否認、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歷史的謬論肆意泛濫，為軍國主義戰犯招魂的丑劇連年迭演不斷。日本右翼勢力為何滋生蔓延?軍國主義陰魂緣何久駐日本?這絕非偶然，是有其深刻而復雜的歷史原因的。
保留天皇制——日本有條件投降，成為戰后日本重建右傾保守政治體制的政治基礎和精神支柱
日本的戰敗投降是有條件投降，而不是無條件投降，即在保留天皇制國體條件下的投降。日本戰敗前，本土尚未遭到地面攻擊，在海外尚存100多萬軍隊。因此，到1945年6月，日本政府仍作出“本土決戰”、“一億玉碎”的戰爭計劃，到了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國政府發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日本政府與軍部仍在降與和的問題上發生較大分歧，雙方對峙，直至天皇最后“裁決”，才在維護天皇制國體這樣一個條件下接受投降。美軍在硫磺島和沖繩戰役中因日軍的拼死頑抗而遭受重大傷亡，倘若美軍登陸日本本土作戰，勢必將付出巨大損失。因此，美國迫切希望促使日本盡快投降，以減少美軍損失。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曾提出：“最有效和最能減少損失的做法是，在日本投降和實行占領時利用天皇。反之，如果盟國采取嚴厲的態度，主張廢除天皇制，日本人就會為了天皇誓死戰斗到底，這將會給美國帶來巨大的損失。”所以，由美國起草，以美、中、英三國政府名義發表的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美國有意不寫進廢除日本天皇制的條款，并把原稿中曾寫有的相關條文，在發表前刪掉了。
保留天皇制，對日本而言，實即起到保留日本軍國主義主要精神支柱的作用。天皇不但是日本軍隊實際的最高統帥，而且被賦予超越一切的權威并被神化。“天皇神威”、“為天皇而死”，則是日本國民和軍隊中長期普遍存在的濃厚的封建性和非理性的具體表現。
戰后美國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并包庇大批戰犯，為日本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思潮的復活埋下了禍根
日本與德國同是發起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國家，戰后德國歷屆政府都對當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懺悔，并且堅決禁止并取締新法西斯主義活動。而日本則相反，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國實行單獨占領，而不是像德國那樣由蘇、美、英、法四大盟國分區實行軍事占領，盟國管制委員會行使德國政府職能，納粹制度被徹底鏟除，沒有留下后遺癥。對日本敗降的處置，主要是由美國政府控制下完成的，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一手壟斷下進行的。在亞太戰場，中國和美國是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國家，但中國大而弱，特別是由于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使當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賴美國。蘇聯在戰后日本敗降的處理問題上，沒有與美國展開過多的爭奪，只以得到自己的小部分利益為滿足，未能發揮類似在處理戰后德國問題上那樣的影響力度。因此，美國政府斷然拒絕蘇聯在1945年8月11日提出的，由蘇軍遠東軍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同美國麥克阿瑟并任盟軍占領日本軍總司令和蘇軍占領日本北海道實行分割統治的建議，所以，在亞洲，美國實際上壟斷著對日本敗降的處置權。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后，美國在對日本的占領和管制過程中，采取兩面政策，在打擊限制的同時，又部分保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有朝一日變日本為美國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可以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最輕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徹底。1948年12月24日，即對日本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的第二天，麥克阿瑟總部宣布，釋放仍在巢鴨監獄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出于反蘇、反共和反華的需要，1949年1月26日，麥克阿瑟指令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釋放了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岡村寧次為首的260多名在押戰犯，并將他們送回日本。10月19日，又宣布對乙、丙級戰犯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悍然頒布“第五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刑滿前按所謂“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完全破壞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不予起訴。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后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重返政壇。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戰犯的赦免并重新走上政壇，為重演過去的軍國主義歷史埋下了禍根。
《舊金山和約》不僅使日本再次逃脫了反省謝罪和損害賠償的戰爭責任，而且成為戰后日本右翼勢力復蘇、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契機
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國的對外政策明顯地轉向反蘇、反共、反對中國革命，企圖把日本變成在亞洲的反共前哨陣地。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后，杜魯門發表聲明，公開宣稱首先要奪取朝鮮，“掩護和支持韓國軍隊，”其次表示將出動第7艦隊以“保衛太平洋地區的安全”。
此時，美國急需利用日本的軍事、經濟和技術，為朝鮮戰爭服務，故違反波茨坦會議關于對日講和應首先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受降簽字國外長討論一致的原則，擅自采取與遠東委員會各成員國分別進行單獨討論對日媾和的手段，拒絕蘇聯和中國提出的實行全面對日和約的建議，與日本吉田茂政府于1951年9月8日在舊金山簽訂了《對日和約》與《日美安全條約》，結果致使《對日和約》成了把蘇聯、中國等排除在外，只有美英等國簽字的片面媾和條約。結果沒有使日本結束和蘇聯、中國的戰爭狀態;允許美國以托管的名義半永久性地對沖繩實行軍事占領;沒有解決戰爭賠償、領土等通常簽字和約必須解決的問題。1951年9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對日和約，指出《對日和約》“不僅不是全面和約，而且完全不是真正的和約，這只是一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敵視中蘇、威脅亞洲，準備新的侵略戰爭的條約。”
由于“冷戰”，1951年9月8日，美日背著戰勝國中國，非法簽訂《舊金山和約》。可以說，《舊金山和約》完全是貨真價實的“冷戰”的產物，它不僅使日本再次逃脫了反省謝罪和損害賠償的戰爭責任，而且成為戰后日本右翼勢力復蘇、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契機。日本因此正式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成為美國在亞洲反蘇反共反華的前沿堡壘。
“冷戰”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后來，美國拋棄了在日本實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政策，轉而采取扶植日本右傾保守黨政權，變日本為反共的東方前哨陣地和美國“遠東兵工廠”的政策。可以說，“冷戰”為日本不認真清算過去的侵略戰爭罪行，為日本右翼勢力的生存、發展提供了條件。
在政治上，美國將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動地搬過來，變為美國占領軍的政策執行機構，并且保留了幾乎全部局級以下領導人，軍國主義的政治體制機構完好無損地得以保留。
在經濟上，在美國的保護和扶植下，日本大批被當作解散拆除或提交賠償對象的軍需工廠又重新恢復生產，為美軍侵朝戰爭的需要而大量生產槍炮子彈和軍需物資，日本成了美軍侵朝戰爭的后方兵站基地和補給基地。日本正是利用“冷戰”后兩個不同意識形態的國際社會陣營對立的時機，把賠償轉變為對本國經濟復興的援助。
在軍事上，隨著美國占領政策的轉變和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逐步明朗化，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變換手法得以保存和發展：第一，用舊軍官充當警察，到1950年7月，日本建立了以現役軍人為基礎的7.5萬余人的警察預備隊。第二，以掃雷需要為借口，日本于1948年5月成立海上保安廳，編成1萬多人。朝鮮戰爭爆發后，又新增編0.8萬余人，實際上組成了一支小型海軍，并成了后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前身。第三，殘余軍國主義團體組織發展壯大，到1952年，以原將軍級和上校級舊軍人為主的日本軍國主義團體有60多個，他們大多是極右翼派，不斷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翻案，主張重整軍備。
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由于“冷戰”政策的需要，美國顛倒是非，在《對日和約》中不承認日本1941年12月8日以前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使日本多數青少年只知道本國遭受過原子彈的轟炸，而對日本當年對中國和亞洲人民所帶來的災難，卻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思想教育的誤導使日本殘余的軍國主義思潮得以繼續擴大。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日本社會被搞得是非顛倒，黑白不分，毫無正義可言，結果使日本國民沒有像德國國民那樣有一種負罪感。
民族文化性格傳統是日本右翼勢力日趨猖獗和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因素
日本的民族文化性格傳統，是日本右翼勢力日趨猖獗和軍國主義思潮泛濫的重要因素。美國學者賴肖爾在其所著《日本人》一書中說，日本地處亞洲東部一些散亂的島嶼上，四周是大海，在交通工具不發達之前，日本民族長期生活、困守在這些狹小的海島上，所以，“日本人表現出胸襟狹窄的國民性格，特定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日本民族這一特定的文化性格。”
第一，“神道”是日本的國家宗教，并被確立為一種政治制度，成為日本近代向外侵略擴張的思想理論根據。直至20世紀80年代，時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頭腦中的神道教觀念仍然根深蒂固，他說：“日本人自天照大神以來，他們一般都優于西方和法國人”。美國學者伊恩·伯魯馬在其《一種新的日本民族主義》一書中指出：“大和民族派最重要的象征之一是東京的靖國神社，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成為正式行動是大和民族主義事業的主要目標之一……這種不合理的民族神秘主義的危險能夠導致在國內產生獨裁主義和在國外發生沖突。”
第二，日本是天皇的國家，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代表，是人間的神。明治憲法規定：天皇不但是國家元首，而且是主權所在。崇拜天皇思想深深銘刻在日本國民的靈魂之中，如同一種宗教的觀念意識，“皇國至上，天皇極尊，四海萬國皆為臣仆”的對外侵略口號，曾把日本民族引向對外侵略的歧途。
總之，以神的民族和天皇的國家為主要內容的皇國史觀，又進一步強化了民族文化性格中狹隘、狂傲、自私的一面，在對外政策上則表現出強烈的征服欲和貪婪的占有欲，這是近代日本屢屢發動對朝鮮、中國等亞洲各國侵略戰爭，且始終不曾悔改的重要歷史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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