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了“美國夢”

　　摘要：在美國人對所謂的“機遇之鄉”從精神上和物質上進行了數百年的建構之后逐漸形成的“美國夢”，認為在美國，你只要勤奮工作，再加上一點點才華，就能獲得成功，而且憧憬著明天會比今天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強。然而，美國的次貸危機--國際金融危機卻擊碎了“美國夢”：首先是次貸危機把例如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這個“次貸之都”從“最佳居住城市”變成了“最悲慘城市”;接著國際金融危機又使美國經濟衰退、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不平等擴大，使美國中產階層處境困難，使美麗的“美國夢”在他們中間的許多人看來都變成了夢魘和神話。

　　雖然從17世紀20年代一批英國清教徒為逃避宗教迫害而出走美洲新大陸開始，一個“沒有國王，也沒有劊子手，可以自由自在地傳教和生活”的希望和憧憬就在美國人心里珍藏著，隨著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和美國經濟與國力的發展，一個“機遇之鄉”的美國夢想更在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中間流傳著，甚至吸引著其他國家的人們，然而，“美國夢”這個詞組直到1931年5月，才由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在其所著《美國的史詩》中第一次提出，并隨后在美國變得家喻戶曉。

　　雖然1931年正處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及其引發的大蕭條的關鍵時刻，但亞當斯在這部關于美國歷史的著作中，還是懷著充沛的樂觀進取精神寫道：這本書的主題是“讓我們所有階層的公民過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國夢，是我們迄今為止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偉大的貢獻”，他還說，這種認為明天將比今天更好的“夢想或希望，從一開始就已經存在了”。

　　一、“美國夢”的具體內容

　　“美國夢”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關于自由、繁榮、穩定和個人發展進步機遇方面的內容，即所謂美國是一個機遇之鄉，在這里，你只要勤奮工作，加上一點點才華，就會順著階梯一級一級往上走。在個人的發展機遇方面，和那些在種族、宗教等方面有嚴格的等級和界限的地方相比，美國無疑為個人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遇，但又并不像它所標榜那樣，真是實現了什么“人人生而平等”了。因為資產階級執掌政權以后，在消滅舊有的等級之間的差別和一切依靠專橫而取得的特權的時候，卻又用金錢的特權取代了封建主的一切個人特權和世襲特權。在這個方面，美國的資產階級并不是例外。據有關方面的概率估計，在美國，中產階層出身的人，順著階梯上升和下滑的，各占一半;低收入家庭出身的人，由貧到富的，極為罕見;出身貧寒者，則可能一直如此。又有估計說，處于頂層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在成年以后屬于中產階層的，占75%;處于收入水平底層那1/5的家庭出身的人，成年后取得中產階層地位的，僅占35%。

　　新自由主義者往往把“美國夢”歸結為純粹個人的事情，這是與事實不符的，因為實際上，恰恰是政府讓個人的“美國夢”的夢想具有了實現的可能。2012年7月2日美國《時代》周刊發表喬恩•米查的《美國夢的歷史》一文指出：在“關于美國粗獷的個人主義故事的平民版本中缺少了一個角色：政府。正是政府使得個人的崛起成為可能。美國人從來都不愿意承認，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部門的機構，一直是使私營部門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二是關于在美國，明天會比今天更好，一代更比一代強的憧憬。羅斯福在1945年最后一次總統就職演說中，曾經引用其母校格羅頓學校校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一段話說：“人生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有時候我們躍上高峰，而接下來一切會發生逆轉，開始走下坡路，但是要記住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文明的趨勢是永遠向前的，如果在數百年的高峰和低谷中間畫一條線，那么，它總是保持向上的走勢。”在此后的幾十年里，美國的國力和繁榮確實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美國人過上了亞當斯在1931年大蕭條時憧憬的那種“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

　　人們常常把“美國夢”說成美國“中產階級”(即中產階層)的夢想，這種夢想包含六個方面的具體細節：第一，有房;第二，有汽車;第三，接受過大學教育;第四，有退休保障;第五，有醫療保險;第六，有休閑時間。美國商務部代表副總統拜登領導的“白宮中產階級特別小組”解釋說：“中產階級是由他們的追求，而不是由他們的收入來界定的。中產階級擁有住房、一臺車、子女上大學、健康和退休保障以及偶爾的家庭度假。”

　　大體說來，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人就是懷抱著這樣的“美國夢”一路走過來的。但是，從21世紀初的2007-2008年開始，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惡性發作而引爆次貸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美國人的這種夢再也做不下去了。連美國政府的高層領導都說，現在的美國人不論有多努力，也不會達到父輩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二、次貸危機首先驚醒了“美國夢”

　　首先是美國的次貸危機驚醒了這種“美國夢”。在2004年10月，美國前總統布什在一次為競選連任而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了他所謂的“所有權社會”論，即要每個美國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子，而政府不干涉人們實現自己的“美國夢”，他說：“每當一個美國家庭搬進他們自己的房子時，美國就變得更強大一些。”他所說的這種家庭是指的傳統的核心家庭：一對異性夫婦，有至少兩個孩子，生活在一套帶院子的獨立住宅里，有一兩輛車，而且有一個帶有平板電視的多媒體房間。為了實現這一前景，布什推出了鼓勵人們擁有房產的新政策。例如“零首付計劃”，隨后又出臺了五花八門的抵押貸款形式，其中包括24個月不用付月供的貸款，后來還有只要借款人的口頭承諾而無須書面文件的貸款。再以后圍繞這些抵押貸款出現的各種金融創新產品又經過包裝和再包裝最終變得面目全非，沒有人知道它們到底包含什么內容，或者它們到底值多少錢。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資本從生產領域流入流通領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分離，到處滋生出撲不滅的泡沫經濟，而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這種“次級貸款”引發的危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出現次貸危機時的情景到底是什么樣的呢?在次貸危機發作時的2008年，據一家房地產研究所的報告顯示，全美至少有750萬戶房主背負“負資產”，即由于他們房屋的當前市場價低于其住房貸款總額，因而即使賣掉房屋，房主還必須墊付更多的錢才能還清貸款，這一類背負“負資產”的人占到美國擁有房屋者總數的18%;另有210萬購房者處于背負“負資產”邊緣，其房屋市價僅比貸款高出不到5%;而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估計，全美可能有多達1200萬戶房主背負“負資產”。

　　這里，且以美國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為例，來展示次貸危機是怎樣使這個“次貸之都”淪為有1/8的家庭棄屋而逃，從而由“最佳居住城市”變成“最悲慘城市”的。克利夫蘭是美國俄亥俄州最大的城市，在1851年通鐵路以后，成為五大湖區和大西洋沿岸間的貨物轉運中心。克利夫蘭以鋼鐵工業為首要產業，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龐大的制造業，使它在美國工業史上輝煌了100多年，到20世紀中葉，其經濟實力排名躋身于美國城市的前五位;在制造業轉移后，它又著力發展金融和房地產業。克利夫蘭有1/3的面積被公園綠地覆蓋，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譽，并與匹茲堡一起被列為美國“最佳居住城市”。在華爾街的金融機構放松風險控制、慷慨借貸時，克利夫蘭又成了“次貸之都”。

　　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金融機構和購房市民都認定克利夫蘭的房地產價值、價格將與時俱增，但危機一來，房價一落千丈，而房產稅賦、貸款利息并未減少，在危機深重之時，連四五百美元一棟的房屋也無人問津。于是，一些無力償還房貸和房產稅的“房奴”，便選擇了“斷供”，舉家棄屋，逃之天天。據2010年2月16日《克利夫蘭老實人報》的社論披露，該市的空房已逾一萬多套，這意味著全市已有1/8的家庭棄屋而去。如在居住小區街道兩旁綠樹成蔭、造型別致的木屋成排而立的典型居家環境的斯拉夫村，12萬套住房就有10%被空置起來，三萬多人棄屋出走。這些棄屋出走的居民，狀況好一點的在親友家借宿，大部分則或棲身于橋洞巷角，或在郊外支個帳篷度日。于是，在克利夫蘭街頭，失業者、無家可歸者四處游蕩;教堂或慈善機構的門口，貧窮的人們排隊等候領取免費食物;尋找就業機會和求助的市民則擠滿了政府的援助辦公室。另外，因房主棄屋逃亡而空置的房屋，又成了消耗市政資源的巨大包袱。如該市有一座兩層樓的住宅，因其市值還不到應交稅賦的1/3而被棄置，但因長期空著無人看管，以致發生管道煤氣泄漏爆炸，還傷及鄰居。

　　然而，次貸危機還只是驚醒了“美國夢”，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則在更大的范圍內和更深的程度上，嚴重地沖擊了“美國夢”。

　　三、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中產階層在痛苦中掙扎，許多人的“美國夢”成了噩夢

　　“美國夢”植根于無限的增長、擴張和可能性，而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在2008年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則使美國經濟先是陷入衰退，在走出衰退以后又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美國的預算赤字連續四年超過一萬億，國家債務超過16萬億美元，這就不能不從根子上抽掉了“美國夢”的物質基礎。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在1950年以后的半個世紀里，一直在3.3%以上，如1950-1959年和1970-1979年，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都是3.7%，1980-1989年為3.5%，1990-1999年為3.3%，1960-1969年還達到過5%。但在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開始下降到2%左右，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在2008年為0.0%，2009年為-2.6%，走出衰退以后，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又一直處在2%左右的低迷狀態。

　　與低迷的經濟增長率相伴隨的，是高企的失業率。美國的失業人員在1945年只有275萬人。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的失業率在2009年一開始就攀升到7.2%的高峰，隨后又逐月攀升到8.1%、9.5%-直到2009年9月攀升到10.1%，以后又長期徘徊于8%-9%，2011年的失業人員超過了1500萬人。經過奧巴馬政府又是“再工業化”，又是“制造業回歸”等增加就業崗位的超常努力后，在2012年9月美國的失業率才回落到7.8%。

　　在經濟低迷、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美國家庭的中值收入2010年比1999~2001年減少了7.1%;貧困人口直線上升，以四口之家年收入不低于22025美元為準，在2008年時美國的貧困人口為3980萬;2009年就攀升到4360萬，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4.3%;2010年更攀升到4620萬，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5.1%。據美國農業部的數據，在2011年，美國有1800萬個家庭吃不飽飯;領食品券的人，在2009年1月為3200萬人，到了2011年6月就躍升為4670萬人。特別是生活在貧困中的18歲以下的兒童，在2007年是1330萬人，2008年上升到1410萬人，現在更上升到兒童總數的1/5。另一個受到傷害的弱勢群體是老年人，早在2008年10月，美國預算局就估計，國際金融危機已經使美國的退休金賬戶縮水兩萬多億美元，使養老金缺口達1000億美元，從而迫使許多已經退休的老年人不得不再出去工作，以維持生活。

　　然而，從整個群體來說，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重的，當數美國的中產階層。中產階層曾經推動了美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他們使美國人相信這里是遍布平等與機遇的沃土，他們也是“美國夢”的主體。關于美國中產階層的生活，有一段典型的描繪說：住在郊區，有一幢分期付款的帶兩間至四間臥室的房子，兩三個孩子，一只狗，兩部汽車。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做家務，拿薪水后馬上開出15張以上的支票付賬(房、車、水、電、煤氣、電話、有線電視、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五件信用卡的賬單、孩子牙醫的賬單、醫療和人壽保險，等等);平時看電視脫口秀，周末借兩盤錄像帶，邊看邊喝可口可樂、吃爆米花，每年圣誕節扎圣誕樹，妻子和丈夫都在發胖。但是，在爆發了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他們的生活水準開始下降，機遇也越來越少，美國中產階層的規模和財富發生了雙縮水。據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8月22日公布的研究報告稱，在2011年，美國的中產階層占成年人總數的51%，而在1971年則為61%。其年均收入十年間下降了5%，從7.2956萬美元降至6.9487萬美元;而其資產則減少了28%，從12.5982萬美元減至9.315萬美元。在40年前，中產階層占有全國財富的62%.今天則僅占有其45%。在報告所調查的1287名成年人中，85%的人認為現在比十年前更難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例如，在美利堅大學教授經濟學的瑪莎•斯塔爾，先以20世紀60年代為例來說明，經濟海洋在那時是處在一個風平浪靜的時刻--當時失業率很低，家庭收入普遍增加，當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起伏。在就業和創業方面，有些人取得的成功比別人多，但是總的說來是水漲船高，美國普通家庭的狀況好于過去。接著，當她談到現在時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有所不同。過去10~15年，人們看不到家庭收入上升的趨勢……普通人沒有看到自己的生活狀況得到了持續改善。”“如果說有人實現了美國夢似乎就會有人不可避免地經歷噩夢，那么從中呈現出的零和特性可以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相對于勞動力規模來說，餡餅并沒有真正增大，所以一個人得了一大塊，另一個人就只能得一小塊……如果你丟了工作，產生的巨額醫療費保險公司又不予報銷;經歷了棘手的離婚，你的住房價格下跌了30%，等等，你就無法出去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掙到錢后渡過難關。”

　　總之，是美國蕭條的現狀吞噬了經濟擴張的空間，餡餅沒有變大，反而在萎縮，生存競爭又愈益劇烈，這就使許多中產階層感覺到好像被困在一個房間里，四面墻在壓過來，沒有門窗，沒有出口，“美國夢”漸漸變成了美國噩夢。

　　如果說國際金融危機使美國的整個中產階層在痛苦中掙扎的話，那么，黑人中產階層所面臨的打擊就尤為嚴重，甚至有使他們面臨消亡的危險。早在2000-2007年，美國的黑人就業已減少了2.4%，收入下降了2.9%。而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初期，又有33%的美國黑人中產階層面臨喪失這一社會地位的危險，數以百萬計的普通黑人將走向失業之路，他們當中包括工廠工人、銀行職員和白領在內。在2009年白人的失業率為8.7%時，黑人的失業率已達14.7%，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估計，在2010年時有40%的非洲裔美國人處于失業或就業不足的狀態，同時導致美國貧困黑人兒童的比例從1/3增長到50%以上。

　　四、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使“美國夢”虛幻成神話

　　國際金融危機對美國夢的沖擊，還表現在史無前例的貧富差距使“美國夢”變得虛幻甚而成為神話。從21世紀開始，美國的兩極分化就在加速，在2002-2007年，65%的國民收入落入最上層的人的腰包里，平民的年均收入則減少了10%以上。而在爆發了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今天，貧富差距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如今占美國人口1%的富人，其占有的財富，超過了占美國人口50%的1.5億人所占有財富的總和，而在20世紀70年代，它在美國GDP中所占份額還只是9%，到2007年時，也還只占23.5%;與此相比，今天美國人的中位數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位數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據“美國企業研究”2011年度報告，平均來看，大企業CEO的年收入為1020萬美元，要比普通職工高出325倍。高盛集團董事會主席兼CEO更是獲得5400萬美元的薪酬，其另五名高管則獲得了總計2.42億美元的薪酬。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從抗議這種“1%”對“99%”的極端不平等的貧富差距中萌發的。

　　在20世紀初期，美國也存在過這種“財富集中在最上層的塔尖上”的情況。當時，約翰•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和摩根等工業巨頭控制著整個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用“鍍金時代”來稱呼這個時代，意思是說，那時只有表面上的金光燦燦，下面卻掩蓋著大規模失業、貧困和被撕裂的社會。而今天，美國又進入了一個由對沖基金經理和金融巨頭等超級富豪掌控的新的“鍍金時代”，人們擔憂這將給美國的發展帶來嚴重的后果，使“美國夢”虛幻起來成為神話，便是其中之一。

　　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2012年6月26日的英國《金融時報》網站上發表《美國不再是機遇之地》一文，強調指出：“我們曾經被認為是機遇之地。而今天，與歐洲或其他任何有數據可查的發達工業化國家相比，美國兒童的人生機遇更多地取決于其父母的收入水平。美國曾經不辭辛苦地創造美國的機遇之夢。然而，今天，這個夢成了一個神話。”其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義造成了使貧富差距空前擴大的經濟不平等，而國際金融危機則使得這個在廉價信貸、房地產價格上漲和過度消費的年代里被掩蓋起來的問題暴露無遺。

　　美國的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則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等論著中，描述過這個過程：孕育著“美國夢”的美國中產階層社會的出現絕非偶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采取的政策，比如戰時工資管制帶來的收入“大壓縮”，以及其后長期奉行支持平等、強工會和累進稅制的社會規范，促使美國社會實現了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鍍金時代”的不平等向戰后相對平等的轉變。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主張自由市場的“華盛頓共識”取代推動底層階級收入超過上層階級收入的“底特律條約”，一種截然相反的現象出現了，絕大多數工人不再能夠分享生產力發展的收益，而“富人們變得心滿意足”。于是，美國社會的流動性呈現出顯著的凝固化態勢，以平等和機遇為主要內核的價值觀遭到嚴重損害，“美國夢已不再”。

　　事情十分明顯，出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經濟不平等的癥結在于政府的政策。斯蒂格利茨在上面所引那篇文章中指出：“市場由游戲規則左右。我們的政治制度制定了犧牲其他人群的利益而讓富人受益的規則。金融管理條例使掠奪性的借貸和肆意妄為的信用卡業務暢通無阻，這些做法使金錢從底層流向頂層。全球化的規則--全球化使資本自由流動，但勞動者卻不能自由流動--強化了一種早已存在嚴重傾斜的討價還價條件：企業會揚言撤離某國，除非勞動者作出重大讓步……法律規定對投機者采取的稅率可以是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或改變社會的創新者所征稅率的一半。這樣的法律體現了我們的某種價值觀，但是它們也扭曲了我們的經濟，唆使年輕人進入非生產性的領域。”斯蒂格利茨指出：“我們是可以再次成為機遇之鄉的。但這樣的事情不會自然而然發生。在政界一心想著削減公共教育和減少其他提升低層和中層人群際遇的計劃，同時要為頂層收入人群減稅的情況下，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而且這還將導致出現一個更加分裂、增長放慢、政治和經濟動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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