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埃及“拆房式改革”不可取

　　埃及民主轉型后一直動蕩不斷，軍方推翻穆爾西政府并未使國家回歸常態。近日，埃及多所大學學生爆發反政變示威，反對“政變者的憲法”和國家軍事化;而軍方則對前總統不依不饒，檢方以涉嫌間諜罪及恐怖主義罪行起訴穆爾西，埃及“政治極化”仍將持續。

　　如今的埃及面臨三大困境：一是分權和集權的問題。民主化往往意味著多黨競爭和分權制衡，但分權必然導致中央政府威權弱化，不同程度喪失國家能力，國家運行陷入“功能紊亂”。如何克服阿拉伯國家慣常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悖論，埃及至今沒有找到答案。

　　二是民生和民主何者優先的問題。在特定時空下，政治民主與經濟發展兩大目標“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真正改善民生，實現經濟和社會地位平等，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的社會生產關系，而要完成這些任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如果要實行憲政民主，前提則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經濟和階級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埃及等中東轉型國家將民主化放在優先位置，反而使經濟變革變得更加困難，民生更難改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埃及人也沒有答案。

　　三是世俗化和伊斯蘭化的矛盾。在深受伊斯蘭文化熏陶的中東國家，民主化往往導致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勢力得勢，并隨后推行伊斯蘭化政策，但此舉無形中引發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的對抗，而要恢復世俗化道路，又主要靠威權統治。要么是“專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蘭化”，惟獨沒有“世俗的民主化”。如何擺脫這一困境，埃及人同樣沒有答案。

　　實際上，導致埃及當初衰落的根源是政權階級基礎的權貴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而與威權政體本身關系不大。將“民主化”作為藥方，事實上并沒有抓住埃及癥結的主要矛盾，反而弄丟了“穩定與秩序”這一基本公共產品。政治亂象又使整個經濟深受牽連，日趨惡化。目前，外匯儲備從2011年的360億美元降至2013年的160億美元，國際信用等級降低16位。有分析稱，這場革命從經濟意義上使埃及倒退至少15-20年。

　　埃及經歷為中國提供了很好的教材。2011年中東劇變剛發生時，不少國人充滿艷羨，一廂情愿地將這場劇變稱為“阿拉伯之春”。但隨著“阿拉伯之春”演變為“阿拉伯之秋”乃至“阿拉伯之冬”，那些曾經表達對埃及民主化進程羨慕的人，如今也緘默無語。任何不懷偏見的國人開始明白：穩定與秩序遠比廉價的民主化更能帶來福祉。

　　在這方面，中國的經驗值得提及。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使中國明智地繞開了“普適價值派”給中國設定的民主陷阱，使中國沒有像蘇聯和當前的埃及這樣日漸陷入迷途。如果將現行政體比喻成一座房子，政治改革不等于“拆房子”，房子里面雖然有點臟，但進行“大掃除”才是成本小收益大的聰明做法。而當前中國新一屆政府倡導群眾路線，反四風等改革舉措就是在“大掃除”。我們完全有信心，在打掃完灰塵和污垢之后，這座房子會越變越干凈。▲

　　(原標題：田文林：埃及“拆房式改革”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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