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助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

　　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政黨政治的相互作用

　　政黨政治最早起源于英國，是人類的政治活動和文明程度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目前，除20多個國家和地區外，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均實行政黨政治。西方政黨政治是資本主義國家政黨進行社會政治活動的合法規則、程序和方式，政黨通過執掌國家政權或參與政治推行政策綱領，擴大政治影響，實現利益訴求。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場經濟大行其道之時，美國執政黨對金融業的偏袒與關照無意間成為金融危機的重要推手。不僅如此，2007年肇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危機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經濟壓力，也對資本主義政黨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擬探討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政黨政治之間的相互影響，總結西方政黨政治的經驗教訓，為進一步完善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和自身建設的科學發展提供借鑒。

　　一、資本主義政黨政治助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

　　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但現代金融危機常呈現多種形式混合的趨勢。近年來，由于美國住房市場持續繁榮，加上前幾年利率水平較低，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2006年春季，美國次貸危機開始逐步顯現，至2007年8月便已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后經由華爾街風暴最終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的背景十分復雜，原因也多種多樣，如美國民眾的超前消費習慣、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金融衍生品泛濫及具體的政策工具等。然而，這些原因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重要推手，即美國的政黨政治。具體說來，美國兩黨的掣肘與輪番執政加速了危機的爆發，并導致其進一步擴散和演變。盡管其他西方國家的政黨政治也在金融危機的發展演變中起到了推動作用，但由于此次危機發源于美國，本文擬以美國政黨政治對金融危機的影響為例進行分析。

　　(一)爭奪政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誘發危機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金融危機由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金融體系混亂、美元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等因素導致。倫敦大學經濟學教授考斯達斯·拉帕維查斯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企業融資方式與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信貸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生產性大企業不再主要依靠貸款擴展業務，金融機構不得不瞄準單個工人或家庭的金融需求或從事投資銀行業務。金融機構懷有的強烈制造金融泡沫的內在沖動，使得金融體系日益不穩定，資本主義金融危機難以避免。[1]然而，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與發展實際上是美國30年來加速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源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其主要目標是減少政府對經濟社會的干預，復興傳統的自由主義理想。美國執政黨主要采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是放松對市場的監管。由于缺乏對宏觀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監管，金融機構得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潤，投機性業務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參與者，次級貸款和由按揭所支撐的債券以及其他所謂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造成金融市場混亂。二是倡導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進入21世紀以來，工薪家庭的收入增長出現停滯或者下降，他們不得不把房屋作為抵押進行借貸以保持超前消費的生活水平，加劇消費需求不足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三是輸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長期以來，以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倡導者致力于在全球強制推行自由化政策，這不僅成為壟斷資本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的重要手段，更是美國金融資本迅速轉嫁風險和損失的有效途徑，加劇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危機與混亂，導致全球金融體系的混亂與不均衡發展。可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美國兩黨爭奪和鞏固統治地位的手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70年代經濟滯脹危機的后效影響，凱恩斯經濟學的退潮,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開始興起。為了刺激經濟增長，鞏固共和黨的執政地位，里根政府開始遵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將大政府、福利國家等這些支撐二戰后經濟發展的框架統統打碎。90年代，民主黨人克林頓上臺后，為了兌現競選承諾，先后出臺一系列措施，鼓勵那些沒有經濟實力的人去買房。同時，美聯儲連續降低利率，并無限量向金融機構放貸，美國社會進入了一個超前消費的時代，許多人甚至靠大量借貸提高消費能力。“在克林頓政府的后期，美國聯邦住房管理委員會的管理局官員就對次貸危機有過表述，但為了給戈爾上臺鋪路，使民主黨能繼續執政，這些問題被有意忽視了。當布什以微弱優勢戰勝戈爾上臺后，他也明顯地看到次貸的風險。但他一直企圖拖延，想把這燙手的山芋重新交還給民主黨。結果事與愿違，次貸危機就在布什政府即將結束的時候爆發了。從某種程度上說，政黨政治成為美國次貸危機的根源性誘因。”[2]

　　(二)利益代言：權錢交易推動危機升級

　　“任何政黨都是有階級的，都是一定階級利益的代表，有著自己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階級基礎。”[3]一般認為，美國民主黨代表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等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共和黨則代表富裕的大資產階級和白人的利益。然而，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說過：“美國的兩黨制就是兩黨合作制。”這說明，兩黨制實質上是資產階級一黨———財團黨———執政，只是在具體的政策上略有不同。在現今的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代表大金融資本家的利益，這是選舉政治與自由市場經濟密切相連的必然結果。因此，美國政黨政治帶有濃重的大金融資本的影子，金融資本支持政治精英，政治精英庇護金融資本。當金融資本大賺其錢時，政府常保持緘默，當金融資本陷入危機時，政府首先救助的就是金融資本。當然，出于政治目的和選舉需要，民主和共和兩黨在國會中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兩黨相互掣肘延誤救助時機。共和黨執政時，布什政府曾在危機爆發之初拋出了一個7000億美元的緊急救援方案，但該方案在2008年9月的國會表決中被民主黨否決了。因為民主黨人認為，這一方案順利通過可能給參加2008年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加分。后來，由于金融危機發展迅猛，兩黨普遍感到美國的經濟不能再如此下去了，否則所有人都將受到影響。在共和黨的努力下，民主黨進行了妥協，該方案在第二次國會討論時才得以通過。民主黨上臺執政后，歷史再次重演。為了應對近乎失控的金融危機，2009年2月13日，奧巴馬強力敦促國會對總額為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方案進行表決。盡管眾議院以246票對183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該方案，但沒有一位共和黨議員在表決中投票支持。由此可見，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微妙制衡牽制了救市的進程，兩黨在救市過程中不忘攫取更大的利益，失去拯救危機的最佳時機，大大削弱了救市效果，也增加了拯救危機的成本。

　　兩黨的救助政策助長了金融大鱷的貪欲。美國是金融危機的發源地，也是危機最嚴重的地區之一，美國的救市方案是向瀕臨破產的企業注資。2008年11月，美國金融巨頭花旗銀行股票連續多個交易日下挫，市值不及2006年時2740億美元的1/10。花旗告急，美國政府立即選擇了直接介入的方法救助，為其債務提供擔保。同時，布什政府還從7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中撥出200億美元用于購買花旗的股份。2009年2月，在奧巴馬簽署經濟刺激計劃之際，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呼吁政府將銀行國有化，以便解決金融系統的問題和使信貸再次流通。然而，美國政府救市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至少短期內效果并不明顯，還出現了一些負面的情況。向花旗銀行注資，花旗銀行反而鬧分家。更令美國民眾氣憤的是，華爾街的高層拿到政府的資金，不去拯救企業的危機，卻將納稅人的錢裝入私囊。這種做法嚴重違背了政府注資的初衷，損害了美國民眾對這項挽救金融危機政策的信心和信任。但是，由于金融資本在美國選舉中的重要影響，兩黨都不會坐視金融業陷入危機而不顧，對華爾街高管的貪婪也只能從道德層面予以譴責。

　　二、金融危機惡化資本主義政黨的執政環境

　　“馬克思主義認為，政黨本質上是特定階級利益的集中代表者，是特定階級政治力量中的領導力量，是由各階級的政治中堅分子為了奪取或鞏固國家政治權力而組成的政治組織。”[4]政黨上臺執政后，必然通過領導和掌握國家政權來貫徹實現黨的政綱和政策，使自己所代表的階級或階層、集團的意志變為國家意志，這是政黨政治的核心。然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多國經濟放緩，引發深刻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在這種背景下，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面臨種種壓力，貫徹黨綱和實施政策的執政環境變得日益復雜。

　　(一)作為執政基礎的經濟社會環境惡化

　　由于美國銀行業違規操作嚴重，次貸危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金融危機，使美國很多銀行、財團和企業破產。作為世界第一經濟體和全球金融帝國，美國爆發危機則全世界都難以幸免。全球金融危機拖累世界經濟，各國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呈集中爆發之勢，社會動蕩不安，執政黨維護社會穩定難度加大。

　　在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各國經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不僅令始作俑者自食其果，還使其他國家深受其害。一是美國經濟實力受到削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銀行體系和整個金融業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大量金融企業破產，特別是一些規模巨大的投資銀行轟然倒閉，極大地遏制了美國金融業在國內外的擴張，而美國政府為了救助瀕臨破產的金融企業，也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擔。二是歐洲全面爆發債務危機。長期以來，歐洲各國以高額的財政支出維持不切實際的高工資、高福利，造成政府財政負擔過重，金融危機爆發后，歐洲各國紛紛發行國債，出臺“經濟刺激”計劃，這進一步加劇了政府的債務負擔。2009年末，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下調了希臘主權評級，投資者拋售希臘國債，導致希臘陷入債務危機，在市場情緒帶動下，歐洲債務危機全面爆發。三是日本經濟遭到重創。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而日本在這次蕭條當中所受的沖擊更大，因為日本向美國出口的耐用消費品數量極大。

　　經濟低迷直接影響民生，導致民眾抗議示威活動此起彼伏。這種社會動蕩不僅發生在歐美等發達和中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出現在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悲觀失望情緒蔓延。危機損及民眾切身利益，多國失業率大幅上升。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形勢報告，2009年全球失業率達6.6%，失業人數為2700萬人。[5]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特別是就業前景，使民眾對未來的不安全感上升。二是大規模社會抗議活動此起彼伏。2009年，法國、拉脫維亞、立陶宛、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和俄羅斯等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其他國家的罷工、抗議活動也呈多發趨勢，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三是暴力犯罪事件增多。在各國的“占領運動”中，不少示威者以暴力行為發泄心中不滿，他們的游行還時常與警方發生沖突，導致暴力升級。此外，東歐、東南亞、非洲等一些國家的民眾也訴諸暴力表達不滿，犯罪活動呈上升態勢，危害社會治安。

　　(二)執政黨在各種選舉中頻頻失利

　　金融危機迅速席卷全球，公司企業和個人持有的資產嚴重縮水，政府債務飆升，普通家庭只能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在經歷艱難經濟生活的同時，許多選民將怨氣撒向執政黨，不少資本主義國家執政黨在議會選舉或總統選舉中失利，危及甚至喪失執政地位。

　　美國執政黨在各種選舉中接連失利。2008年10月，正當金融危機在美國多個行業肆虐之時，總統選舉大戰正酣。盡管布什領導的共和黨連續兩次入主白宮，但共和黨坐視華爾街面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而無所作為，致使選民紛紛倒戈。民調顯示，47%的選民將經濟問題歸咎于共和黨，只有24%的選民怪罪民主黨。結果如人所料，執政的共和黨輸掉總統大選，民主黨高票上臺，并在參議院改選中取得明顯優勢。然而，在民主黨贏得白宮2年之后，選民對美國深陷經濟困境的焦慮，以及對奧巴馬政府的不滿，點燃了共和黨在眾議院改選的勝利火焰，執政的民主黨在中期選舉(議會選舉)中再度失利。

　　英國工黨在各種選舉中連續敗北。自2007年北巖銀行危機以來，執政的英國工黨使盡渾身解數救市、救經濟、救工黨。從北巖銀行的國有化到政府參股注資瀕臨破產的銀行，從召開倫敦G20峰會到宣布“2010年預算計劃”，都表明工黨試圖為這次金融危機在國內造成的影響負責。工黨救市、救經濟的思路是“控制赤字，加大投資，削減開削，政府干預，銀行監管”。然而，選民對工黨的努力并不買賬，工黨在國內外的選舉中接連敗北。2009年6月7日，英國工黨在歐洲議會選舉中慘敗，得票數落后于英國保守黨和英國獨立黨。2010年5月6日，工黨在英國下議院選舉中失敗，結束了13年的執政期，再度淪為在野黨。

　　日本執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失敗。金融危機重創了日本經濟，日本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迅速出現戰后少有的急劇下滑態勢。2008年和2009年，日本GDP增長率分別為-1.0%和-5.5%，出現了戰后最嚴重的衰退。盡管執政的自民黨政府在2008年8月、10月和12月先后采取了被稱為“三級火箭助推”的“緊急綜合對策”、“生活對策”和“緊急經濟對策”措施，但依然未能在選民那里獲得加分。在2009年8月的眾議院大選中，自民黨敗在民主黨手下，黯然下臺。然而，在金融危機的陰霾下，上臺執政的民主黨和國民新黨聯盟也未能幸免。2010年7月12日，日本執政聯盟在參議院選舉中失利，在野黨贏得了參議院過半數議席。

　　三、金融危機影響西方政黨參與政治的方式

　　政治參與是一定的政治主體從事政治的活動，是政治文明進程的一個重要變量。政治參與的一般意義是“普通的公民通過各種方式參加政治生活，并影響政治體系的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和政策過程的行為”，[4]而政黨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方式是執政、議政、參與政治選舉和組建政府等。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資本主義政黨參與政治活動的方式和內容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執政黨竭力應對國內危機

　　治國理政是執政黨對國家事務的管理，這次金融危機來勢兇猛，波及范圍極廣，多米諾骨牌效應讓許多國家對金融危機的降臨措手不及，執政能力面臨重大考驗。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資本主義各國執政黨紛紛出臺各種措施，拯救國家經濟，挽回國民信心。

　　出臺反危機政策和措施，提振經濟。為了刺激經濟，阻止經濟進一步衰退，各國執政黨采取多種應對之策：一是投入巨資拯救大型金融機構，確保經濟穩定。美聯儲自2007年底開始，通過公開拍賣等市場操作對中小型銀行進行救助。美國財政部在2008年9月推出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不但迅速接管了美國國際集團、房利美和房地美，還對各大金融機構如花旗集團、美國銀行、摩根大通等斥資上千億美元購買其短期債務和“有毒資產”。二是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美國民主黨政府出臺了7870億美元的“經濟復興與再投資計劃”，預計將創造350萬個工作崗位。澳大利亞工黨政府推出總額420億澳元的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大部分資金用于固定資產投資。三是減輕國民負擔，緩和社會不滿。在美國政府700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投資中，有1900億美元用于支持失業救濟、醫療補助、食品券以及其他福利項目。

　　加強社會應急處置，力保社會穩定。多數執政黨重視金融危機敏感期的社會穩定，一方面加強社會管控，引導社會輿論，防止民眾情緒失控。許多國家注意采取行政與司法措施，甚至武力打壓，逮捕和起訴有關違法人員，防止社會形勢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加強了與工會、社會各階層的溝通對話，謀求彌合分歧。

　　加強內部團結，化解政治壓力。在危機面前，多數執政黨或聯盟強調加強內部團結，為執政黨施政護航，如埃及民族民主黨會同政府與各大企業和銀行進行溝通和協商，推出一系列出口和貿易行業的緊急措施。同時，一些執政黨也對反對黨作出必要的妥協，如加拿大保守黨政府積極吸納反對黨建議，承諾減稅、加大政府投入以及定期向反對黨匯報預算執行情況，暫時平息了三大反對黨聯合抵制政府的政治危機。

　　(二)在野黨抓住機遇攪動國內政壇

　　盡管資本主義各國執政黨出臺了種種應對危機的措施，但由于全球市場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投資者信心不足、民眾消費水平急劇下降，令不少執政黨的反危機成效不甚理想。一些執政黨一再加大反危機力度致使政策工具捉襟見肘、政府債臺高筑，顧此失彼之勢漸露。各國在野黨或反對黨紛紛借機發難，利用議會舞臺、壓力集團、社會媒體和街頭政治對執政黨發起攻勢，煽動民眾向執政黨及其政府施壓，導致議會主導權易手，甚至出現政權更迭。

　　利用國內問題向執政黨施壓。通常情況下，經濟形勢良好有利于執政黨，經濟形勢惡劣則有利于在野黨。金融危機之后，不少國家的反對黨借機發難，挑戰執政黨權威。英、法、加拿大、希臘、俄羅斯、拉托維亞、保加利亞等國在野黨，圍繞危機責任、救市舉措、經濟刺激計劃等議題，在議會內外展開激辯。多數反對黨強調要追究執政黨的責任，或要求舉行信任表決，圖謀彈劾政府;或要求提前舉行大選。加拿大三大反對黨結成聯盟，向議會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保加利亞反對黨向議會多次提交了對政府的不信任案，理由是政府采取的應對措施不僅沒能使保加利亞走出危機，反而使情況惡化。日本民主黨、智利反對黨聯盟、捷克社民黨等國在野黨抓住各自國家民眾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和對政策的不滿，高調渲染本黨主張，向執政黨施加壓力。

　　利用民眾不滿搶奪議會席位。在任何國家，經濟都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議題，因為經濟事關國計民生，民眾總是拿經濟表現來評判政府績效。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少國家的反對黨利用民眾對執政黨的不滿，加快在議會中擴張的步伐。在2010年的美國中期選舉中，共和黨以壓倒多數奪回對國會眾議院的控制權，還贏得了超過一半的州長職位。2011年5月22日，塞浦路斯主要反對黨民主大會黨贏得了議會選舉。2012年7月9日，墨西哥反對黨革命制度黨在參眾兩院選舉中均取得勝利。當然，由于美國、塞浦路斯和墨西哥都是總統制國家，議會選舉的結果并不導致政府更迭，只是議席的分配發生相應變化。雖然執政黨的根基在議會選舉后勉強得以維持，但反對黨力量上升勢必給執政黨的政策實施增加難度。

　　利用執政黨頹勢更迭政權。民生問題令許多國家的執政黨疲于奔命，反對黨則利用執政黨頹勢逼其交權下野。除了美國、英國和日本的政權在大選后易主外，還有不少國家的執政黨在金融危機的風暴中退出政權核心。2008年11月8日，新西蘭反對黨國家黨在議會選舉中擊敗執政的工黨，贏得政府組閣權。2009年10月4日，希臘反對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贏得希臘大選，組建新一屆政府。2011年5月26日，愛爾蘭執政黨共和黨遭遇歷史上最慘重失敗，最大反對黨統一黨與工黨聯合執政。2011年6月5日，葡萄牙最大在野黨社會民主黨得益于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民眾不滿情緒，重挫執政的社會黨，組建新一屆政府。2011年9月15日，丹麥反對派聯盟贏得議會選舉，取得組閣權。2011年11月20日，西班牙反對派人民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壓倒性勝利。2012年5月6日，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后，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淪為在野黨。

　　四、金融危機沖擊資本主義政黨制度

　　政黨制度是一個國家關于政黨結構及其活動規范的總稱。從狹義角度看，政黨制度指政黨自身的意識形態、政治綱領、組織原則、組織體系、活動方式等如何在相互影響的制度規范內發揮作用。從廣義角度看，政黨制度指一國主要政黨的數量，即一黨制、兩黨制、多黨制，或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3]國際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執政黨面臨空前的壓力和挑戰，使資本主義政黨制度產生了一系列新變化。

　　(一)政黨自身的新變化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政黨政治開始出現“向中間靠攏”的趨勢。在這次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沖擊下，西方政黨政治雖然延續了這一趨勢，但也出現了很多值得關注的新變化，一些看似矛盾的動向反映了資本主義政黨制度在金融危機之后的探索與調適。

　　意識形態呈現“向左轉與向右轉”并行的趨勢。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背景下，一些歐洲國家難以支撐高福利的國家體系，移民問題凸顯為嚴重的社會矛盾，右翼借機壯大自己的勢力。從丹麥自由黨到更好匈牙利運動，從瑞典民主黨與真正芬蘭人黨到斯洛伐克國家黨和法國國民陣線，再到德國國家民主黨，歐洲右翼邊緣政黨在國家和地方議會中占據了眾多席位。與此同時，歐洲政壇出現了一些左轉跡象。在2012年3月舉行的斯洛伐克議會選舉中，左翼的方向黨獲得議會半數以上席位。4月27日，羅馬尼亞中右翼內閣倒臺，左翼的社會民主黨主席維克多·蓬塔受命組閣。在法國總統選舉中，左翼社會黨候選人奧朗德也贏得了大選。

　　執政理念以中右路線為主流。歐洲國家傳統上由左翼和右翼政黨輪流執政，但在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以及經濟衰退的壓力之下，歐洲各國的執政黨，無論左翼還是右翼，大多采取了救市措施，紛紛制定增收減支、大幅削減公共赤字的財政計劃，采取了降低福利水平、延長退休年齡、減少教育投入等偏右的社會政策，期望借此恢復財政健康，促進經濟平穩復蘇。然而，歐洲各國民眾對此普遍不滿，各國執政黨支持率因此全線下跌，而奉行“中庸”之道的中右政黨的執政理念在歐洲獲得了更多的認可。中右路線受到歡迎的原因是右翼政黨向中間靠攏，在醫療福利、環境保護等問題上采納了原屬于左翼政黨的一些立場。

　　技術官僚當政救國。愈演愈烈的債務危機將“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推上了風口浪尖，也讓技術型官僚頗受青睞。首個因債務危機下臺的是愛爾蘭前總理布賴恩·考恩。2011年3月9日，教師出身的統一黨領導人恩達·肯尼成為愛爾蘭新總理。同月，葡萄牙總理蘇格拉底因經濟緊縮計劃遭到議會否決而辭去總理職務，經濟學家佩德羅·帕索斯·科埃略擔任新一屆政府總理。11月6日，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同意下臺，經濟學家、歐洲央行前副總裁盧卡斯·帕帕季莫斯出任總理。11月12日，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遞交辭呈，經濟學家馬里奧·蒙蒂任政府總理，組建了由銀行家、外交官和企業高管構成的“技術型內閣”。11月20日，著名法學家拉霍伊領導的西班牙反對黨人民黨以壓倒性優勢贏得議會選舉，拉霍伊就任首相。

　　(二)政黨制度的新變化

　　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是資本主義國家政黨進行合法社會政治活動的規則、程序和方式。按照輪流執政的政黨的數目，通常把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劃分為兩黨制、多黨制和一黨制。[4]自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先后舉行了總統、議會和地方選舉，不少深陷危機的執政黨在選舉中失利或以其他方式被迫下臺，而這一切正在悄然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制度。

　　美英資本主義兩黨制遭遇挑戰。美國和英國是兩黨制國家的典型代表，但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堪稱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英兩國的兩黨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金融危機之后，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對兩黨政治表示不滿。據《華爾街日報》評論，美國中期選舉結果顯示，多達四成的選民認同茶黨，這足以改變美國的政治環境。茶黨能否長久存在姑且不論，但它確實鼓舞了那些挑戰兩黨制的人，給美國兩黨制造成不小的沖擊。再來看英國，2010年大選使英國出現了36年來的首個“懸浮議會”，保守黨被迫與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這是自1945年以來的首個聯合政府，在現實中打破了兩黨輪流執政的格局。

　　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多黨制受到沖擊。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不少歐洲國家的主流政黨在選舉中“失寵”。例如，愛爾蘭共和黨長期主導著該國的政治走向，并帶領愛爾蘭從歐洲一個貧困國家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在2011年的選舉中，愛爾蘭共和黨卻慘遭選民的拋棄。由于主流政黨面臨諸多困境，一些邊緣性政黨的作用日益凸顯。在2011年的選舉中，具有疑歐情緒的真正芬蘭人黨成為芬蘭第三大黨;以吹捧民粹主義和反移民聞名的荷蘭新自由黨成為議會二院第三大黨，使得主流政黨紛紛對其大獻殷勤;對外來移民持敵視態度的瑞典極右翼政黨民主黨首次取得進入議會的資格。主流政黨邊緣化和邊緣性政黨主流化嚴重沖擊了歐洲政黨體系和原有的多黨制政黨制度，政黨聯盟逐漸增多，不少執政聯盟中的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相去甚遠，只是為了執政而聯合在一起。[6]

　　現實再一次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理論的正確性。西方政黨政治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集中體現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并推動或阻礙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政治的反作用更多地體現為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即促使金融危機爆發。不僅如此，歷史表明，每一次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都會對世界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從1929―1933年間的大蕭條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莫不如此。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同樣值得關注。盡管這次危機從發生到現在的時間并不太長，但它對世界各國政黨政治的影響和沖擊是全面而深遠的。

　　中國依靠穩健的銀行與貨幣體系以及大規模的外匯儲備，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但金融危機對中國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了嚴峻而深刻的挑戰。在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打擊了“市場萬能”的理念，使美國式新自由主義模式和新自由主義思潮受到質疑和批評，放任市場和削減社會福利的主張失去了市場，重視國家作用、保障社會福利、維護歐洲模式的主張重新受到關注。金融危機也觸發了不同政黨關于發展模式及其發展的理論、思潮乃至國際秩序與體制之爭。眾多主流政黨深刻反思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批判美國模式和新自由主義理論，呼吁改革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乃至重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和考驗，資產階級政黨作出了各種探索和調適。總結它們的經驗教訓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加強治國理政與自身建設的科學發展有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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