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格·懷爾德的研究令他聲名鵲起
這則1747年的廣告顯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位董事曾參與奴隸買賣。
盡管仍然屬于冷門科目，通過發掘奴隸制與美國早期高等教育的聯系，這個國家的史學界掀起了一波小小的反思浪潮。
美國的高等教育一直為全世界羨慕。但鮮為人知的是，這個國家最負盛名的一批大學，在成立之初的數十年甚至上百年中，都與臭名昭著的蓄奴制度和奴隸經濟有著深厚淵源，其中糾葛之復雜，一言難盡。
“美國高校是奴隸制沉默的紀念碑。”在10月出版的新書《烏木與常青藤：種族、奴隸制和美國大學的混亂歷史》中，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克雷格·S·懷爾德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如今，這段歷史不再沉默。”在這本歷時多年調研方告付梓的著作中，他詳細發掘了17~19世紀美國大學與奴隸制“剪不斷，理還亂”的經濟、社會和智力聯系。
奴役之上的文明支柱
美國《紐約時報》報道，2002年秋，當懷爾德埋首故紙堆，就眾多著名學府與奴隸制的隱秘聯系展開探討時，他對自己尋找的東西“有些羞愧”。每當被問及為何對相關史料孜孜以求，他總是告訴別人，“我對18世紀的教育很感興趣”，或是找些類似的借口。
當時，這位已獲得威廉姆斯學院終身教職的歷史學教授，剛完成自己的第二部著作，打算“做點零碎活計”：講述一位紐約黑人廢奴主義者的歷史——最開始，他只想寫篇論文。沉浸其中，懷爾德卻吃驚地發現，早期美國大學就像一張網，“歐洲的基督徒、北美印第安人與非裔奴隸都被網羅其中，卻以迥異的方式生活”。于是，他決定拓展研究范圍。
有時，他會對檔案管理員透露自己的真實目的，對方往往心領神會，拿出賬簿、信件或其他按照傳統分類方式很難找到的材料，擺在桌上，告訴他“你可能愿意看看這個”。
11年后的今天，轉至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懷爾德確信，作為“文明的第三根支柱”，早期的美國大學與教會和國家機器一樣，都是建構在奴役的基礎上。
“即使是我們認為公正的機構，也被籠罩于大西洋經濟系統的陰影中。”他寫道。大西洋經濟系統指美國建國前后一段時間的經濟模式，它深深地植根于奴隸貿易。
種族主義曾盛行校園
正如懷爾德在新著中試圖揭示的那樣，從建立之初，美國的老牌高校就與奴隸經濟形成了千絲萬縷的聯系：辦學早期，它們不僅受到奴隸主和奴隸販子支持，還反過來“生產”服務于奴隸經濟的畢業生。與之類似，它還致力于在原住民中傳播“上帝的福音”，完全不顧及這是否與后者原本的信仰有所沖突。
回到兩個多世紀前，種族思想充斥著幾乎所有大學畢業生、教授、校長和慈善家的頭腦，沒有多少人覺得其中有何不妥。大學很樂意接受奴隸主和奴隸販子的經濟支持，自身也圈禁著大批奴隸，為教員和學生提供服務，有時甚至會“出租”多余的奴隸以補貼財政。
懷爾德在研究中舉例稱，耶魯大學成立之初，創始人們齊聚一堂起草學校章程時，與會者都帶著自己的奴隸。許多大學創始人從奴隸貿易中獲利豐厚，這使得他們有錢辦學。
同時，初建的高校主要對精英階層開放，這意味著它們招收的往往是能負擔得起學費的學生。所以，從17世紀到18世紀中期，“弗吉尼亞州的‘富二代’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種植園主，始終是這些高校夢寐以求的生源”。18世紀中葉，威廉-瑪麗學院有10%的學生帶著自家的奴隸上學。不少人在校內擁有套房，而奴隸們只被允許住在壁櫥或小房間里。
更嚴重的是，這些在“新世界”開設的學校，間接導致了種族主義的興起——許多美國大學畢業生赴歐洲繼續讀書。在那里，接觸過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他們樂于將自身的種族偏見和他人分享。到19世紀，種種披著科學外衣的種族主義理論開始在歐洲泛濫，與此不無關系。
“這些學生有巨大的權威。”懷爾德補充道。《紐約時報》的措辭更加尖銳，稱一度在美國常青藤盟校中成為常態的奴隸制，是“象牙塔里的骯臟秘密”。
兩百年后，反思終于開始
1708年，出身商人家庭的喬納森·貝爾徹來到歐洲，將一名奴隸獻給漢諾威公主。1729年，他被英王喬治二世任命為馬薩諸塞州行政長官，旋即成為母校哈佛大學的董事。18世紀40年代，貝爾徹轉往新澤西州任職，其間，又通過捐贈集資方式建立了普林斯頓大學。
“貝爾徹似乎是殖民主義的產物。”《烏木與常青藤》寫道。但事實上，該書提出的、最發人深省的觀點是：高校不可避免地需要貝爾徹這種人支持——正如其封面上纏繞著鎖鏈的常青藤所暗示，眾多歷史悠久的學校，無法和不光彩的歷史徹底撇清關系。
2003年，時任布朗大學校長魯斯·西蒙斯宣布啟動對該校與奴隸制關系的研究。2006年，這所成立于1764年的學校發布了一份石破天驚的報告，承認自身與奴隸制淵源深厚，承認曾接受來自奴隸主和奴隸販子的捐贈，一時間在全美各大媒體掀起波瀾。
這份報告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其內容極具爆炸性，還在于西蒙斯不僅是第一位執掌常青藤盟校的女性非裔美國人，還是奴隸的曾孫女。
此后，陸續有其他學校像布朗大學一樣嘗試直面往事。去年春天，普林斯頓大學的一位歷史學家開設研討會，討論大學與奴隸制的聯系。9月，弗吉尼亞大學也宣布成立一個27人委員會，作為1817年奴隸遣返政策頒布200周年紀念活動的預熱措施之一。
“歷史不是復仇的介質”
在這一波集體反思的小小浪潮中，懷爾德和他的專著的特殊意義在于，其超越了特定的校園，首次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待早期美國高等學府在奴隸經濟中的角色。在他看來，“象牙塔”絕不僅僅是奴隸貿易的“無辜或被動受益者”。
鮮明的立場為他贏得了學術界的贊揚。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瑪莎·桑德維斯稱，《烏木與常青藤》是一部令人大開眼界的書，呈現了“深刻而富有想象力的研究”。
“懷爾德告訴我們，類似的現象并非偶然地發生在某個特定的機構中。”達特茅斯學院前校長詹姆斯·賴特表示，“奴隸制深深鐫刻在幾乎所有高校中，而后者往往想方設法解釋和合理化奴隸制，甚至在美國共和政體形成后依然如此。”
不過，懷爾德本人覺得，在揭示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有些人操之過急，很容易看到背后的政治動機。譬如，布朗大學的研究，起因是一批大學與銀行、保險公司面臨集體訴訟，被要求就18世紀與奴隸貿易的聯系進行經濟賠償。他告訴《紐約時報》：“有些毀滅性的東西潛伏在檔案里，有人懷著敵意來做這件事。但歷史并不是尋求復仇的介質。”
如今，關于賠款的爭論已經平息，但在美國史學界，圍繞大學與奴隸制關系的研究依然是冷門。這也不難理解：很難有哪所學校，勇于“全心全意地擁抱”令人尷尬的過去。
2011年，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撰寫的關于大學與奴隸制關系的報告，得到了校長德魯·吉爾平·福特斯個人的支持和經濟援助。而作為對比，“學校本身沒有以任何形式回應，沒有努力使它引起更廣泛的討論”，指導這一項目的教授斯文·貝克特強調。
“人們很容易遺忘。”懷爾德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在高校里，我們傾向于逃避這段歷史。防備、恐懼、內疚和羞愧……這些情緒都阻撓著我們面對真相。”
謎團消散，現實問題待解
多少令人欣慰的是，史學研究同樣顯示：即使處于奴隸制大行于世的年代，在美國高校中，人們對蓄奴制度的正當性也并非毫無異議。
早在18世紀，布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甚至校長，就為反對奴隸制提供了理論基礎，甚至親自開釋奴隸。這樣的態度逐步向美國南方傳播，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佐治亞大學的學生社團公開宣稱奴隸制不公平，北卡羅來納大學的一位董事發表了反對蓄奴的文章。
“大學發跡于并利用了奴隸經濟，與此同時，它們也主導了奴隸制是對是錯的辯論。”懷爾德相信，“這樣的沖突不斷在學校中出現。”
正是因為平等地重現了針對奴隸制的各種觀點，懷爾德才敢于聲稱，《烏木與常青藤》并不是對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抨擊，只是一種重建歷史的方式。畢竟，大學是特定社會環境的產物，這一點無法選擇。“如果讀者以為這是一本攻擊大學的書，他們會失望的。”
幾乎在這本書上市的同時，普林斯頓大學的瑪莎·桑德維斯終于得到了官方的非正式支持，開始調查這所學校18世紀的經濟來源和蓄奴行為，試圖回答“更深層次的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的聲譽和常青藤盟校中的南方(蓄奴州)文化。
“南北戰爭前，大約一半的學生來自南方。桑德維斯坦承，“到底是什么，讓人們覺得這是個適合送子女前來就讀的好地方?”隱藏在歷史謎題背后的是更具爭議性的現實問題：今天的大學，應該怎樣讓非裔師生找到平等精神和歸屬感?
先人的義舉或許可以提供一點啟示。據史料記載，19世紀早期，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斯托克頓的女奴貝琪，曾利用主人的圖書館學習宗教著作，最終成為有名的傳教士。這位反對奴隸制的校長還貝琪以自由后，依然允許她住在自己家中并繼續工作。
“類似的東西會改變你對大學的看法。”懷爾德說——畢竟，有色人種一直就在高校里的人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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