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言
正如帝國主義與新帝國主義二者有著相通之處，歷史性地產生進而向全球蔓延的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這兩大體系，也表現出一些基本的共性。當然，既然“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都帶有一個形容詞前綴“新”，使其與各自的傳統形式區(qū)別開，那么前后之間還是存在著些許差異的。相同之處在于，無論是“新”是“舊”，它們都是各自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而且都涉及到一部分地區(qū)、國家和民族對另外一些地區(qū)、國家和民族的操控、統治與剝削。無論是哪一種形式，它們都是硬實力和軟實力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以動態(tài)變化的規(guī)則相融合而成(如今奧巴馬政府又提出一個新名詞“巧實力”，即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最優(yōu)”組合)，其方式或直接或間接，其水平、結構和具體表現多種多樣。
傳統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更傾向于直接、有形的介入，通過從遠距離和在東道國當地同時投放并輸送硬實力，攫取對境外領土的控制權，然后再進行安撫、掌管和持續(xù)控制;至于對軟實力的采用，也有一些，但并不多。而新殖民主義和新帝國主義，通常來說會選擇運用更間接、更“柔性”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力量形式，從異地的遠程基地投放之后，又經由一些“依附性的”“被征服的”本土化機構和精英們輸送轉換;同時，也在保證硬實力威懾(公開的軍事行動和隱蔽的幕后操控)時刻待命，若有必要亮出來的時候決不會手軟。
盡管世界范圍的交通、通訊成本日益降低，強國霸權還是更青睞于投射形式更輕柔、距離更遠的軟實力(“天鵝絨手套”)，勝過于更為直接化、本土化和公開化的粗暴硬實力(“鐵拳”)。之所以如此，可不僅僅是由于霸權之手伸得過長、維持海外基地和據點的成本過高，以至于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統治中心的內外不斷制造出財政危機及其它危機;原因還在于，在比較直接粗暴的硬實力的運用之下，所造成的沖突會更加劍拔弩張、更加昭然若揭，其剝削性的真實本質、霸權統治的真正贏家和輸家都一清二楚。鐵腕推行硬實力的舉動，將會不可避免地對尚未參戰(zhàn)人員產生“副作用”——它往往更能激起而不是磨滅人們對侵略者的反抗。這與博得外圍國家“心悅誠服”的戰(zhàn)略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以國際教育為排頭兵的“軟實力”被日漸倚重，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遏制、影響、“教化”和勸服攻勢的形式更為間接、隱蔽、潛在、柔和，而實現此類任務的技術不斷地趨于復雜、難以察覺、效力更強——因為這類攻勢使得那些被剝削者能更加直接甚至是“心甘情愿”地參與到對自身的剝削之中。正如壯烈犧牲的南非自由斗士、“黑人覺醒運動”領導人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所揭示的那樣：“壓迫者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被壓迫者的意志。”歌德也曾說過：“最無望的被奴役者莫過于那些誤以為自己擁有自由身之人。”
軟實力、硬實力以及應用這兩種力量的核心在于教育，包括國際教育。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技術手段和專家團隊，用以發(fā)展軟硬實力的相關技術和將之推行于全球的最有效手段。教育設定了一個框架，決定著我們準備利用自身感知力去發(fā)現什么(哪些是值得、哪些是不值得關注的主題)，或進而去思考什么。教育樹立了一些范式，而我們正是通過這些范式去運用自己的感知力，決定著我們感官所收集到的信息中哪些要接受、哪些要摒棄，決定著我們樂于去接近、接受或抵觸什么樣的信息源、什么樣的“權威”。教育塑造了一些視角，約束著我們如何看待我們自身以及所處的社會經濟、政治法律體系，相應地如何看待他人和他們各自所處的體系。教育形成了我們的眼界，影響著我們認為哪些是不可觸犯的神諭，哪些是不能涉足的禁區(qū)。教育鑄就了我們的歷史觀，引導著我們判斷本國歷史或別國歷史中哪些方面是值得關注與反思的。教育打造出我們的科學觀，規(guī)范著我們對于科學、科學方法及其應當如何運作和應用的觀念。教育在向我們灌輸，就我們現有體制的存在和擴張而言，哪些是我們應當奉為圭臬的主流“文化”、價值和信條。教育左右了大眾消費的偏好和品味，我們所選擇(或者說是被引導甚或被誘使)消費的內容，既是在反映同時也在塑造著我們的主流價值，包括我們需要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為誰生產，生產和資源配置應當如何進行。教育教導我們，對哪些詞匯應當深刻領會并嫻熟運用，對哪些詞匯根本無須理會;教育還規(guī)定著詞匯的內涵——包括“教育”這個概念本身的內涵。
在美國及其他各處的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看來，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即全球反恐戰(zhàn)爭已經進行了一段時日。隨之而來的則有這樣幾個基本問題：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又是指什么?它是何時開始的呢?它仍在進行當中嗎?該如何定義“勝利”二字?
為數不少的新保守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將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視為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之間爭奪“心靈與思想”的全球性戰(zhàn)爭，在他們眼里，這場戰(zhàn)爭大致開始于1980年前后并持續(xù)至今。對他們而言，在資本主義面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存在即威脅”——他們委婉地稱之為對“民主”的威脅。新保守主義者也好，新自由主義者也好，都把這場發(fā)生在不同社會制度及不同意識形態(tài)間的全球性戰(zhàn)爭，看作是一場曠日持久的爭奪戰(zhàn)，不到資本主義最終取得對社會主義不可逆轉的勝利，不到西方式的政治多元化(他們將之與“民主”相提并論)取得對一黨制治理的勝利，就絕不會終結。他們清楚地懂得，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對外防御所必需的人民、機制、生產關系和價值觀的類型，完全不同于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價值觀(極端個人主義、過度消費、自私自利、物質至上、急功近利等等)。
歷史上的國際教育
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將國際教育作為推行霸權與實施統治的工具由來已久。早在羅馬時代，霸權的推行不僅經常導致種族滅絕，而且還遵循了“種族滅絕”一詞的始用者拉斐爾·萊姆金(波蘭籍猶太學者拉斐爾·萊姆金于1944年在其文章《軸心國統治下被占領的歐洲》中，最早創(chuàng)造了“genocide”一詞，即“種族滅絕”)所概括出的兩大階段：第一步，對鎖定為進行種族滅絕和(或)外國統治目標的族群，摧毀其“國家形式”;第二步，在實施種族滅絕和(或)霸權推行中，將殖民或帝國霸權的國家形式強加于其上。
即使到了現在，英國仍擁有一批致力于地理學、人類學和外國語言學研究的頂級大學——這是因為，相較于剛剛才悟出這個道理的美國霸權，英國的殖民和帝國強權早已深諳此道：當你組織大量裝備精良的軍隊、憑借堅固的軍事基地來對土著民族實施直接統治和越界占領時，當地人無疑會十分清楚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他們還很明白：海外基地將耗費巨大，會在自己的大本營內制造財政危機及其它危機;同時，海外基地一旦被潛在的充滿敵視情緒的原住民所包圍，將是不堪一擊的。因此，英國設置了“地區(qū)長官”體系，招募本土精英(大多是具有混合血統并且膚色較淺的本地人)并讓他們到大學中接受培訓，隨后再安排他們對“他們自己”的人民進行統治，或協助外來強權實施控制;借助于這些精英所構成的網絡，只需相對較少但訓練有素的殖民行政管理人員就能有效地實現統治。如同今日之美國一樣，當時的英國不僅鼓吹他們是世界“文明使命”的組成部分，而且把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與社會體系以及價值觀作為“普世性范本”——如果哪個國家對“文明”(這種“文明”已經被殖民和帝國強權定了型)的進步報有任何方面(如水平、形式和速度等)的期待，就必須仿效這個范本。
就像今天一樣，傳教士們將身份隱藏在“國際教育人士”等各種外表和名目之下，被派出充當種族滅絕活動的分包商和殖民帝國霸權的急先鋒。他們所采用的典型形式，用美洲土著民族的概括說法就是“3B體系”——圣經(Bible)、美元(Buck)和子彈(Bullet)。首先是圣經，與之形影相隨或緊隨其后的是商業(yè)利益，同時也少不了軍事表現，以便維護既得利益并進一步介入。同公元4世紀早期在尼西亞大公會議上將基督教樹立為羅馬帝國正統宗教的羅馬皇帝康斯坦丁一樣，英國及其許多傳教士都明白一點：要想最終摧毀現存的原住民機構(“國家形式”)并用另一套機構取而代之，那么首先應當循序漸進地拉攏、利用既有機構，例如借用異教徒的禮拜日和宗教儀式，這遠比直接地公開圍剿這些東西更加奏效。這意味著，若企圖搗毀當地的“國家形式”，就必須先努力了解這種形式和當地民族語言，并且(或者)借助于不同的面目和偽裝，雇傭、教導、訓練當地人去奉命行事。
和英國一樣，美國霸權正在面向未來，尋求權謀的長遠推行和更為間接隱蔽的統治。他們已經建起“教育交流”，引入一批從東道國或別處挑選出來的精英和具有精英潛質的人，向其灌輸世界觀，傳授實用技能，植入符合霸權利益的信條。這些精英中的許多人受到了刻意扶植，借高等教育等各種背景鍍了“金”，從而不僅可以在一些名義上是當地的、本民族的、“去殖民化”的機構中獲取和保持一定的權力地位，而且能夠作為有別于本地人的教育人士、政治家、科學家、傳教士、文化傳播者、情報人員等，以這類身份展開一些服務于境外勢力的活動。
現實中的國際教育
外國語言學習與交流
隨著全球化步伐加快和廣度深度不斷擴大，國際教育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到重視。最偏遠的民族、地區(qū)和社會形態(tài)，正在越來越快地被卷入和統一到一個與資本主義規(guī)則信條相適應的動態(tài)的全球經濟體當中來。在此情勢之下，一方面更多的非英語人群要去學習英語，另一方面許多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也要去學習其他正在興起的有影響力的語言。各種項目和交流機構紛紛設立，一部分的確從事著他們所公開宣稱的業(yè)務，但有一些卻名不副實。這些項目不僅事關學習不同的語言，而且涉及到跨文化的認知、跨國聯系的建立。
并非所有的文化和語言學習交流項目都出自善意。在曾經當過“經濟殺手”的約翰·珀金斯(他曾受雇于美國國家安全局，協助該部門誘使窮國和獨裁體制踏入在劫難逃的債務和奴役性償債陷阱之中)的幾本書中，他談到了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美國一個極端保守的基督教新教會團體，專事于整理研究少數民族語言、接近失傳的土著語言，并組織相關培訓。他們與西方情報機構簽有培訓協議，據說還為一些大型跨國公司例如石油公司提供培訓，以便介入當地的領土和文化，通過向當地人提供食品、藥品和衣物，以及將當地人遷往教會保留地等方式，迫使或拉攏當地人向外國公司交出礦藏豐富的土地和資源。他們還參與圣經的翻譯工作，譯成稀有和近乎失傳的語言。實際上，當一個人學習一種新的語言時，學習過程中的反饋效應會潛移默化地影響此人的思想體系，影響他對各種問題和利益取向的觀念，因此，這時他所能接觸到、學習到的特定的語法、詞源、詞匯，連同那些他無從接觸到的東西，一起塑造著實用語言中的范例、價值觀和水平，塑造著這個學習者的立場觀點，哪怕是在他自己的文化環(huán)境中學習他自己的母語時也會發(fā)揮作用。
基金會、研究院和“專家鑒定”
諸如美國國家民主捐贈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類，目前各地充斥著大量老牌的或新建的全球基金會和研究院，組織國際教育交流，分發(fā)印刷精美的出版物，為貫徹帝國主義利益和意圖擔任前沿陣地(“智庫”)。它們還有能力給物色好的、中意的學者和學生們搭建發(fā)表見解的講壇，推廣他們的學術出版物以提高知名度，給予獎金豐厚的獎項，提供在知名學校和“智庫”的教研職位，由此建立起有益于帝國利益的各種全球工作關系和人脈。近來，這些機構正在著眼未來，挖掘和培養(yǎng)一批年輕的學者、官員和潛在精英，這些人現在可以接受招募，未來可以安插到他們能夠升遷到的各自國內職位而服務于西方國家利益。由于青年學者往往年齡不大，剛剛拿到學位卻缺少研究經歷和著作，因此他們特別容易上鉤并受擺布——這樣他們就能得到資助來創(chuàng)作和出版學術著作，而一旦擁有了這些，青年學者將很快地在本國和境外的學術圈子里步入上升通道。青年人經常會陷入無所適從的境地：一方面他們由于履歷平平或缺少名校學位，無法找到工作或研究職位，另一方面他們由于沒能找到合適的工作或研究機會，又不可能擁有一份沉甸甸的履歷。而這些基金會提供了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指浮士德為了追求更多知識而將靈魂獻給魔鬼作為交換)，使他們得以立即跳出這樣的陷阱或困境。這些基金會和研究院還能夠影響國內外的研究導向、內容和應用，并在時事評論和各項事務中樹立一派觀點。
來自西方著名教育機構的大名鼎鼎的首席“專家”們，正在被引進到外圍地區(qū)，并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得到推銷。經常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你仔細去審視這些“專家”的作品時，尤其是在社會科學和藝術領域，你會發(fā)現他們的工作真的十分稀松平常，根本不比外圍地區(qū)學者正在做著的工作“先進”到哪兒去。然而，就是存在著一種能夠打造出名牌的權力，就是有一批個人和機構擁有這些“品牌”，這使得他們處處受到追捧和邀請，并形成將來可以為霸權利益效力的關系和同盟。一些外圍國家地區(qū)的青年學者久聞“專家”盛名(要么身為教科書或研究著作的作者，要么擁有令人驚羨的頭銜和資格認證)，他們尋求“專家”們的資助以照亮個人前程，他們渴望著能移民到西方國家的重鎮(zhèn)去工作，因此，在這些年輕人面前，“專家”們還扮演著“吸引者”“物色者”甚至是“招募者”的角色。
如今，超過5萬家各類非政府組織(NGOs)涉足于國際教育和交流。這些組織一般來說只圍繞著某一特定課題，經常是以其所關注的特殊事務或領域而命名。部分機構除了成為各種西方商業(yè)和情報利益的前哨，它們還通過不同形式、程度的“分而治之”，通過制造一些“行動已經奏效”的假象，安撫或籠絡那些具有“進步”思想或危害制度安全思想的人士，消解或緩和、籠絡由于單一問題或政治方面原因的政治激進主義。這些組織提供旅行考察的機會，提供國際會見、國際研究和數據庫的資源，提供見習機會，這樣可以在乏善可陳的簡歷上增光添彩，讓人產生為當代各種全球性問題“做了些事情”的虛幻成就感。它們有時提供“內部”和定制的專業(yè)學位及認證證書，這些證書載有知名頭銜，與西方知名教育、商業(yè)和研究機構有所往來。它們通過讓一些外圍國家地區(qū)的教育機構、政治—經濟機構同西方權威機構建立聯系和交流，立時提升了這些機構的“可信度”，提高了其世界地位。
教科書、“文化產品”以及教育設備和軟件
在教科書、文學、音樂、時尚、電影、電視節(jié)目及教育等各領域中，為了出口相關的設備和軟件并切合當地應用的需要，作為帝國主義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推行，美國及其西方盟國正在進行并不斷升級重要的創(chuàng)新和競爭。任何情況下，關于腦部科學、認知心理學、人類學、實驗心理學、經濟學、政治類科學、教學法和其他規(guī)律的主要的探索成果，一切可以普遍適用和專用于某類文化的切入點、戰(zhàn)術和機制，只要有利于說服教育、塑造思想和開展宣傳，都會加以吸收利用。所有這些推行軟實力和硬實力的措施，其覆蓋的內容、范圍和深度都經過仔細考量、精心計算并停留在思想層面上，保證控制在正當合法的尺度內而不觸犯法律。
這片領域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富礦。由于很多教師和研究者確實是(或感覺到)工作強度很大，而這些設備和軟件被推銷成包裝精美、分門別類、“尖端水平”、掛有“金字招牌”、“易于掌握運用”、“省時省力”又綜合全面的商品，加之來自西方而被想象為“優(yōu)質”和“先進”產品，因此很容易誘使他們接納和使用這些工具，但其實只不過是帝國主義文化和利益的載體。特別是一些學業(yè)負擔繁重的年輕的研究生們，常被指派去給本科生上各種專業(yè)基礎課，他們更容易成為這些營銷的目標人群。另外，營銷活動的最慣用的伎倆之一，就是通過對設備和軟件的相關設計與定價策略，使購買者對境外的關鍵性支持服務和后續(xù)進口形成極大依賴。
時尚、音樂、文學、電影、電視節(jié)目，也被用作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工具。隱含在其經過精心設計的內容、形式和具體應用之中，一個最核心的信息就是，“外國”意味著優(yōu)等，應當加以效仿和追捧，而外圍民族的文化和歷史則是“劣等”的，甚至是導致外圍國家一切所謂“落后狀態(tài)”的所謂主要“原因”。這類商品的生產帶來了可觀的出口及東道國市場利潤，更重要的是，與資本主義相關聯的價值觀和文化優(yōu)勢，帝國主義霸權所推動的大眾消費，能夠而且現實地制造出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依附、奴役性債務陷阱、自主權的喪失。被“糖衣炮彈”擊中的國民，就像在都市化統治中心生活的各民族一樣，正在獲得這樣的認識：當我們以一個人“擁有”和消費什么東西、多少東西，而不是以一個擁有物品的人這個主體，來定義“個人自由”和幸福成功時，那么這些物品，以及那些進行推銷和提供融資的人，就有可能最終支配這個人。這些推行軟實力的措施十分強調而且強化了教育類形式，因為不少青年學生出于個人發(fā)展或其他原因，被異域或外國的時尚、音樂、文學、電影和電視節(jié)目所吸引;同時，他們也許貶低了自己所處的社會，認為社會沒能重視并提供這些“文明”“進步”的教具。
視覺、聽覺、線條、影像等技術與風格的創(chuàng)新，在范圍、深度和復雜程度各方面都與日俱增，應用于電影、電視、音樂、文學、藝術、時尚當中，使得“但愿長夢不愿醒”的心態(tài)以及逃避現實生活的疏離感越來越容易產生巨大的效果。影片、電視變得更加圖形化和情緒化，人們需要更新奇更刺激的輕松娛樂，而這些需求也確實得到了滿足。在人們欣賞電影或電視節(jié)目時，實際上這些作品運用了很多手法來促使觀眾們產生“暫時拋開一切懷疑”的念頭，而同樣的一些技術可以被用于而且也正在用于制造和培養(yǎng)其他服從于帝國主義利益的信念。設計這樣的技術，不僅是為了方便灌輸，也不僅僅是用當地文化不具備的典型的“異域”風情吸引和挑逗觀眾，而是要對被視作帝國主義擴張之障礙的當地文化加以侵蝕，并最終將其摧毀到失去個性識別度。
結 語
眾所周知，如果有可能的話，美國及其同盟者們將越來越避免硬實力的表現形式，避免對境外領土的實際侵占與控制。當到了硬實力非上不可的時候，美國的霸權集團正在發(fā)展更為靈活、敏捷、簡潔、“巧妙”卻是致命的武器和部署能力，而不是從實體上占領和管理大面積的境外領土。出于上文所述的原因及其他原因，它們越來越重視發(fā)展形式異常復雜的軟實力以及推行運用軟實力的手段。不過，帝國主義的軟實力推行絕非真的那么富有“柔性”和非強制性。如果我們將“強制”定義為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可以獲得贊同或者是迫使某人在不知情不自愿的情況下按照他人意愿行事，那么軟實力這種形式，特別是當它被開發(fā)運用到發(fā)揮人們潛意識的作用，運用到對信息予以制約和塑造，從而促使某人按照他人意愿和利益行事時，這種隱蔽性的強制權力同樣是具有極大強制性的。
帝國主義軟實力的目標，就在于維護和壯大其社會模式的特征、價值、信條和利益，使這種模式作為所有國家效仿的一種普世性范例，若是這樣無法得逞，再以公開強硬的武力相威脅，陷這些國家于持續(xù)的危險之中。隨著世界性危機的發(fā)生，以及帝國霸權被內部不斷發(fā)酵的財政危機和社會—文化—政治衰落逼入死胡同，軟實力和硬實力這兩種力量形式的推行似乎都更加不計后果、孤注一擲。擁有和攫取得越多，就必須喪失得越多。帝國霸權的推行，無論對受害者來說，還是對霸權推行者來說，都經常伴隨著比地震和颶風更具災難性的后果;同時，它如同地震和颶風一樣，盡管目前還無法徹底消除，但卻可以去認識、去了解。正是通過了解這些霸權施行的本質、起源、途徑、措施和意圖，那些作為其對象和目標的國民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護自己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法律體系，使其免遭逐步的破壞、侵蝕以至最終顛覆，維持自治、自決和獨立。
(作者為北美洲印第安人黑鷹族后裔，現任美國克拉克大學經濟學和地理學教授;譯者王佳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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