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定義是什么?歐美政客們喜歡談論價值觀和制度。但對世界各地的幾十億人而言，西方這個詞語中的關鍵點更簡單、更易理解。西方就是連普通人都能舒舒服服生活的地方。正是懷著這份夢想，非法移民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歐洲或美國。
不過，雖然西方的吸引力依然巨大，但西方世界卻對自己的未來失去了信心。上周，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發表了其總統任期內最悲觀的一場講話。美國總統以尖銳的言辭闡述了不平等加劇和社會流動性下降等問題，他認為這些問題“對美國夢、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國在世界上代表的意義構成了根本威脅”。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春天在39國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你們國家的孩子們是否將比父母們生活得更好?”只有33%的美國人相信孩子們能過得更好，而62%的人表示孩子們的生活將不如父輩。歐洲人更悲觀。只有28%的德國人、17%的英國人、14%的意大利人和9%的法國人認為他們的子女會過得比前幾代好。西方的悲觀與發展中世界的樂觀形成鮮明對比：82%的中國人、59%的印度人和65%的尼日利亞人相信未來將更加繁榮。
西方生活水平下降的說法只是夸大其辭?若是能這么想該多好。但不幸的是，數據表明公眾的悲觀是有道理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人員發現，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勞動適齡男性人口的工資自1970年來下降了19%。收入最高的5%人群還在大舉積攢財富，但一度作為美國夢化身的普通大眾卻經受了倒退。就連保守派政治家也為此擔憂。2016年共和黨總統選舉候選人的競爭者、參議員馬可•魯比奧(Marco Rubio)指出，他的父母一輩可以從酒吧侍者和女仆這樣相對卑微的工作起步，“邁入中產階級”。但他承認，這在現在是不可能的。
歐洲的悲觀和不安感同樣源于現實——特別是人們認識到，未來的福利和退休金將沒那么豐厚。在受債務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阻礙繁榮的壓力最大——希臘和葡萄牙等地已經削減了工資和退休金。
但即便是在表現相對不錯的歐洲國家，生活水平也在承受壓力。英國《金融時報》的研究顯示，1985年出生的英國人生活水平沒有好于比他們早生10年的人，這是100年來的頭一回。
德國常被譽為西方世界最成功的大型經濟體，但在這里，“默克爾奇跡”的受益者主要是該國的高工資人群。為德國當前出口繁榮奠定基礎的經濟改革措施包括壓低工資、削減社會福利和雇傭更多的臨時工。
發展中世界愈發樂觀，西方愈發悲觀，二者間存在聯系。在上周的講話中，奧巴馬表示“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社會契約開始瓦解”。也是在70年代末，中國開始對外開放，這或許不是巧合。
如今，即便是全球化的支持者通常也會承認，全球性勞動力的出現幫助壓制了西方的工資。我的一些歐洲朋友們幻想保護主義——或者是亞洲爆發戰爭——可能導致更多待遇優厚的就業崗位流回西方。但事實上，考慮到推動全球化趨勢的技術、經濟和政治力量，全球化似乎很難再發生逆轉。為圖提高西方生活水平而破壞一種使發展中國家數億人脫貧的經濟趨勢，在道德上無疑是有問題的。
即使西方國家真的封鎖本國市場，西方雇員——包括白領——也會日益發現，計算機或機器人能夠以更低的成本完成許多工作。事實上，機器人的發展很快將威脅到中國的流水線工人。
如果生活水平繼續下降，西方選民將如何反應?西方已經出現政治激進化的跡象，美國和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勢力都在抬頭。但目前為止沒有確實跡象表明美國茶黨(Tea Party)或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真正嘗試控制一個大國的中央政府。全球化共識似乎還在延續。上周末，世界貿易組織(WTO)似乎在追求達成全球性貿易協議的過程中取得了突破。
雖然西方的新政治運動尚未做好擊敗成熟黨派的準備，但主流政治家必須應對新的經濟環境。社會不平等加劇，更加要求大西洋兩岸實施收入再分配能力更強的稅收政策，并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如果西方經濟低迷再延續十年，或者是再爆發一場金融危機(但愿不要)，可能將出現更加激進的解決對策和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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